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两宋七十一

咸平六年（1003），望都之战，真宗心腹爱将王继忠被俘更加坚定了真宗再次亲征完成痛击强敌的决心。“自望都之失利也，上日访御戎之策。或言杨嗣、杨延朗久戍边，练武事，遂询以谋略。”“自望都失利，上日访御戎之策，因合两府会议。若请合镇、定、高阳三路兵据冲要；或请令三路分兵扞御；或请以镇、定两路兵阵于州之北，又徙高阳兵于宁远军，仍别设奇兵于顺安军控扼，发强壮备城，弥缝其缺。上总览而裁定之。”真宗加强了军事部署，更加积极的进行军事准备。
　　宋真宗再次强调：“今外敌岁为民患，既不能以德服，又不能以威制，使边民横被杀伤，骨肉离异，为人父母者，其得安乎！此朕所以必行也。”
　　被俘的王继忠不仅未死还被辽国重用，并派人带了他的弓箭去找到石普，传达辽国和平信息，约定议和。《九朝编年备要》记载：“初，王继忠战败陷虏，虏授以官。继忠尝为虏言和好之利，至是虽大举深入，复遣李兴等以继忠书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达阙下，上览奏，以手诏谕继忠，继忠欲朝廷先遣使，上未许。”
　　毕士安等曰：“近岁契丹归款者，皆言国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惧一旦举兵复幽州，故深入为寇。今既兵锋屡挫，又耻于自退，故因继忠以请，谅亦非妄。”毕士安等人认为契丹求和是很有诚意的，也是可信的，劝真宗考虑许和。
　　宋真宗明确拒绝道：“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无成请盟，固其宜也。然得请之后，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觽，躬行讨击耳。”宋真宗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与辽国和谈。因为他要等待时机，实现战而胜之，使辽国畏服，为和谈增加砝码，战具主动地位，这样才能使友好得以长久。“非怀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则犷悍之性，岂能柔服？”未完成威，怎能予德？轻易许和，不能制服契丹的犷悍之性，不能使契丹为心服，这样的和谈必然不能长久。真宗的雄才大略坚持主见再一次得到了强烈的印证。
　　宋真宗再次亲征，沈括《梦溪笔谈》：“景德中，河北用兵，车驾欲幸澶渊，中外之论不一，独寇忠愍赞成上意。”沈括这则记载除了时间有错误，澶渊之盟发生在景德初而不是景德中。独寇准赞成真宗之亲征意愿也是错误的。但沈括提出真宗提出亲征是正确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元年（1004）九月丁酉条记载：“丁酉，上谓辅臣曰：‘累得边奏，契丹已谋南侵。国家重兵多在河北，敌不可狃，朕当亲征决胜，卿等共议，何时可以进发？ ’”这则记载明确说明宋真宗是“澶渊之盟”亲征的发起者。
　　现代学者研究澶渊之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对最重要一手珍贵史料视若无睹，而偏偏对一些漏洞百出的野史两眼放光充满虔诚。《宋史·真宗本纪》明确记载：“丁酉，召宰相议亲征。”《宋史·真宗本纪》虽然是元人所编撰：但其《宋史·真宗本纪》接来自于当时宋朝史官修纂的《国史·本纪》、《真宗实录》等的原始记述，这本是最一手的史料。其价值与可信度比与后来一些宋代文人盗听途说，根据传闻而成的野记来说无疑要高得多，可信得多。
　　《续资治通鉴长编》虽然是野史，但李焘确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曾为宋代的史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主要来自于正史、实录、政书，虽然李焘也博采家录、野记，但他校其同异，订其疑误。李焘虽然罗列一些野记但只是作为考证、批误或备录的地位。野记价值无疑要小于正史，当野记与正史矛盾或不合常理时，其史料价值理应被小视或无视。而中国的一些近代史学工作者在研究澶渊问题时却颠倒主次，他们做的竟是对正史的小视与无视。《续资治通鉴长编》：“丁酉，上谓辅臣曰：‘累得边奏，契丹已谋南侵。国家重兵多在河北，敌不可丑，朕当亲征决胜，卿等共议，何时可以进发。’”李焘这条记载无疑来自正史、实录。但是在众多近代史学工作者包括一些著名史学家的研究论文里，被完全忽略无视了。
　　真宗得到密报，辽国皇帝与母后萧氏要亲自率军大举进犯，所以真宗认为终于等到时机，决定再次亲征与辽国做“决胜”。首相毕士安的态度是赞成亲征但应谨慎发兵：“陛下已命将出师，委任责成可也。必若戎辂亲行，宜且驻跸澶渊。然澶渊郛郭非广，久聚大觽，深恐不易。况冬候犹远，顺动之事，更望徐图。”次相寇准也赞成亲征主张迅速出兵：“大兵在外，须劳圣驾暂幸澶渊，进发之期，不可稽缓。”枢相王继英等人也赞成真宗亲征认为：“禁卫重兵，多在河北，所宜顺动以壮兵威，仍督诸路进军，临事得以裁制。然不可更越澶州，庶合机宜，不亏谨重。所议进发，尤宜缓图。若遽至澶州，必不可久驻。”
　　河阳三城节度使王显也赞同真宗亲征：“大军方在镇、定，敌未必敢引众南侵，若车驾亲征，望且驻跸澶渊，诏镇、定出军会河南大军合势攻杀。或契丹主与母氏虚张声势，以抗我师，潜遣锐兵南下，迫河与驾前诸军对敌，即望令镇、定之师，直趋彼帐，攻其营寨，则缘河游兵自退，所谓不战而屈人兵也。或分遣骑兵千、步兵三千于濮州渡河，横掠澶州，继以大军追北掩敌，此亦出其不意也。”
　　皇帝、首相、次相、枢相大宋中央政府的最高决策者们及大将王显等都一致赞同真宗亲征与辽国决战。只是在发兵时间上出现分歧，因为辽军还未来。虽然辽国还没有发兵，宋真宗已经采取看了的一系列军事部署行动，闰九月癸丑，遣使劳北面诸军，赐钱有差。诏河北吏民有集强壮杀契丹者，令所在援之，仍颁赏格。
　　丁巳，内出银三十万两付河北转运司贸易军粮。
　　庚申，令北面缘界河部署康进、邢州路刘用各率所部赴沧州、邢州屯守，戎人入寇即邀击之。
　　丙寅，以马军都指挥使、感德节度使葛霸为澶州修河都部署，崇仪使张利涉、内殿崇班王怀昭副之。
　　辛未，北面都部署王超等引大军顿唐河，树营栅以备寇。
　　宋朝在等待辽军的来临，宋真宗在等待着发兵的时机。
　　　

