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副校长说了什么，姚千岁突然对我发问，所有人都看着我，包括镜头。我一头雾水地“啊”了一下，此处是第二声。
姚千岁将问题重复一遍：“吕钦扬同学，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感到后悔？”当时我就震惊了！这他妈算是什么垃圾问题？你又不是没看过我那封情书，写得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引人沉思，都发誓这辈子非凌一尧不娶了，你现在他妈的问我后不后悔？我他妈只是以大局为重，配合你演一场杀鸡儆猴的戏而已，你还真把我当冤大头了？我就算真的后悔了，不可能当众说出来啊，否则以后还怎么混？面对那黑洞洞的镜头，不，那不只一个镜头，那是数千双眼睛，我作出一个重大而深远的决定———我盯着镜头，说：“我不后悔。”
那天傍晚的天气非常好，走出学校演播室，西边铺天盖地的一大片火烧云，我的白衬衫都被映得红彤彤的。各个班级刚好下课，学生们像出栏的猪一样涌出教室直奔餐厅，许多认识或者不认识我的人冲着我打招呼，连年轻的男女老师都意味深长地对我哼笑。
经过凌一尧所在的班级，几个女生拿着饭盒走出来，其中一个便是凌一尧，她抬头看见我，立即像见了鬼似的退了回去。其他女生起哄起来，悠长的“噢哟”在走廊里回荡着。我这样一个阿Q，经历此生最为辉煌的时刻，迈出的每一步都像踩在软绵绵的云端，仿佛自己是一个凯旋的盖世英雄。
我为一时的倔强付出巨大的代价———惩罚等级由警告升级为记过，礼拜一全校晨会，别人都在聆听领导训话，而我在冲洗操场角落那个简陋又瘟臭的厕所。冲完厕所以后，我淡定地走过队列前面的那条煤渣路，手里的铁皮桶吱呀吱呀地响着，相当拉轰。
这些举动相当幼稚，用现在的话概括这是在“作死”，但它们在当时足以让我成为全校的三大奇葩之一。更悲剧的是，入榜的是我的两个死党，“大乔”和“子石”。我之所以鼓起勇气给凌一尧写情书，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和这两个**打赌了，他们说如果我追到凌一尧，他们就在校园里裸奔一圈。
当时周杰伦才出道，大乔就果断成为铁粉，一曲《爱在西元前》日夜哼唱，最终进入全校文艺汇演的名单。然而，正式演出那天他当着数千师生的面公然忘词。他悲愤下台后并未气馁，而是继续苦练这首歌，两天以后的傍晚，他偷偷翻窗进入学校总控室，对着麦克风重新清唱一遍《爱在西元前》，那销魂的歌声传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子石名叫蒋慧东。他去泡隔壁职高的一个妹子，几个地痞们带着自家车床磨出的砍刀来战，他舞着泔水老汉的扁担，光着膀子把对方揍得满地找牙，连学校保安都没敢过问。但就是这样一个群架王，晚自习时突发奇想，挖了一坨清凉油抹在JJ上，试图达到“头悬梁锥刺股”的功效，最后他的嚎叫响彻整个教学区，从此再也没人记得他的神勇。我不知道大家如何评价的，因为我的氪金狗耳早已阵亡。之所以重点这两位仁兄，是因为他们俩正在看这个直播故事，他们希望我多褒少贬，不要破坏他们的伟岸形象，但我选择站在真相这一边。随后很长时间里，我都不太好意思和凌一尧走得太近，因为总有**在旁边“矮油”“噢哟”。子石和大乔不遗余力地耍宝，烘托我的形象，而我感觉这样太小丑了，但一抬头我看见凌一尧嘴角的笑，一下子发现自己非常愿意当这个小丑。在那个年龄，无论无意的出糗还是有意的献丑，只要能博取那个人的一笑，便会欣喜若狂。而多年以后，这样的快乐已然灭绝。

运动会之后没多久，凌一尧偷偷塞给我一张字条，她说：“如果你能够考到本科，高考结束以后咱们就假装在一起，气死姚千岁！”
子石和大乔很快发现我的不正常，因为我很少搭理他们俩，整天埋在教室里学习，有点“不合群”了。他们俩试图拯救我于水火之中，但研究许久都未果，直到看见我与凌一尧在教学楼走廊里相视一笑，他们才若有所悟。
