狸猫换太子,这出戏,可是流传了一千年了,至今,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广受中华戏迷喜爱。这狸猫换太子,此事中的太子是宋仁宗赵祯,而换的人是谁呢?是谁换的呢?
　　其实,要说狸猫换太子这个故事,就要说这个太子的生母刘德妃了。而宋仁宗赵祯的父亲就是宋真宗。
　　刘德妃是宋朝时的太原人,后流落到蜀地,其父名叫刘通,曾任虎捷都指挥使、嘉州刺史,随宋太祖征伐太原时死于途中。起初她母亲怀孕时梦见月亮入怀,不久生下了刘德妃。她在十三四岁时,便出落得巧小玲珑,纤秀媚,再加性情又聪明机警,对书画文字、丝弦弹唱,一学便会,最擅长的是鼗鼓,这是一种古乐,久已失传。鼗本寻常小鼓,没什么可听的,刘德妃资质聪明,能以自己的意思变化运用,使人听了她的鼗鼓,越发觉得她丽质翩跹,娇艳异常。今天的打花鼓,就是她流传下来的。
　　她少年时母亲一病而亡,外祖家中也门庭衰弱、人丁稀少,最后只剩了刘德妃一个人无依无靠,朝暮为饮食发愁,好几次要想悬梁自尽。一天她无意中立在门前,一个相士走过见了德妃,便从上至下,看得发呆。德妃见此不觉脸上一红,对那相士说:“你不走路,向我看些什么?”相士说:“我并非存什么歹意,只因你的品貌大贵。我一生相人甚多,今天遇见你这相貌,还是第一次。”德妃正在穷极无聊的时候,听了相士的话,心中不觉一动,便问他:“我是贫寒之人,没有相金与你的,休要讲谎话骗人了。”相士说:“我并不要你的相金,请将手伸出与我一看,就可断定。”德妃被他打动了心,将一双芊芊玉手伸出来。相士一看,连连说:“后妃之相,后妃之相。”
　　德妃想自己贫困到这般田地,又处在僻陋的乡间,哪里来的后妃呢?但是自从听得相士的话以后,就把自尽的念头打消了。每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就把相士的话拿来宽解自己。
　　邻舍家有个做银匠的,名叫龚美,要到京师去做生意,德妃便去找着龚美,要与他一起结伴同行。龚美不肯答应,德妃笑着说:“盘费,不用忧虑,我有随身本领,到处都可以吃饭,决不拖累你;我们可以认作兄妹,沿路上有人查问,我自有话回答,必无意外之虞!”龚美没法推辞,只得答应了,携带她一同上路。
　　

话说两宋一百十五

话说两宋一百十六

仁宗对待皇室家人如此，对待官员也是如此。生活在仁宗朝的官员们是幸福的，他们可以随便发表言论，最大的处分不过是降上几级，贬到别的地方做个小点儿的官，说不定过了一段时间，风头过去了，皇帝还会把他再召回来。仁宗一朝，贬了升，升了再贬，贬了再升的官员不计其数。那时的大臣上书言事，不仅内容激进，什么话都敢说，而且，有时态度也十分冲动。有一次，仁宗皇帝想封自己宠妃张贵妃的叔叔张尧佐当三司使，当时身为御使的包拯不同意，认为三司使是主管全国财政工作的，张尧佐才能平庸不堪此任，仁宗只好让步说：“那不行就封他个粗官，当节度使吧。”北宋时的节度使不同于唐代的节度使，只是个虚职，表示地位的名号而已，包拯同意封张尧佐这么个虚职，但对仁宗“粗官”的说法还不放过，说：“节度使怎么能是粗官，太祖，太宗不都当过吗？”在争论过程中，包拯情绪激动，唾？星子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仁宗也不以为忤。回宫后，张妃不干，撒娇使性，皇帝只好训她：“你就知道给你叔叔要这个使、那个使的，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使吗？”也许正是仁宗的宽容，他那一朝名臣辈出，宋朝那些后来在历史上如雷贯耳的名臣大多出在仁宗朝，如晏殊、包拯、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苏轼、黄庭坚、沈括、司马光、王安石等等，可谓群星璀灿。

仁宗的宽容带来的好处是言论比较自由，群臣什么话都敢说，这使他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不会受信息失真的蒙蔽。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对任何一件事都有不同的看法，议论纷纷，仁宗又没太坚定的主见，所以往往朝令夕改，用人也是今提明贬。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就此评论说，“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仁宗自亲政以后三十年间，不论用人还是基本国策，几乎没有能稳定过一年的，结果导致官员不知该坚守什么政策，民众不知该追随什么？则，这主要是“天子无定志”导致的。是啊，言论自由是好事，但那也得是最高决策者具有明断是非的判断力和意志力，如果最高决策者没有主意，不能及时明确地支持一种意见，禁止另一种意见来干扰这种意见的执行(不论对错，因为对错是在事后才能知道的)，那么，言论自由就反而变成坏事了。
皇帝的宽容仁厚确实感动了一批正人君子，这些人一心谋国，以报答皇帝的仁厚。所以，仁宗一朝基本上是些正人君子，即品德高尚正派的人立朝，维持住了四十年的承平气象。当然也有少数被称为“奸臣”的人，投其所好，伪造政绩，以假仁假义获得高位的，这些人在当时就受到所谓正人君子的攻击。这两派人士的斗争，就是贯穿有宋一代的“党争”。