话说两宋七十二

　赫连勃勃大王《刀锋上的文明》：“寇准不惧，可吓坏了当时的参知政事（副相）王钦若和佥署枢密院事（副参谋总长）陈尧叟。王钦若是江南人，他密请皇帝逃往金陵（今南京）；陈尧叟蜀人，就主张真宗前往成都。宋真宗被二人说动，当时就把寇准唤至内殿，问自己“幸”哪个地方好。”
　　以上这些人都自觉或不自觉的把真宗塑造成胆怯欲逃的懦弱形象，甚至一些论断是对历史认识非常不清的结果。他们的观点具有一定普遍性，或者说把真宗塑造成懦弱形象是有一定传统的，这个传统会或多或少的影响着许多人。百度百科“澶渊之盟”条竟然这样说：“澶渊之盟，当时除了极少数主战派，满朝上下都劝真宗要迁都避战，最后依靠寇准无可匹敌的勇气终于达成澶渊之盟。”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先是，寇准已决亲征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以寇深入，密言于上，请幸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幸成都。上复以问准，时钦若、尧叟在旁，准心知钦若江南人，故请南幸，尧叟蜀人，故请西幸，乃阳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准。”
　　这个记载来自司马光《涑水记闻》：“景德初，契丹入寇。是时，寇准、毕士安为相，士安以疾留京师，准从车驾幸澶渊。王钦若阴言于上，请幸金陵，以避其锐；陈尧叟请幸蜀。上以问准，时钦若、尧叟在旁，准心知二人所为，阳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虏势凭陵，陛下当率励众心，进前御敌，以卫社稷，奈何欲委弃宗庙、远之楚、蜀邪？且以今日之势，銮舆回轸一步，则四方瓦解，万众云散，虏乘其势，楚、蜀可得至邪？”
　　这里并未见真宗有想逃的意思，“上复以问（寇）准”、“上以问（寇）准？”真宗只是想听一下寇准的意见，真宗何时准备选定目的地，问“幸”哪个地方好呢？真宗本来就喜欢听同意见，曾对宰相们说：“近者群臣言事颇罕，若有所畏避，何也？”、“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真宗是非常有主见的人而且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然后亲自定夺，这些本来就是宋真宗长处。真宗在这个时候选择躲避与自己一贯的主张完全不符。
　　李焘认为司马光的记载有误：“《（涑水）记闻》载王钦若、陈尧叟之言，并云车驾时在澶渊。按钦若以闰九月二十四日除知大名，十月初二日行，车驾以十一月二十日方亲征，记闻盖误也。魏泰《东轩录》载准召钦若至行府谕意，及酌上马杯，令钦若即日驰骑赴镇，此尤缪妄。今依约仁宗实录、准及钦若本传删修。其实准先已决澶渊之议，钦若与尧叟潜沮之，准因斥言其过，虽斥言其过，盖未尝面斥钦若等，固亦不于上前公献此策，本传遂云准斥钦若等，恐未必然尔。张唐英作准传，又有江南人劝幸金陵，蜀人劝幸成都之语，若谓准私以为然则可耳，必不对上斥言也。且唐英叙准事，多失实，今皆不取。钦若既不能沮准，则因请守魏以自效，奸邪为身谋，或多如此，本传宜得之。刘攽作丞相莱公传，亦云上北巡至澶州，不欲渡河，准始请斩建议幸金陵及蜀者，与司马光记闻同误，今不取。”关于这件事宋人笔记有许多不实之处。
宋真宗的态度是什么呢？王钦若在闰九月二十四日被任命知大名府，十月二日已行前往大名府。而陈尧叟应当比王钦若更早的被派往前线。《宋史·陈尧叟传》：“真宗幸澶渊，命乘传先赴北砦、按视戎事，许以便宜。”（北砦当是北平寨今河北完县东北）劝宋真宗远幸的王钦若与陈尧叟，都被宋真宗早早的派到了前线。可见宋真宗要亲征的强烈愿望与坚决态度。
　