于是，我被驱逐出三大奇葩的队列。其实没有了我，他们俩照样可以玩得很嗨，譬如用煤渣块狙击操场上接吻的小情侣。整个高三，我们都保守着这个秘密，两人即便在校园里迎面走过，也从来不打一声招呼。但我看见她浅浅的笑意，我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双拳握得指甲嵌入掌心。偶尔旁边没人的时候，我会自言自语地把她的姓名说出来，然后像一只疯猴子似的狂奔乱跳，那真是一件快乐到极点的事情。凌一尧，我喜欢你呀！喜欢得恨不得在教学楼里裸奔，恨不得在操场上打滚，恨不得冲进校长办公室尖叫！那一年的高考，全省数学平均分68分，我只考了38分，总分离本科线还差9分！填报志愿那天，我和凌一尧在美术考生画室旁边的天台上聊天，我非常沮丧地告诉她，我没能达到本科线，她不用兑现当初的约定了，但凌一尧抿着嘴巴摇头，笑盈盈的样子。她说：“只要你努力过就行了呀。”我愣了一下，不太明白她的意思。她再对我眨巴眼睛，我这时候才猛然顿悟，开心得手舞足蹈起来，而她甩着小手直打我，叫我“不要发癫”。这是她的一个口头禅，每当我或者她的朋友开心得失态，她就会很温和地笑着，在后面提醒“哎呀，不要发癫啦！”对我而言，这个分数只适合报大专，而具体哪个学校哪个专业都是无所谓，当前要务是离凌一尧近一些，于是我和她一起去了六朝古都。我们的学校不在同一个区，但坐车也就半个小时路程，平时见面还不是难事。大一的课程比较少，凌一尧突然提出来要去勤工俭学，我问她准备干点什么，她提出来的想法毫无创意，什么饭店接待，发传单，卖电话卡。
我问她“你知道我爷爷干嘛的么？”她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国庆节回家，我把他的传家宝带来，到时候你就看着吧，我小学就做他的学徒了。国庆节之后，我们在大学城摆起爆米花的小摊位，摇啊摇，摇啊摇，砰！那天爆米花很好卖，特别是凌一尧心惊胆战地摇着那个摇把，就有许多人过来围观，毕竟女孩子做这个太新鲜了。不过第二天傍晚就有人把我们赶走了，因为附近停了车子，一声炸响之后就有警报器鬼叫，涉嫌扰民。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开心，晚上去看半价电影，柜台问我们要不要爆米花，我和凌一尧傻呵呵地笑。
她曾经说:“如果哪天我们想要分开了，就想一想曾经一起在街头卖爆米花的日子。”
现在我正在想，你呢？

情人节那天，我和凌一尧在外面约会，经过一家婚纱店，她就把小脸贴在玻璃橱窗上看，她说“以后咱们结婚的话，就租这件婚纱走红地毯，怎样？”我得瑟地说“租什么租，直接买下来收藏就是了！”凌一尧蹲下来看角落里的标价牌，低声说“你至要不吃不喝一年半才能买下来。”我当时就脸红了，不是因为自己高估婚纱的价格，而是因为高估自己的能力。我居然要不吃不喝一年半才能给我的妻子买下婚礼上那件婚纱？说到刚毕业的那段屌丝岁月，心情有些郁闷，还是说点有趣的事情吧。那天我给凌一尧的情人节礼物是一只熊娃娃，四十五块钱。她很开心地放在家里，可是她叔叔家小孩看中那个娃娃，蛮横地抱了回去。凌一尧不好意思说不给，但她第二天坐了俩小时的车回到那个卖娃娃的小店，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直奔她叔叔家，硬是把我送的那只换了回来。我说“两个都一样，干嘛还要换？”她说“我都给那一个取了名字，两个怎么可能一样？”
终于有一天，我决心辞职，离开这种安逸却庸庸碌碌的生活，原因之一是和我一起共事的监理大叔挨揍了。
当时监理有些严格，把施工单位惹毛了，平时称兄道弟的人按住老监理揍，最后甩下一句话:“你们这种垃圾，给脸不要脸，我们看在你们是业主的走狗的份上才丢点骨头给你们，你们还蹬鼻子上脸了？”他们没有为难我，但我被伤到了:我这辈子不可以做一个捡别人残羹冷炙的走狗。原因之二便是凌一尧考研了，我想多赚钱，争取在她研究生毕业时给她一个安稳的家。她读的是本校的研究生，于是我去南京找了工作，三年的同居生活开始了。
房子是凌一尧找的，四十平，月租六百。我们一起购置许多东西，比如简易折叠衣橱，厨具，餐具，以及被褥。凌一尧把两副餐具摆好，脸上满是小妻子般的认真，我躺在床上看着她忙这个忙那个，突然觉得不可思议:我十六七岁时得有多幸运才会得到这样一个小家伙的青睐！
凌一尧有时很像一个孩子，某个周末我去上班，她一个人在家睡到黄昏。我下班回来时她还抱着枕头睡着，我换拖鞋时她睁开眼睛，说:“吕钦扬，我最喜欢看你回家。”我说“噢”“那你什么时候最喜欢我？”我没回答上来，她有些不高兴，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才告诉她“我们并肩站在镜子前一起刷牙的时候我最爱你”