出于这个原因，在仁宗一朝，实际上官员队伍在决策上的权重更大一些，仁宗不太像是一位乾纲独断的专制君主，倒像夹在群臣纷争中的一位好好先生，哪一边的道理讲得滔滔不绝、冠冕堂皇，他就倾向于哪一边。所以，仁宗朝的事情，大臣要负的责任不比皇帝少。
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读书人，也是幸福的，仁宗在科举制方面实行了“扩招”政策，科举中进士的数量是前朝的数倍，更多的士子得以进入政府做官，当然感恩戴德，所以，仁宗还在位的时候，朝内的官员就上表，要给仁宗加上“大仁至治”的称号，只是仁宗本人还算明白，拒绝了这个建议。
就仁宗的本性来讲，对待老百姓也是仁慈的。《宋史·仁宗本纪》的记录中，几乎每隔两行，就有一次仁宗为百姓做善事的记录：或是下令减少某一地方的赋税，或是下诏赈济某地灾民，或是因为某地的自然灾害、边境战争失利而下诏自责、停止宴饮歌舞。每逢水旱灾害，他要么在宫廷内诚心祈祷上天赐福，早日结束灾害；要么光着脚站在庭院里，自己罚站，以向上天谢罪。他几乎每隔几年，就释放数百名宫女出宫，让她们回家过自己的日子。这些善事的密度之高，在中国的历代皇帝中，是不多见的。他很珍惜每个普通人的生命，全国判处死刑的案子都要由他亲自复审，每年？他由死刑改为其它刑罚的人数动辄上千人。他曾对大臣说过：“你们知道，我平时生气骂人时，从来都没有骂过'你去死吧'这种刻毒的话，就更不敢在断狱中滥用死刑了。”对于滥用死刑的官员他十分憎恨，他给吏部的规定是：如果一个官员在断案时错杀了人，则终生不能再提拔。
自然，这样的人对他自己也是严格要求的。他衣食俭朴，任内没有像那些不成器的皇帝如徽宗那样大修宫室。史书中记录了大量他严于奉己的故事，比如，有一次，他在宫苑内散步时，屡屡回头看，随从们都不明白皇帝是什么意思。等他还宫后，对嫔妃说道：“渴坏了，快快倒热水来。”嫔妃顿觉奇怪，问道：“官家在外面时怎么不喝水，而让自己受渴这么久呢？”仁宗回答说：“朕屡屡回头，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问的话，就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了。”
这么一位好皇帝，若是无边事纷扰，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所以，《宋史？仁宗本记》给他最后的评论是：“《左传》上说，为人之君的最高境界就是'仁'，仁宗就是达到这个境界、无愧于这个'仁'字的君王了！”(“《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话说两宋一百十七

话说两宋一百十八

乾兴元年（1022年），13岁的赵祯即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不知先皇嫔妃中的顺容李氏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人畏太后，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李）妃所出”，这大概与刘太后有直接关系，毕竟她在后宫及朝廷内外都能一手遮天。在这种情况下，估计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仁宗身世秘密的。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病逝，仁宗刚刚亲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
在仁宗了解自己身世的同时，还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所以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谢罪：“自今大娘娘（仁宗称刘太后为大娘娘，杨太妃为小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关于李宸妃的葬礼，其实经历了这样一个波折。宸妃去世后，刘太后本欲以一般宫妃之礼葬之，吕夷简却奏请“礼从厚”。刘太后已然理解了他的意思，故意说：“卿何为间我子母？”夷简对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刘氏乎？”。于是，以太后之礼厚葬李氏。吕夷简当时任宰相，是个最能审时度势的人物。
宋仁宗与刘太后的关系，在现实政治中引出了一代名臣范仲淹，在戏剧中则成就了足以为万世楷模的清官包拯。纵观仁宗一朝，可说是政治昌明，文化繁荣，名臣辈出。下面我们便从范仲淹说起，因为在他身上很好的体现了仁宗一朝的政治特点。
范仲淹的人生经历可以作为历代有志于仕途之人为人为官一本最好的教科书。他幼时丧父，随母亲改嫁，从小便刻苦攻读，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身处官场他刚直不阿，不随波逐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心系苍生社稷，更是唱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传诵千古的慷慨长歌。范仲淹在政治、军事、文学、教育等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可说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为千古名臣之典范，连朱熹都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母亲去世）。经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他发现仁宗皇帝年巳二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却全凭六十岁开外的刘太后一手处置。同时他还听说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评这一计划。接着他索性又上了一道奏疏，干脆请老太太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

