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佛山发现第一个非典型肺炎（后来称为SARS）的病例。
2003年2月3日至14日广东发病进入高峰。
2003年2月10日中/国卫/生/部向W H O发出请求，协助防治SARS。
2003年3月12日W H O第一次向全球发出SARS警告，描述在越南和香/港发生的非典型肺炎。
2003年3月15日W H O第二次向全球发出SARS警告。
2003年4月9日全球SARS死亡人数超过100例。
2003年4月12日W H O将北/京列入疫区。列为疫区的指征为存在病毒在当地连续传播的证据。

2003年4月12日 北/京 万/人空巷
那天早上，我吃了母亲做的一碗长寿面，戴上口罩，隔着消毒/手套捏的手里那张纸，有些忐忑的走出楼门。
这是一个月以来，我第一次走出家门。
不知道是楼上哪一户人家的小孩，站在楼上吹泡泡。我盯着那颗圆/润的，饱满的肥皂泡，走了很远。
路上没有车，也几乎没有人。
我毫不惧怕的走上了马路的正中/央，仰头看着那颗肥皂泡在北/京白茫的天空中散的支离破碎。
远处是没有痕迹的一条直线，慢慢的，遥远的，通向我熟知的一条街。
我想起来在杂/志上看到过的，乌尤尼盐沼。
那么美，那么美的一片白。
甚至一点点的捧起一抔抔的盐粒，把自己掩埋的只剩下飘着无人之境的呼吸。
多么美，多么美的一片白。
而这里，是如同废弃的都市一般的空旷。
这么丑，这么丑的一片白。
我在马路中/央奔跑着，隔着口罩的呼吸都紧凑起来。可是无论怎样，映入眼帘的，始终是这样一片走不尽的，慢慢啃噬我的视觉神/经的白。
这里，是北/京。
那么丑，那么丑的一片白……
我颠着手中的行李，觉得连罩在嘴巴上的棉布口罩，都抵挡不住扑面而来的恐惧。
一个月以来，我几乎是慌张的看着死亡人数统计度过的。
这样的一张名单，却记载了多少人的多少时间呢？
太令人恐惧了。
这样的北/京，是个张着血盆大口的怪物，你永远不知道会在哪一个转角被它吃掉。
可是我却不知道，这个怪物，就站在我前行路上的，下一个街角。

手里的信，是医院通/过教授寄给我的紧急任命，母亲本是不想让我去的。
教授说只是很简单的统计重病和死亡人数而已。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答应，总之我说服了母亲，拿着行李往医院走去。
在医院门口，我遇见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明明是渐渐回暖的四月，他身上依然穿着厚重的棉服，裹得严丝合缝。
我瞥了他一眼，准备把手上的信给门卫看。
他拉住了我的手，我回头，他向我说了什么，可是我没有听懂。
从医院里面跑来两三个穿着隔离服的医护人员，带我去登了记，拿走了我的行李。
我刚想问些什么，就被其中一个人塞了一套病号服。
我才知道，那个男人，是个非典患者。
而我，成了疑似病例。
突然，世界崩塌了。
我想起来那个男人喉/咙深处的黑/暗，像是向我积压而来的浓浓的恐惧。
他嘴里，是那只怪物。
那只已经把我吞下肚的怪物。
心里，是满满的，快要溢出来的不安。
我在恐惧，恐惧死亡。

我听见后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张艺兴。
他躺在隔壁病床/上，手里是一本简装的《忏悔录》。
他递给我一枚硬币：“这是我们唯一能和外界沟通的方式了。”
他笑了，我哭了。
我是吴世勋。
那天，我十八岁。