我们那段时间的生活条件很简单，早餐是熬一小锅米粥，一小碟肉松，还有两个煮鸡蛋。我们约定谁先醒谁先去做，但每次都是她先醒，我百思不得其解，她不是那么容易自然醒的人，可是我又从来听不到闹铃声。后来我才知道，她把闹铃调成震动，把手机垫在枕头边缘，这样她就可以早起做饭又不把我吵醒。“白痴，手机会有辐射的啊！”我埋怨道。她说:“我就是喜欢喊你起床吃早饭呀！”她那得瑟的模样，就像幼儿园里得了小红花等待表扬的小朋友。
当时她的手机是大学室友淘汰下来送给她的，摩托罗拉的，开合时都会吱呀吱呀地响，外面的漆都掉了。我工作三个月，她的生日那天，我买了一只小的儿童蛋糕，两个人一起做了几道菜，这个生日就这样勉勉强强过掉了。 晚上，她裹着被子躺在我怀里看电视，我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只盒子递给她，她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我攒钱买的一部夏普翻盖手机。 她盯着那手机看了半天，一句话也不说，我有些纳闷，把她掰过来时才看见她的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我问道：“不喜欢？” 她还是什么话都没讲，直接搂住我的脖子，眼泪直接往我肩膀上擦，后来我才知道，前两天她同学嘲笑她的手机老土，“五十块钱卖给我都不要”，她怕我听了难过，就一直没敢告诉我。
哪怕已经相恋那么多年，凌一尧在我眼里依然是一个雅典娜，集性感，可爱，聪慧，与善良于一身。她穿着睡裙抬起胳膊晾晒衣裳；把我的脸假想成镜子左照右瞧的时候最可爱；她坐在台灯下一边写作业，一边与我讨论自由主义与无*河蟹*主义；她明知道行乞的人是骗子，但路过那些人面前时还是忍不住丢一枚硬币，以求自己良心的安宁。 天气转凉的时候，她开始向同学学习针织，买了毛线照着图册开始鼓捣起来，并且不允许我偷窥她的杰作。然而当作品终于完成，试穿时她才悲催地发现毛衣小了一圈，即使穿上也像猪八戒中了三个菩萨的套索似的。 我被勒得喘不过气，非常无助地看着她，她却气呼呼地拍我的肚子，说：“都怪你！养这么胖！浪费我的心血！” 为了穿上她这件开山之作，我决定努力减肥，当我觉得自己可以穿上那件毛衣，却又错过穿毛衣的季节。再后来，那件毛衣也找不着了，如今，那个为**织毛衣的女孩也不见了。
大乔在镇江工作，而子石在宁波，有一次他们俩一起来南京玩，我们四人一起去吃傣妹。聊天时大乔说漏嘴了，说到当年他们俩和我打赌的事情，凌一尧的脸色顿时一沉，问我：“你追我就只是因为一个赌？” 我吓得脸都白了，因为我记得一些影视剧里这样的事情会导致女生彻底翻脸，大乔和子石也愣住了。 但凌一尧马上又笑起来，对大乔和子石说：“那你们俩说话算数，什么时候裸奔？”
子石赶紧辩解说：“等你们俩结婚了，我们就在婚礼上裸奔，好吧？” “行。”凌一尧愉快地答应。 我觉得非常欣慰，我们家尧尧是一个开得起玩笑的好孩子，但晚上回到家里，她终于收起笑脸，要我好好解释一下那个赌到底什么意思———原来她只是不想在别人面前丢我的面子，但该清算的账一个都跑不掉。 我很遗憾当时没有趁机要大乔和子石兑现诺言，现在他们再也不需要裸奔了。

那个围海工程相当艰苦，与大海斗智斗勇，一边铺路一边通车，潮水一来就得逃命，潮水一退就得抢工期，有时昼潮夜汐冲得猛烈，几天的血汗都白费了。那间房子的租期快到了，房东要一次交满一个季度，而我和凌一尧的八万块共同定期存款还有一个多月。她舍不得放弃利息，问我有没有现金，可我身无分文。刚好有一个堤坝等待合拢，若是潮水来了，豁口会被冲开，而抢堵的时间很有限。业主方为了避免大的损失，许诺谁去把这事操作了，可以现场支付劳务费以及机械台班费，双倍。其实这事的危险并不大，只不过潮水将至，上机操作的人会被困在堤坝上，直到潮水退去。我和另一个小伙子约好一起上了，两个人，两台大型挖掘机。一个多小时左右，豁口堵住了，我想回到岸上，但指挥部不允许，要我们呆在挖掘机上。果然，二十分钟后，潮水铺天盖地漫上来了，把黑色的编织袋堤坝淹没了，刚好把挖掘机的履带淹没一半。我四周都是茫茫的海水，海风卷着浪水往驾驶舱打，像下雨一样。没有方向感，恶心，眩晕。期间，凌一尧发短信问我在干什么，我没敢告诉她我在海水中央，我说外面在下雨，我在打牌。她说:“你不是一向不喜欢打牌吗？”
我说:“玩玩嘛，闲着。”她有点不高兴:“你不要沾惹那些坏习惯。”整整三个小时，潮水才渐渐退下去，我回到指挥部已经反胃得不想吃饭。拿到业主给的两千元现金，我直接开着一辆破摩托车赶往十五公里外的小镇，把钱打了过去。“我把钱打给你了。”我打电话说。“你前天不说没钱么？借的？”我说“是啊”她切地一声，说“你才不会向别人借钱呢，你不会是打牌赢来的吧？”我楞了一下，然后笑:“哈哈，被你发现了。”