话说两宋七十三

话说两宋七十四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真宗御驾亲征，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开创了以输岁币求苟安的恶例。真宗原以为这是一桩值得自豪的功业，很得意了一阵子。不料有一天，参政王钦若却对他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王钦若的话，本来是要贬低寇准的，但却同时给爱虚荣的宋真宗泼了一盆冷水，从此怏怏不乐。
王钦若是个善于察言观色、逢迎邀宠的马屁精。他对正经事儿没多大能耐，但在搞小动作方面，却是胜人一筹的。史称他“性倾巧，敢为矫诞”。宋真宗伪造“天书”的把戏，就是他出的歪点子。他看出真宗这人是既好大喜功，又害怕战争，就找了个机会假意向真宗提议说：“陛下若出兵收复幽、蓟两州，就可以洗掉澶渊之盟的耻辱了。”真宗说：“河北的的百姓刚免了战争之苦，我哪忍心再挑起战争呢? 还是想点其它主意吧!”王钦若乘机说：“那就只有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了。但自古封禅，都得有“天瑞”出现才行。”接着又说：“当然，这‘天瑞’不是说要就有的；前代之所谓“天瑞”者，有些是人为搞出来的，只不过人主把它当真的崇奉起来，并以之昭示天下，就会同真的一样了。古代传说的‘河出《图》、洛出《书》’，难道真有这么回事吗?那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真宗听了，当然心领神会，但又担心地说：“王旦也许不会同意这么干吧?”王旦是当时的宰相，因为之前寇准已被排挤出朝，所以真宗首先考虑王旦是否肯附从。王钦若说：“我去向他暗示这是出于圣意，估计不会不同意。”果然，经过王钦若说项，王旦同意了。但真宗心里还是不踏实，就把王旦召来宴饮，正当喝得高兴的当儿，命人取出一樽酒来赐与王旦说：“带回去同老婆孩子一起享用吧!”王旦回家后打开酒樽一看，哪里是什么美酒，那里面盛的全是美珠!