逐渐升高的体温似乎是我烦躁起来的源头，身为医学院学/生的我，怎么可能不知道非典的基本临床病理现象？
北/京依然干燥，可是我感觉不到。
隔离病房是封闭式的，没有阳光，没有夜晚。
在这里，我分不清楚白天和黑夜。
作息时间一贯都规律的我，似乎患上了越冬综合征。
我开始失眠，开始躁动不安。
张艺兴就会在我耳边念一段《忏悔录》。
我蜷缩在床/上，看着他的手指在粗糙的书页上划出窸窣的声响，伴着浓浓的消毒水的味道，流进我大脑里的，是不带感情的，语调缓慢的句子，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
他念完不久，就会昏睡过去。
而我，则无力的像一滩烂泥一样的倒在床/上，连说话都没有力气。
这间隔离病房，就像一个生命的沙漏。
我和张艺兴就是里面的沙子，看着其他的沙粒慢慢的，慢慢的流向另一端，不难想象不久之后我们也躺在那里。
生命似乎也没有/意义了，我十八年以来的日子，像是被打上了一个浓墨重彩的句号。
没有另起一行，没有下文。
我想，我快死了吧。
旁边的张艺兴也是。
我似乎明白为什么护/士进来的时候，都带上口罩了。
不仅仅是因为非典通/过飞沫传播，更是因为这种挥之不去的绝望的气味。
就连呼吸，都像是从肺泡替换另一种绝望而已。

张艺兴送我的那枚硬币，我一直放在床头。
我是个高位截瘫的废人，只能无力的对着那扇狭小的通向白色走廊的窗子眨眼。
我不知道我睡了多久，当我清/醒的时候，有个医生从张艺兴的血管里抽血。
整整七根管子，深红的，粘连在管底，浓得化不开。
张艺兴攥着拳头，手心向上张/开手掌，一枚硬币躺在他手心里。
他说：“金钟仁医生，我能给家里打个电/话么？”
彼时，张艺兴已经出现后来人们所谓的临床进展期。
呼吸困难，气促。
被唤作金钟仁的医生，拿出一支套着两层袋子的手/机，替他播了号码，举在他耳边。
“喂，妈……我很好，没事的……恩，我知道，会小心的……”
他的胸口剧烈的起伏起来，嘴唇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红/润。
他摇了摇头，示意金钟仁挂掉电/话。
他背对着我躺下，消瘦的脊背突兀的透过衣料在一片平/滑上，鼓/起一个个皱皱巴巴的弧度。
他的骨头，膈的我心疼。
我借着翻身的力气瞄了一眼窗口，金钟仁用手掌附着玻璃，慢慢遮住自己的眼睛。
可是我依然看见从他的下颚上，慢慢滴下来的眼泪。
我的呼吸好像牵动了心脏上的神/经系统，随着门外传来的阵阵微弱的哭声，我觉得好疼。

几个小时之后，张艺兴被转移到重症病房。
在此之前，我始终认为我和他是一体的。
同样染病，住在同样的病房。
我们如同连体婴儿一般的亲/密，可是，当他被穿着隔离服的人推走的时候，我有一种全世界于我为敌的错觉。
我当然知道这是假的，可是我却无法自拔。
这是怎样的一种无法抗拒的恐/慌？
当你的亲/密战友被/迫离开你的时候，你甚至不知道直至你死掉，是否能再见到他。
他躺在床/上，用手捂住咳个不停的嘴巴，露/出漂亮的酒窝。
病床转过拐角的时候，我看见他笑了。
可是我却哭了。