凌一尧是一个十足的守财奴，即便她不缺钱，也不舍得在享受消费上花费过多。相处那么多年，她惦记过的名牌东西少之又少，我几乎可以数得过来。她曾经眼巴巴地惦记IPONE4，我打算给她买一部，但她嫌贵不肯要，最后买了一个IPOD。她一手举着IPOD，一手举着那只被时代甩得老远的夏普翻盖，说：“这两个加起来，就是IPONE啦，分工还很明确呢！”
　　我问她：“你干嘛那么节省？”
　　她说：“怕把你花穷了，以后娶不起我。”
　　我又逗她：“如果以后咱们俩不在一起，你不是亏大了吗？”
　　她一边鼓捣着IPOD，一边随口答道：“那更不能乱花了，万一别的女孩大手大脚的，你更娶不起了。我得给你攒着，不能让你打光棍。”
　　她当时只顾着玩游戏，没有多想，可是晚上睡觉睡到半夜，她突然一下子坐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我问她：“你怎么了？”
　　她说：“刚才做梦，梦见你白天和我说的话，你为什么说以后咱们俩不在一起？”
　　我无奈地解释：“我就随口说说而已。”

她把被子往旁边一扯，睡到床的边缘，背对着我，嘀咕道：“以后不许说了，提都不能提。”
凌一尧从未到过海边，她印象中的海滨是蓝天白云软沙滩，海水哗哗地**丫，但我这里是黄海，海水像咖啡一样浑浊，海风达到六七级是起步价。她毕业时曾经想来这里看我，但我没有让她来，只是说我一闲下来就争取回去找她。 我怕破坏她对大海的憧憬，怕她嫌弃我十天半个月不洗澡的邋遢，怕她心疼我的嘴巴因水土不服而长出一圈血痂。这里连一个女性专用的卫生间都没有。她到处找工作，尽管姿态摆得很低，却还是屡屡碰壁。有的单位觉得她的学历过高，生怕她呆得不长久，于是不录用；有的则完全将她视为一个普通的劳力，开出的待遇很低；甚至有人觊觎她的年轻漂亮，作出一些暗示。 而那段时间，我们正在和当地的一拨人开仗，他们带来几辆渣土车堵路，要包揽这里的活儿，叫我们让出便道工程。若是在城市里碰到这种飞扬跋扈的人，我兴许会躲得远远的，宁可吃一点亏也不去招惹，但这次不一样。我要生活，我赚钱，我要像野狗一样咬死所有抢我饭碗的同类。 那场架的参与者大概有四十多人，我们这边是一帮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而对面都是当地的流氓。我们这边的人大都是老实的工人和斯文的技术员，要么不会打架，要么下不去手，非常吃亏。我遭到围殴，后脑被狠狠捶了几拳，整个人都懵了，拎起一块木方就挥舞，完全处于混乱状态。 那个和我一起守堤坝的小伙子被打急了，他满脸鲜血，一边吼着，一边爬上一台轮式挖掘机。油门一加，斗子的钢齿直接拍扁一辆渣土车的驾驶室，这样一个疯狂的举动，终于镇住那帮地痞，也保住我们的便道工程。 事后我才发现，我左手疼得厉害，端不起饭碗。我朋友送我去医院拍片子，虎口骨折并且肌腱撕裂。原本这事我们可以报警，让对方赔偿，甚至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但是一旦如此，那个开挖机的小伙子也可能逃不脱干系。
老板说：“这事就算了吧，医药费我们自己付。” 而左手虎口的伤，虽然差不多治愈了，最终还是留下终生的缺陷，大拇指的反应非常迟钝，握拳执物时总是非常别扭。老板叫我不要去鉴定伤残，直接承诺补贴我五万元，有时，我们对于这个社会而言只是一个小小的工蚁，随时可以是一个牺牲品。凌一尧知道以后在电话里哭，叫我赶快回南京，但我没有听她的，固执地留了下来。我叫她再等我一段时间，只要工程结束，我拿了工资分红和伤残补贴金，就完全有能力娶她回家了。

凌一尧向来是一个非常隐忍的女孩，如果不是沉重得让她无法承受的坏情绪，她都不会轻易向我宣泄，顶多闹一闹小脾气就过去了。她终于找到一份算得上满意的工作，每天一个人上班下班，一个人吃饭睡觉。我从镇上搞来一个无线上网卡，夜晚闲下来时会开车开到一个搜得到信号的堤坝上，和她视频一会儿。她每次都会像约会似的认真对待，梳洗化妆，连小房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由于摄像头和屏幕是两回事，我们轮流看着着镜头，好让对方可以感受被“深情凝望”的滋味。有时我会说：“尧尧，我想要你了。”她说：“来吧。” 