多年来对宗教有一种虔诚的心态，很严肃的探寻过自己心灵的皈依。佛教和基督教对自己影响较多，但是始终没有翻过心灵理性的篱笆，真正投入信仰的境界。青年时代，我最欣赏的哲人是尼采，尼采“打到上帝”的呐喊自己做价值立法者的自信深深折服了我；然后对我世界观产生巨大影响的是萨特和加缪，那种对自由的绝对表述和生命的自我承担，以及对生存的荒诞体验基本构成了我的价值谱系。整个青年时代，坦率的讲，对信仰意义上的宗教毫无认同，当然，一直对哲学和良知意义上的宗教抱有好感。最近十来年有一股强大的呼唤来自内心深处，试图寻找上帝。少年骄狂似乎已经飘逝，但是在信仰层面上，上帝似乎从来没有击穿我的怀疑，通往上帝的大门对我一直紧闭。一次在成都听牧师讲经，耶稣如何为了有罪的众生而牺牲了自己无辜的生命，如何放弃世俗的目标而追求众生精神的救赎，一时感动，如此伟大的行止怎么能不让人肃然起敬？！感动之后随即反思，这不是一种英雄行为吗？作为一种英雄行为这同儒家舍身取义杀生成仁的价值观有何区别？这同佛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义有何区别？！如果不能解释这种不同，我们又怎么能仅仅信仰基督？最近一次在我家举行的小范围交流彻底打消了我的皈依基督的信仰冲动，结束了绵延十来年的精神旅途。美国回来的台湾牧师口才不错，把圣经故事解读得很好，尤其是同穆斯林的渊源，把以色列复国作为最大的神迹听来也不无想象力。但给我的感受相反是基督教没有理由成为具有排他性的那种信仰。而且那些神神叨叨的什么驱鬼之说更是原始宗教信仰共同的痕迹。我开始明白，达尔文的进化论可能是解释世界秩序的科学观，而信仰，以宗教形式出现的信仰是人类尤其是古代人类维系生存发展的一种“经纬”或者纲常，在维系国家社会秩序的意义上，它的作用相似于国家机器而又更根本，更悠久，后者是以强力对社会外部行为进行规范，而宗教则构成一种内心的原则和价值，从心灵上给人寄托和规则。在维系社会良性存续的意义上，宗教和国家机器有相似的目标，但是，宗教的起点和指向都比世俗权力深远，它更多的基于全人类意义的真善美，是普世普适的一种力量，因此它经常可能站在世俗权力的对立面，成为相辅相成而又制约世俗权力的一极，而在变革年代对宗教教义的重新阐释甚至导致**的爆发。我知道我终于不会放弃自我，然后皈依特定信仰。我重新梳理自己的思维，自己认为给了自己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在人类规范的意义上需要的价值准则就是康德的道德律令，这个基于假设和经验的、由无数智者和哲人的表达以及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构成的人类共同利益、根本利益上的行为规范就是上帝，就是佛陀，就是穆罕默德，也就是哲学家康德的绝对命令。这解释了从哲学而不是迷信角度考察，这三个主流宗教为何具有非常相似的价值谱系。在真善美这样绝对命令的最深价值层次，几大宗教都殊途同归。而神学则是包裹理绝对命令的厚重外衣，这个外衣只有具有神性、具有法力、具有惩戒能量才可能巩固人类的道德法则，而仪式、法场都是温习、强化人类对绝对命令的认知。用神性的形式把哲学的绝对命令变为信仰对于人类的成长似乎也是必要的，不过当宗教信仰从神性的法力来拱卫终极价值的时候，神性的力量也可能异化为世俗利益的工具，从而导致迫害，或者以世俗政权同流合污。如果告别上帝，人类重建价值谱系很容易导致巨大的灾难。二十世纪中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两次重建价值秩序的唯意志实践，这种放大尼采哲学偏执面的新立法对上帝的背叛带有明显的极端色彩，对人类千年文化积淀的经验和传统完全捣毁。 告别上帝，就意味着我们无所依凭。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需要精神家园，需要仪式。因为信仰，我们才感觉自己不是迷途的羔羊。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讲需要这样的信仰，不管是皈依基督，还是佛陀。这是我们个体接通人类共同良知的桥梁，是自己不再孤独漂泊的家园。 对于我而言，在有了上述思考之后永远放弃了对于特定宗教的皈依，我会觉得我是基督徒，也是佛教徒，我不会再因为自己是基督徒而掩饰对佛教的尊崇，或者是佛教徒而不敢心仪基督，因为他们都是伟大的人类精神价值的立法者，沉淀了无数智者、先知、哲人的血液，凝聚芸芸众生的经验传统，还将融合当代以及未来人类的新探索，它的绝对命令的神性亘古绵延、永不停息、普适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