我不记得我哭了多久，只知道当我醒来的时候，喉/咙深处是干涩的疼痛。金钟仁关了病房里的灯，坐在张艺兴之前的那张病床/上，整张脸上只能看见护镜后面露/出来两只眼睛。
他手里捏着一个杯子，用棉棒蘸着水胡乱涂在我嘴巴上。
“待会给你抽血，禁食禁水，你忍一忍。”
我闭上眼睛算是个答复，我听着他渐渐慢下来的呼吸，觉得这节奏和张艺兴的分外相似。
门外有吵嚷的声音，我听不太真切，金钟仁叹了口气向门口走去。
我迷迷糊糊的只听见“我要回家”四个字。
不知怎的，我想起来我在来这里之前签的生死状。
那是每个医护人员在进入高度疫区时必须签的东西，或许那张纸对有些人来说不过是一张纸而已，或许对另外一部分人而言，这是死亡证明。
宁愿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
外面的吵闹声越发的近了，我捂住耳朵往门外看去。
一个男人不知道嘴里再说什么，伸手去抓金钟仁脸上的口罩和护镜，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看清楚了金钟仁的脸。
当晚，金钟仁住到隔离病房，没有口罩，没有隔离衣。
他告诉我，那个男人是外省来北/京治病的，被隔离之后想回家，就打晕了给他做血清检/查的医生，跑了出来。
金钟仁和我一样，也变成了疑似患者。
他从随身的行李里面拿出一包烟，背对着我站在墙角。
我一动不动的看着他，他回头冲我扬了扬下巴。
他说：“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故事？”

【以下选自金钟仁医生的医护日记】
D-1
今天是我进入隔离病区的第一天，早上签了生死状，就从原来工作的医院坐上救护车，晃晃荡荡的往城外开去。
我透过玻璃窗看见街上还有不少的人，突然替他们悲哀起来。
今天凌晨，在人/民医院，第一例医护人员死亡。
这个消息震/惊了中/国医药界，市中心的隔离病区全部封/锁了周围一百米内的地区，隔着警戒线，几乎看不见人。
我现在要去的，是位于回龙观的一家精神病疗养中心，自从非典爆发以来，这里就被改造成标准的隔离医院。
穿过两层十公分厚的消毒棉，我脱/下自己的衣服，套/上隔离服。
隔离服一共五层，全身上下没有裸/露的皮肤，脸上是口罩和护镜，我对着镜子想给自己一个微笑，可是我却认不出镜子里的人是谁。
D-2
上头要求我们每天都写日记，我照做了。
今天是我来到这里的第二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非典患者。
他们看上去与正常人无异，只是虚弱的很。
我负责的是一名老者，他背对着我躺在病床/上，没有穿上衣。
他的背部有明显的皱纹，一条条交叉相连的沟壑沿着脊椎向下延伸着。
我喊他的名字，可是听不到任何回应。
我将手附上他的颈动脉，可是久久都感受不到跳动的脉搏。
走出那扇门的时候，我的腿灌上了沉重的铅，走到第一层消毒棉的时候，有人脱/下了我的第一层隔离服。
我继续往前走，走到厚厚的消毒垫上，站了很久，才慢慢的脱/下衣服。
我全身赤/裸的走到镜子前面慢慢的蹲下，把脸埋在膝盖中/央。
我听见我用空洞的声音对记录死亡名单的护/士说：
“第七区隔离病房，六号病人死亡。”
……
D-14
这是我在这里工作的第14天，只要明天/安然无恙的过去了，我就只需要在周围的监控大楼里睡上一个月，就能回家了。
在这里，回家两个字是最大的诱/惑。
我负责的病人只有两个人被注射/了药剂，现在还在观察效果，剩下的不是死亡就是转至重病。
我怎么可能不害怕？
只有当我走上那条长长的走廊的时候，我才觉得生老病死就在我身边。
每天和我擦肩而过的，是死神。
他带着他的镰刀，他带着他的名册，一个字一个字的宣布你的生命终结。
……
D-17
今天是我转入隔离大楼的第二天。
在这里我什么都不用做，只是静静的待着就好。
晚上的时候和还在病区里的同事发短信，他告诉我，张艺兴来了。
我说，张艺兴，你怎么可以来这里？
我说，张艺兴，你怎么可以被隔离？
我给上司打电/话，请求再次进入病区。
D-18
我拿到了第二张生死状，毫不犹豫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轻车熟路的穿上隔离服，我站在张艺兴面前。
我本以为他认不出我，可他坐在床/上笑了笑。
他说：“钟仁呐。”