然后我们互相抖窗口，这就是相隔数百公里的*河蟹*。有一天，她加班到十点多，往回走时遭到一个变态男人的尾随，无论走得多快，对方都紧随不舍。情急之下，柔弱的她向路边一辆车子求助，司机帮她用远光灯照那个变态，并且大声叱问，那个变态才落荒而逃。 尽管安全脱险，但凌一尧受到很大的惊吓，一整夜都没敢睡觉，她打电话与我吵架，问我到底回不回去。我给出的答案与以往一样，做完这个工程至少能带十七八万回去，只要干完就立即回去。但她不依不饶，两人开始争吵起来。 最后她说了一句狠话：“我今天要是被人强奸了，你带一百万回来又能怎么样？你口口声声说赚钱是为了娶我，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这样的恋爱谈了还有什么用，有你没你都一样，不如分掉算了。” 那天我陷进淤泥潭里差点丢了小命，被人救援上来腰部以下几乎麻木，从小到大从未受过那样的罪，本来就满腹的委屈，被她这样一说，我也忍不住光火了：“分就分！嫌我没出息的是你，现在埋怨我不在身边的又是你，你以为我想背井离乡在这个鬼地方卖命？既然这样，你去找一个富二代好了，不愁没钱花还天天陪着你，只要拔一根毛就能把你娶走！” 她听我这样一吼，顿时被呛住了，电话那头沉默许久以后她才低声地说：“吕钦扬，你以前不是说过么？我是你辛辛苦苦追来的，几千双眼睛见证的。。。” 她说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带着哭腔挂了电话。 而我一下子醒悟过来———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曾经说过，“你是我辛辛苦苦追来的，几千双眼睛见证的，以后只有你甩我，没有我甩你。即使你哪天说了分手，我也不会答应。” 原来她一直都记在心里。

当我年底离开海边，那场异地恋已经持续长达九个多月。这九个月里，我们一个在风急浪高的海边，一个在节奏匆忙的城市，过着完全迥异的生活。我提着行李包从车站里走出来，城市的喧嚣让我觉得无所适从，就像一个流放雪山多年的野人。 一看见我，凌一尧的眼圈就红了，她扑上来一把抱住我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在好奇地看着，仿佛我们是偶像剧的男女主角。当我走过一面镜子，无意中往里瞥了一眼，这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我穿着一件我自以为还算干净的军大衣，面部被海风和紫外线弄得又黑又粗糙，头发不自然地翘着，仅仅在路上耽误两天就长出青色的胡渣，完全是一个年轻农民工的形象。而我身边的凌一尧，衣着细致，身材窈窕，化着几乎看不出来的裸妆，完全是一个漂亮得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的都市女孩。不知道怎么的，她挽我胳膊时，我不自觉地往旁边避让，总是不习惯这样的亲昵。她很快感受到我的疏远，也不再勉强，打车时我们坐在后排，每人坐一边，互相不说话。她带我去买衣服，然后一起去宾馆开房，我洗澡时她帮我搓背，两人赤裸相对时我才告诉她，刚才我突然涌起一阵自卑感。凌一尧努力地搓我身上的尘垢，摸到我后背那条不慎被钢钎剌出来的狰狞伤疤，她用手指轻轻触碰着，许久都没有说话。“早知道是这样，死也不会让你去那里。”她说。我却非常希望她看到我的成就，我洋洋得意地告诉她，我已经和那个公司的领导处得很好，年后可能要被派去乌鲁木齐负责一个项目，年薪十五万。然后我自顾自地描述一个美好的未来，要考一级建造师，要赚更多的钱，要积累更多的经验和人脉，以后还要自己拉工程队单干。但凌一尧对此并不感兴趣，而她是我唯一在乎的听众。那天我们*河蟹*了，我不记得久别重逢时的具体细节，只记得她突然狠狠地咬住我的肩膀，像被夺食的猫一样死死地咬住。我疼得连头皮都麻了，却没有反抗，我知道她心里堵着许多情绪不知如何表达。那两排细细的齿痕至今未消，一直烙在我的左肩，有时我怀疑它是一个诅咒，如影随行，一直延续到我彻底忘记她的那天。
