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贾平凹小说《饺子馆》中的胡子文因把“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xia）”读成了“斜（xie）”，而很窘了一回；王朔《我是你爸爸》中，马林生的儿子马锐在上课时打断了正在痛斥“刮不知耻的日本鬼子”的老师，纠正说应为“恬不知耻”时，竟让老师勃然大怒……如此这般的例子相信大家都屡见不鲜，这些所谓“技术性文化细节”已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敏感地带。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很多。
如《明史记事本末》记载，在明正德六年的一次科举考试后公布的一份优秀试卷中有一个知识性误差，即把孔子生前褒扬的十个弟子和身后人们祭祀时配享的十个弟子弄混了。落弟考生大哗，也不论其文章立意及思想性如何，抓住此处不放，到处写大字报批判，考官们都觉很丢脸，悄悄地也不敢吭气 。再如《红楼梦》第十八回贾宝玉因不知“绿蜡”之典遭姐妹们嗤笑，又如纪昀不知苏轼“众星闹若沸”之所指，误以为“似流星”，而闹了笑话。

可悲的是中国文化的敏感带从古至今一直停留在最表层的记忆层面。中国文人的评价标准不是在于思想深度，而是在于细节记忆和肚子里典故的数量，中国文化有多少细节啊，以致于多少士子穷其一生于其中，中国文人的全部荣辱都化作了浩如烟海的一个个文化细节。
其实余秋雨先生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如果把精力都放在考证“茴”字的四种写法上，哪里还有时间去干更重要的事呢？他提倡当代文学青年不要拘泥于文史细节上，多一分自我思考的空间。余氏散文的思想性是有目共睹的。
可是，现在偏偏有许多人，专门挑余氏散文的文史细节差错。本来挑挑错儿嘛，倒也无可厚非，但中国人有一个逻辑，能挑出谁的一个错，就证明比他强，学问比他高。这一下可热闹了。人们把注意力放在“挑出一个错”，而不在于“错在哪儿”。挑错儿的文章随处可见，像考证出《道士塔》中那个甘肃学台不叫叶炽昌而叫叶昌炽之类已可以算是“重大发现”，甚至有人还写过《余秋雨散文标点符号差错辨》之类的文章。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三人成虎，以致于有人愤怒地发表文章，说余秋雨这个不通文史，不懂格律的人还能出书？骗子，骗子啊！

我很不以为然，这些文章无非是一些有着嫉妒心理的文人的发泄之作。他们也是可笑的，犹如一个中年妇女在向众人挖苦某女影星长得多丑（其实此影星长相不错）时，听众已默默地将其长相与他所讽刺之人进行了鲜明的对比。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金庸小说《飞狐外传》中有个武师叫郭玉堂，旁人以武功见负自惭，他却以识不出旁人的来历为羞。我看这讽刺的正是中国文人。王国维最恶什么“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他认为如此代字，属思想空虚所致，即“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人间词话》）
由此可见文化敏感带停留在何处。可悲的是多数文人依旧沉迷于此。卖弄生僻典故。浮躁。思想空虚。鲁迅的古文该够好了吧，可他用的是白话。老舍的小说可谓不朽，他却用的是极通俗的字眼。这应引起人们深思。
鲁迅算过一笔帐，一个中国孩子，从学会几千汉字到通晓音律再到掌握文史细节，待等坚持下来有资格谈文化时，已该是花甲之年了，若我们一直为不知所云的文化细节而争论不休时，大概真会像余秋雨所说的那样：“吓得作家们再不敢随意谈古诗了，吓得导演们躲进出房学平仄去了，真正有点知识的人被调教得目不斜视，足不出户，那么，社会上在畅谈文化的又是谁呢？”
阿弥陀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