金钟仁拒绝了呼吸不顺时候的紧急医/疗措施，我偏过脑袋看着他。
他低头在那张纸上写了点什么，然后指着我。
他说：“把机会给这个孩子，他是医学院的学/生。”
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种医/疗措施只有真正的医护人员才有资格在这张纸上签字，可是金钟仁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
张艺兴笑着对金钟仁点了点头，然后向我挥了挥手。
我走下床站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他已经虚弱到没有办法支起身/子了。
我把耳朵贴在他的嘴巴旁边，打在耳膜上的，是干涩的气流和微弱的声响。
“世勋呐，你……要好好的……活下去，知道么……”
金钟仁拍了拍他的手臂，把头埋在他的颈部，默默的放纵眼泪随意的滚进张艺兴的发间。
我坐在床/上，看着他们早已合并在一起的病床，拿起一旁的氧气管，重新贴到鼻子下面。

金钟仁病发的很快，前几天还不过是和正常人无异的活动，今早我再看他，却已经是虚弱的躺在床/上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生命的流失在他身上表现的更夸张。
张艺兴放下夹在他和金钟仁之间的护栏，伸手碰了碰金钟仁的手臂。
画面似乎在他们身上定格，我靠在枕头上歪歪斜斜的支起自己的身/体，看着张艺兴凑到金钟仁脸旁，缓慢的落下一个吻。
这些天，一种类似于白头到老的气氛凝固在他们中间。
不知道是不是并发症的缘故，贯穿我的心脏的，是一种烧灼的疼痛。
好/痛苦。
医护人员最近来的越发的勤了，每天都有人来抽血，偶尔会拿着不知名的药剂过来。
我看着针管里透/明的液/体，心里早已没有任何的知觉。
虽然张艺兴说让我好好活下去。
虽然金钟仁说把机会留给我。
可是我依然觉得我能活着走出这里的希望很渺茫。
接二连三的隔壁病房有车子推进推出的声音，我的位置上甚至能看见蒙着白布的病人被他们推走。
我从来没有觉得死亡离我这么近。
死神似乎就站在我的床脚，我拼了命的保持清/醒，以防他趁我松了神，就挥着镰刀取我性命。
有人说，世界上最残/忍的爱情，是看着自己热情褪去，再心灰意冷。
我说，世界上最残/忍的生命，是看着自己的时间慢慢流逝，可是没有能力阻止。
我想，我在等待死亡。

今天，我醒来的时候，张艺兴和金钟仁的精/力出奇的好。
金钟仁甚至能坐起来靠在枕头上向我微笑。
张艺兴躺/在我的旁边，摸/着我的头发。
他说：“世勋呐，哥祝福你，你要带着我和钟仁的希望活下去，知道么？”
他笑了，我哭了。
我知道，这是医学上的回/光/返/照。
这是张艺兴和金钟仁的时间到了。
他扶着床脚一步一步的挪/回金钟仁的身边。
金钟仁搂/着他的腰帮他躺下，伸直了手臂/垫在他脑后。
我听见金钟仁问他，张艺兴，你害怕么？
张艺兴摇了摇头，往金钟仁怀里钻了钻。
张艺兴说：“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金钟仁说：“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最后的最后，张艺兴用几乎微不可闻的声音对我说：
“世勋呐，我走了。”
他笑了，金钟仁也笑了，可是我哭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有医护人员进来，松开了他们握在一起的双手，替他们蒙上了白色的被/单。
我最后看见的，是他俩垂在床沿的手，依然保持着刚才紧/握的模样。
床/上是隔着单/子看不真切的深深浅浅的轮/廓。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张艺兴和金钟仁。
换句话说，我是最后一个见到他们的人。
那是张艺兴和金钟仁走后的第二天，我还来不及将自己从深不见底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就在枕头底下发现了张艺兴的那本《忏悔录》。
书的扉页里，夹了两枚硬币。
我知道，一枚是金钟仁，一枚是张艺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