不知道为什么，以往二十五六年，我一向是文艺小青年，但在海边呆了大半年以后，我突然怎么也变不回来了。即便我穿着体面的衣裳，做了好的发型，但几天以后衣裳皱巴巴了，发型也乱糟糟了。我觉得自己像一张被烫皱的透明糖纸，再也熨不平了。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回到正常的人类文明社会，我才发现自己的肤色与周围的同龄人明显区分开来。为了恢复原先的肤色，我买了各种牌子的美白护肤品，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都要用一遍，甚至在堂妹的指导下学习使用面膜。可是，海边滩涂的紫外线辐射比城市高出数倍，咸海风侵袭下的肌肤就像风腊肉一样，那些措施几乎不起一点作用。我之所以那么焦躁，是因为她的父母又在给她介绍对象，我年底必须去拜会一趟，让他们认可我这个女婿。当我把内心的忧虑告诉凌一尧，她毫不在乎地安慰道：“没事的呀，我就说你是为了养我才去闯的，他们不会为难你的。”她这样一说，我才稍微安心下来，但事实证明，我此生做的最失败的事情，就是将那么重要的拜会搞砸。

大年二十七夜，我拎着几瓶天之蓝登门拜访，虽然她父母很热情，但我总觉得那更多是一种客套。吃饭时她爸爸问到我的学历，职业，以及家庭，我敢肯定这些问题他已经在凌一尧面前问一遍，只是想要我亲口重新给一次答案。这种技巧性的拷问让我非常不自在，但还是毕恭毕敬地回答：我大专毕业，现在做工程，家离市区还有十几公里，父母都是种植花木的农民。她爸爸说做工程赚钱，现在农村人日子过得挺好，她妈妈一直没有表态，只是叫我喝酒吃菜。酒一喝多，我就觉得自己的口风有点把不严了，于是忍住少开口，而她妈妈这个时候提及我这有碍观瞻的肤色。我的心里堵得慌，满是委屈，又不敢反驳，生怕酒劲之下言多必失。凌一尧跑回房间，拿来我以前的照片，解释说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她爸爸则打圆场说年轻人不怕吃苦很难得，又不是天生黝黑。那原本只是一次不太完美的拜会，但下楼的时候，遇到的一件事情让这次拜会变得非常糟糕。我离开时他们送我到楼下，刚好小区里有邻居远远地打招呼，她父母都一起过去握手闲聊，凌一尧和我在原地聊天。但她妈妈很快也把凌一尧招呼过去，向对方介绍这是自家闺女，研究生毕业，在哪里哪里工作。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邻居那边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皮肤白皙，一身的书生气。凌一尧在父母的指引下叫伯伯，叫婶婶，接受夸奖时礼貌地笑，不时地回头望我一眼。我看着一辆电动车后视镜里的自己，皮肤黝黑，加上酒后的模样，完全不是我自己能接受的模样。我在那里傻傻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最后我还是带着一身酒气，沿着墙角自个儿晃了出去。
凌一尧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出租车里往回走，她问我为什么不辞而别，我呵呵地冷笑。我不敢对她父母表达内心的不满，只能把气撒在她的身上，我故意用冷漠的态度让她内疚，让她知道我不是没有尊严。可我偏偏忘了，那个愿意一边抹眼泪一边默默被我肆意伤害的凌一尧，正是那个唯一在乎我情绪的人。别人都只在意我飞得有多高，飞得有多远，只有她在意我飞得累不累，也只有她希望我停下来歇一歇。可惜，我这样一个**，最擅长的就是伤害身边最亲近的人。

她的父亲约我在一家茶座见面，我并不知道他要聊什么，但还是努力做了准备，争取让他明白我对凌一尧的感情。
但我坐到他面前，才发现我根本没有为自己辩护和自荐的机会，她父亲几句话就将我堵得死死的。他说:“这段时间我虽然没有过问你们的事情，但我也看得出来，你和尧尧处得不好，她经常躲在房间里哭，不吃饭，两个人连相处都不好，还怎么一起生活？”他又说:“我选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看看这个路口，今天还算天气不错，但雨雪天呢？严寒酷暑天呢？别的女孩坐在车子里打着空调，我们家尧尧坐在你摩托车上淋雨顶风晒太阳吃尾气？我们不是势利也不是物质，只是希望她过得好。”我终于抢话说:“我不会让她受穷，我会去赚钱，我已经有二十多万了，以后我也可以让她过上好日子！”她爸爸呵呵笑了一声，说:“以后？你没有权力要求别人等你一个空头支票啊。”
而后，她爸爸还说了其他一些东西，譬如我和她站在一起就没有夫妻相，她母亲也不希望凌一尧嫁给一个包工头。
