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的夏天，我上小学四年级。语 文老师姓李，长得很清秀，刚离婚，独自带着一个女儿生活。
　　在那个朴素的年代，离婚是一个敏感话题。正是因为离婚，李老师成了我们小镇一个“名人”。
　　父母亲在镇上中学教书，所以我家就住在中学的校园里。一天放学，李老师把我喊到了她的房间，给我一张纸条，说：“吴小黑，这里面是一张今晚的电影票，你把它交给你们中学的那个‘一只手’老师，千万别忘了。”李老师说话柔声细语，很动听。
　　李老师说的那个“一只手”，我是知道的。他姓王，很有才，在我父亲的中学教语文。当时乡村老师待遇极低，加之王老师的右手残疾，所以一直也没有谈到对象，年近四十依然单身。
　　但是，王老师的左手竟能写出漂亮的毛笔字，学校宣传栏里飘逸遒劲的大字全是出自他的那只左手，这一点让师生们都很钦佩。后来，大家就都喊王老师“一只手”了。
　　我小心地接过李老师的小纸条。回到家里，我急不可耐地把李老师约一只手看电影的事情告诉了父母。父母听后，相互望了一下，笑笑，对我说：“那你还不赶快把电影票给王老师送去？”我赶紧出了门。

　　后来，李老师找我送信的频率越来越高了，送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有电影票，有信件，有腌好的咸肉，甚至还有学生们交上来的没有批改的作文本。
　　全班有五十多人，但李老师却只找我一个人帮她送信。同学们都很好奇和羡慕，我心里美滋滋的。就这样，我心甘情愿地做了李老师的“王二小”。
　　两个月后，李老师没有喊我去她房间拿信了。那段时间，她上课经常走神，心不在焉的样子。
　　一天，我把李老师的异常说给了父母。父母相互望了一眼，却都没有说话。
　　那晚，我偷听到了父母的对话。原来，李老师和一只手之间出了问题，因为一只手让李老师把小孩交给她前夫，但是李老师不同意。而且，一只手和老家一个年轻的代课女教师一直在联系。
　　我躲在被窝里听得真切，觉得李老师很可怜，就心里为她打抱不平。
　　没有信件可送，这样的日子索然无味。李老师的神情也日渐憔悴。

　　转眼到冬天了，那天飘着鹅毛大雪，我背着书包上学去，路上被一只手喊住了。他走上前，捋了捋被雪花润湿的头发，然后拿出一个牛皮信封，说：“小黑，给你一封鸡毛信，麻烦你交给李老师。另外，这个信封上的野鸡毛是送给你的。”不管我答应与否，一只手就把那封信塞在了我怀里，信封上真的钉了一根褐红色的五彩鸡毛，油滑莹亮，很美。
　　一路上，顶着漫天的雪花，我边走边回想着父母那晚的对话，再想想李老师憔悴的面庞，便决定再也不能让一只手欺负李老师了，我要阻止他们之间的任何联系。于是，在到学校之前，我把那封鸡毛信偷偷埋在路边的一块雪堆里。
　　信埋在了雪堆里，也埋在了我的心底，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奇怪的是，一只手和李老师后来竟都没有为那封信找过我。
　　一年后，一只手结婚了，新娘是那个代课女教师。我的李老师也在随后嫁给了一个独臂军官，据说生活得很幸福。
　　我不知道一九八五年的那封鸡毛信里写了什么。我想，有可能是一只手的缱绻，也有可能是一只手的决绝，还有可能是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字句。

　　时过境迁，那封信和那段岁月已被当年的那场大雪漂白成了一个梦，漂白成了一段没有结局的传说。
　　一如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