话说两宋一百十九

话说两宋一百二十

一个武将在文人掌权的王朝里出任最高军事长官，自然招来大臣言官们的猜忌和不安。所以，大家充分发扬以天下事为己任的家国精神，既动口又动手，非得把这个异端清除不可。臣僚百官纷纷进言，不仅始终反对狄青在中央作官者如王举正竟以罢官威胁，就连原来屡屡称颂狄青战功，誉之为良将的庞籍、欧阳修等人也极力反对任命狄青。难道是狄青居功自傲，怀有异心而招致众议吗？恰恰相反，狄青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始终对对朝廷忠心耿耿。
史称狄青“为人缜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队伍，明赏罚，与士卒同饥寒劳苦……尤喜推功与将佐。”狄青的品行和武功在当时朝野广为传颂，京师的百姓相与谁说：“诵咏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就连力主罢免他的文彦博也称他“忠谨有素”。
欧阳修在嘉佑元年（1056）七月上书请罢狄青，洋洋数千言，举不出一条得力罪证，反而称赞他：“青之事艺，实过于人”，“其心不恶”，“为军士所喜”，任枢密使以来，“未见过失”。那么罪名是什么呢？不得不假托虚妄的阴阳五行说，把当年的水灾归罪于狄青，说：“水者阳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今年的大水就是老天爷因为狄青任官而显示的征兆。简直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由此看来欧阳文忠公也不是很厚道的人啊。
为什么朝廷如此急于除掉狄青呢？文彦博说得明白，就是因为“朝廷疑耳”。在文彦博请罢狄青时，宋仁宗说“狄青是忠臣”，文彦博立即反驳“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原来都是当年太祖爷惹的祸，真是做贼的人怕贼偷。
宋仁宗欣赏狄青，文彦博评价狄青忠谨有素，欧阳修认为狄青没有过失，是个好人。可狄青还是得走人，不因为别的，只是因为狄青有军事才干。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是也。非宋仁宗为昏庸之君主，非欧阳修为阴毒之小人，不容狄青者，祖宗家法也。
一代名将，没有倒在敌人的矢石刀剑之下，却在盛年便因朝廷上下的猜忌郁郁而终。大宋朝两度亡于异族，从狄青及后来岳飞的遭遇上就可以知晓其中的一些原因了。
在狄青的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到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大宋朝其实根子里已经文人化了—文弱有余，气度不足！
偌大的大宋朝堂既然连一个狄青也容不下，自然更容不下动摇“国本”的“庆历新政”和后面的“朋党”。范仲淹和狄青，虽一文一武，可却殊途同归。
北宋一朝，除去开国的太祖太宗和亡国的徽宗钦宗，中间的五位帝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及哲宗都是欲有一番作为的君王。而且总的来说，他们的个人素质和执政能力都还算是不错的。在他们当中，就有三位和变革求治联系在一起，可最后都功败垂成。其中的原因一是他们都只是守成之君，不是那种开创型和开拓型的君主。二是制度的惯性太大，保守势力太强。太祖太宗两朝君主得国不正，后世又无那种铁腕手段的君主，使得一些矫枉过正的政策得不到调整，一些关系国本的政策得不到执行，为后来的“靖康之耻”埋下了隐患。

话说两宋一百二十一

在史书上，关于宋仁宗这方面的故事可说是数不胜数。就是这么一个皇帝，他没有赫赫武功，不追求那些劳民伤财的所谓大功业。但他谨守为君之道，基本上能够做到亲贤臣，远小人。他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善待臣下，关注民生。宋仁宗御极四十二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他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家安定祥和，老百姓安居乐业。无论是就国家民族自身内涵的提高，还是老百姓的普通生活而言，这段时间都可说是千年难遇的黄金时期。
宋仁宗去世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仁宗去世的讣告送到敌对国家辽国，竟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号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并将仁宗送给他的御衣“葬为衣冠冢”，岁岁祭奠。也是这位辽道宗，有一次见宋仁宗画像，“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据说那个自视甚高，号曰“十全老人”的乾隆爷一生只佩服三个帝王，一个是他爷爷康熙，一个是唐太宗，还有一个就是宋仁宗。
可见，仁爱的力量有多么伟大！
宋之后的元明清，都有庙号为“仁宗”的皇帝，可其功业皆远不及宋仁宗。 “仁”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宋仁宗非一代雄主，但肯定是一位明主仁君！ 老百姓一定喜欢这样的皇帝！

话说两宋一百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