但我已经无力听下去了，脑子里只是想着大二那年我们一起去周庄玩，吃饭时旁边一个话唠老太和我们搭话，啧啧地赞叹我们是金童玉女，以后生出来的小宝宝一定也很漂亮。当时凌一尧红着脸一直笑，而我闲得无聊与老太太扯，老太最后一拍大腿去择菜去了。当时我心口压抑得难受，担心自己一个黝黑的爷们儿当众哭出来，站起来不服气地对他拱了拱手，转身去前台结账走人。我当时心口堵得慌，胸口压着一块巨石，像一条狼狈的狗一样微微张着嘴巴，呼吸困难且短促。
那段时间，凌一尧的日子也不好过。她明确拒绝他人的安排与介绍，每天不洗漱打扮，更不出门，用这样的方式向我证明自己的立场。为此，她与母亲发生激烈的争吵，闹得左邻右舍都议论纷纷，她母亲患有支气管炎，春节还没结束就住院了。但我又能怎么办？虽然她父亲还没说完，我就起身离开了，但我明白他此行的目的绝不是对我羞辱或是嘲讽，而是要我与凌一尧停止交往。我过得黑白颠倒，不知道自己为谁而活，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脾气变得极其暴躁。早在2008年，我妈妈就已经见过凌一尧，她知道我遭遇怎样的事情，几次自责自己没本事，没有为我积累财富。我没有安慰她，也没有责怪她，只是一个人独自发呆。我把所有罪责都归结到自己是一个穷小子的原因上，也是从那段日子开始，我对金钱产生无比执着的痛恨，以及无比狂热的向往。刚好朋友打电话过来，约我一起去乌鲁木齐参与一个太阳能发电站的工程，但需要提前垫资。我几乎没有犹豫，一口答应下来，决定把我和我父母所有的积蓄一起带上，孤注一掷。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什么好畏缩的，我连凌一尧都输了，还有什么输不起的？大不了哪天形影相吊，身无分文，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了结这条可笑可悲可怜可耻的贱命。临行之前，凌一尧打电话过来，她说：“吕钦扬，我们分手吧。”只是简单一句话，不由我分说，她便直接挂了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竟然一点痛楚的感觉都没有，麻木得就像一块死肉，直到许久之后手机再次震动，我才醒悟过来。凌一尧在短信说：“刚才免提说给我妈听的，你不要当真。你今天去订票，我们一起回南京。”我一下子精神起来，回复说：“要什么时候的票？”“明天中午，好吗？”她像在哀求我。我当即开摩托车赶去车站，一路狂飙七八十码，订了第二天中午11点20分去南京的长途车票。当时我的内心掺杂着各种情绪，疑虑，自责，兴奋，欣慰，以及被全世界围剿时与她一同突围的悲壮。

那天凌一尧送我去车站，但她连候车大厅都没有进得去，两个人在安检口就仓促地分开了。我本来想再回头与她告别，但门口拥堵着太多旅客和工作人员，我们只能隔着长长的通道望着，最后打着手势，两人在玻璃幕墙内外杵着。我们互相听不见对方的声音，只能面对面地打电话，就像囚犯与探监者一般。她说：“我昨天把重要的东西都收拾在包里了，打算今天一直送你到站台，兴许到时候一咬牙就直接跟你一起上车，一起去乌鲁木齐。”听着她这有些孩子气的话，我不禁苦笑一声，问道：“你这是想私奔么？” 她却将脸凑近玻璃，认真地说：“我没有开玩笑，我真想过了，我也做得出来。”我伸出手指在玻璃上刮了一下，就像以往刮她鼻尖一样，检票口通知检票时，我在玻璃上哈气，写了两个反体字：“等我。”我不喜欢南京车站，我讨厌一切为了管理方便而设定的有悖人情的垃圾规定。从南京到乌鲁木齐，一共41小时，我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做着各种各样的梦。其中一个梦最为蹊跷，当时一个列车员推着小车来售卖零食饮料，我刚好迷迷糊糊地睡着，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又回到高三，我和凌一尧迎面走来，她的嘴角洋溢着微微的笑容，我走过去大声地说：“凌一尧，我们以后会在一起，十年，我们以后还要结婚！” 然后凌一尧骂我是流氓，周围的同学都笑，连大乔和子石都笑，我非常生气地告诉他们俩这是真的。不一会儿，姚千岁大老远地跑过来，手里拎着一个棍子，我就没命地跑。按理来说，梦里的人不会跑得快，可我跑得非常快，甚至能感受到头发被风扯得嘶嘶作响。我就那样一直跑着，感觉这辈子都要用来奔跑，我很快乐，我要大声地笑。旁边人的声音陡然提高，我一下子从梦里惊醒，发现那列车员竟然仍然推着车子往这里走，前进距离不超过五米。当时我突然想起一个悲观的故事：黄粱美梦。 我真希望自己这辈子一直活在那个梦里，被姚千岁追赶着，拼命地逃命着，全校学生都在笑着，教学楼阳台和路边都黑压压地站着一大片，就在围观运动会上的三千米长跑。那时候的我还是一个勇敢的少年，而凌一尧也是一个羞涩文静的少女，我们所有的爱情都藏在那一次次擦肩而过，沉默不语的微笑里。