话说两宋七十五

话说两宋七十六

话说两宋七十七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夏天，北宋皇帝宋真宗在京城开封的皇宫里接到许多关于蝗灾的奏折，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严重蝗灾，来势凶猛，危害极大。当时，宋真宗正在迷信神仙之说，他相信神仙会来消灭蝗灾。许多官员看出了宋真宗的心思，就开始扮演“大忽悠”的角色，投其所好，纷纷对真宗说，国家不必忙着灭蝗，神仙会来帮忙的。
这些官员中的“大忽悠”利用这场蝗灾来讨好宋真宗，在送到京城开封的奏折中，有的说，蝗虫都害怕皇帝的神威，纷纷自杀了，遍地都是蝗虫尸体；有的说，无数蝗虫改变了口味，天天只喝水，从来不吃庄稼；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时，忽然遭遇到一股神奇的力量，自己就死了，这是神仙在帮助大宋王朝消灭蝗虫。更让真宗精神振奋的是，苏州官员的奏折中说，蝗虫们害怕皇帝，它们又为了讨好皇帝，选择到风景秀丽的太湖里群体自杀。连名臣寇准也上奏说，自己所管辖地区内的蝗虫大多抱着草死掉了。其实，这些奏折中所说的都是无稽之谈，这些谎言都是官员们昧着良心说瞎话，他们想借此换来宋真宗的欢心，然后拥有更多的荣华富贵。
宋真宗看到这些奏折，非常高兴，不过，他毕竟是个聪明的皇帝，就派几个太监出去了解蝗灾的实际情况。太监们也想讨好宋真宗，他们出去随便看了看，尽管见到的蝗灾非常严重，却对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在不断自杀，这都是皇帝的神威所致。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能消灭蝗灾，激动万分，要搞一次大型庆典活动，但是，宰相王旦坚决不同意搞庆典，宋真宗只好作罢。几天后，宋真宗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是，忽见无数蝗虫黑压压地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甚至直接飞入了金銮殿，宋真宗看到此种情景，不禁脸色发白，大声嚷道:“如果我在举行灭蝗庆典时这批蝗虫飞过来，岂不让天下人耻笑？”
开封附近也闹起了蝗灾，而且越来越严重，开封郊外的庄稼被吃得七零八落，宋真宗这时似乎清醒了许多，他心急如焚，开始强调人工灭蝗。然而，由于错过了灭蝗的最佳时机，灭蝗的效果很不理想。有一天，宋真宗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黑了下来，他扔下筷子，连忙跑出去，抬头一看，无数蝗虫从皇宫的上空飞过。宋真宗默默地看着，脸色非常难看。随后，宋真宗派出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心要彻底消灭蝗灾，并派出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
蝗灾消灭后，宋真宗开始反思这件事情，他对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非常自责，同时，对于那些编造谎言隐瞒蝗灾实情的“大忽悠”官员，深恶痛绝。于是，宋真宗实行了官员问责制度，罢免了一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寇准也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了严重处分.

话说两宋七十八

话说两宋七十九

话说两宋八十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西域于阗国王遣回鹘罗斯温等来宋朝贡。罗斯温跪奏曰:“臣万里来朝，获见天日，愿圣人万岁。”（《宋史》）宋真宗问询路上情况，罗厮温说:“涉道一年，昼行暮息，不知里数。昔时道路尝有剽掠，今……行旅如流。愿遣使安抚远俗。”罗厮温称于阗到敦煌的道路通畅，行旅如流。此次于阗使节带来的贡品有玉石、乳香、琥珀、棉织物、琉璃、胡锦等；于阗使团间有商队，从内地带去了丝织物、金银器、茶叶等物品。
这一年是公元1009年，距今一千年。千年梦回，北宋繁华似锦。而这一“锦”象在这年的九月体现得尤为明显:“（西夏）夏州进奉外，有以私物贸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为收市。”这就是说，西夏使节所带之物，如果卖不出去，宋朝官府就全部包买下来，充分照顾朝贡者的利益。北宋政府财大气粗可见一斑。这一年，北宋基本上是风调雨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唯有一次汴水涨溢出岸，浸没了从京师到郑州的道路。宋廷诏选善于治水的使臣迅速控制了水势，一时受阻的漕运也得以恢复通航。
这一年，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泉州清净寺，占地2500平方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寺。
这一年，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宋真宗赐名“应天府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这一年，宋真宗追封孔子弟子颜回等十人公爵，曾参等62人侯爵，封先儒左丘明等19人伯爵。
这一年，正处于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咸平之治”时期，北宋悠闲地走在封建主义的小康大道上，经济复苏，国力猛增，制度清明，人文鼎盛，人口数量亦成倍增长！
有宋一代，素以富足、安康著称，却只这样一个“盛世”排名，而且是在开国不到40年、国家千疮百孔，每年不停地与党项、契丹作战，甚至还有四川叛乱的情况下开创的，那么，如何揭开这一辉煌的谜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