但直到晚上九点，夜色已然降临，四周只剩白雪映出的冷光，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对讲机里满是男人们乱哄哄的争吵。我以为自己的小命会丢在这里，只能背朝肆虐的寒风，用大衣裹住身体，拼命维系最后那点体温。我掏出手机给凌一尧打电话，但要么就是信号全无，要么就是无法接通，连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短信都总是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发送失败。我平生第一次发现自己是一个胆小鬼，这样怕死，我怕我死了以后父母没人照顾，怕自己无法被及时发现，怕凌一尧见到的是一具面目全非的残骸，更怕自己像狗一样无人问津地曝尸荒野，葬礼上连一个为我哭泣的人都没有。凌一尧啊凌一尧，如果我真的死在这里，请呼唤我的名字，把我的灵魂带回故乡吧。
我找了一个地势稍高的土坡，将全站仪加在坡顶，以便尽早被人发现，然后躲在北风面的凹处，能活多久就活多久。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去，做好最坏的打算，用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的手横握着笔杆，借着雪地映出的微光，在施工日志的中页写遗书。我在这里投了多少钱，外面还有谁谁谁欠我钱，我又欠谁谁谁的钱，我的户口还在学校里没拿回来，如此而已。我本来想说对不起父母，早走一步，劝凌一尧不要悲伤，下辈子有缘再见，但我歪歪扭扭地写完那些账目，再也没精力写字了。我蜷缩在那个角落里，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想着我要是即将失去意识，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才显得体面安详一些，不至于狼狈潦倒。有时我觉得这身体已经完全不属于我自己，四肢像木头一样无知无觉，心脏是性命寄生的最后一块阵地。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依稀听见上风口传来发 动机的声音，还有人高声呼喊，以及雪地里 沙沙的脚步声，随后有人从身后的土丘上冲 下来，蹲在我旁边一边喊我名字一边拍我的 脸。我感觉自己像被人摁在水里，所有的声 音都含糊不清，灯光尤为刺眼，看不清他们 到底谁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算是获救了 ，还是正在垂死。他们把我抬起来往上一提 ，我整个人就像飘进太空的一块废料，所有 的意识都跟着失重地飘着。他们把我抬进开 着空调的车子里，盖上厚被子，让人揉捏我 的四肢，不停地呼喊我，叫我保持清醒：“ 吕工，吕工，吕工……”我恍恍惚惚地就听见 一个熟悉的声音：“吕钦扬，吕钦扬……”我 一下子坐了起来，拼命地推开那些工人，瞪 大眼睛努力地四处观望 发现根本没有凌一 尧的身影，又颓然地倒了下去。后来，那些 工人和我喝酒时经常拿这事开玩笑，说他们 当时被吓了一跳，以为我是回光返照，以为 我是听到勾魂小鬼的点名。我一边喝酒一边 嘲笑他们的迷信愚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呵呵。医院离这里太远，我被带回营地以后 烤了一会儿的火也就缓过气来，他们便让我 躺在床上休息，专门让烧饭的老头子来伺候 我。我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掀开窗帘 看见一轮咸鸭蛋黄般黯淡的红日，凌厉的冷 风吹得活动板房的单层玻璃呜呜作响。我喝 了热汤，让老头子给我手机充电，然后给凌 一尧打电话。 电话一通，她便问我昨天在干 嘛的，为什么只打了一声就挂了。 我说我昨 天差点丢了命，连遗书都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