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下的王瑶先生(王得后)
听说，我没有亲见，王瑶先生中年的时候还是西装革履，并且叼着烟斗的。
这是真的。大概是1988年吧，有一天晚上我们去拜访先生。临告别，先生让蕴如
师母拿出一套五张照片送给赵园和我，上面已经题好词。其中1961年的全身像，
就是笔挺的西服，乌黑的头发，而且特浓密。那张头像的轮廓，长长的脸，稍尖
的下巴，乍一看，像五十年代我们熟悉的一位苏联诗人。不过王先生的眼神是严
厉深邃的。但并不看着你，也不像在沉思，挺怪的。先生弥留的时候，不能说话，
写了许多要说的话，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的。有一段给大女儿超冰的，说：“我
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许多问题，自以为很深刻，但不必说，不如痴呆好！”我怀
疑“不必说”其实是“不能说”。对了，先生那照片上的眼神，就是冷冷的清醒
的专注的眼神，却又向内吸收自己的所见所思的样子。这些，自然是现在对着照
片的遐想。那天晚上双手接过照片，略一翻检，心情是别样的沉静，而且奇怪：
为什么现在送这一套照片呢，题好了词的？
我认识王先生的时候，他已经“华发满颠，齿转黄黑”了。那是1976年，
“最高指示”创建“鲁迅研究室”的时期。李何林先生从天津南开大学调到北京，
出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又指定从全国几个省市借调十几二十个
研究人员，而王先生内定为研究室副主任。莫明其妙的是，王先生就在北京，却
迟迟未能报到。我从天津来，反而捷足先登，竟是第一个。于是经常盼，经常念
叨：王先生怎么还不来呢？那时我们有政治局批准的八大研究课题，真所谓“极
其”繁重而且紧迫呵。
世事就是这样，隔岸观火，好像一切都明明白白简简单单似的；身在漩涡之
中，反而稀里胡涂，手足无措。分明有“红头文件”，而且“圈阅”了的，可王
先生就是调不来。一方“看来他们是不想‘放’，又不愿说‘不放’，因此拖拖
拉拉，不解决问题”。一方则只有天晓得。王先生有点尴尬，有点焦急，有点寂
寞。他在信里说：“我个人只能‘一切行动听指挥’。但‘拖’得太久也不好。
我希望文物局他们早点与北大商谈。估计北大现在是不会断然不放的。”又说：
“我的借调事据北大中文系总支说，已同意借调，但须对北大指导研究生工作有
所兼顾，实际上目前并无研究生，何时招考也说不定。我想鲁研室方面可以同意。
但究竟如何解决，则只有待领导安排而已。”一年多之后，王先生终于被“安排”
到了鲁研室，算是“借调”。我们这先期“借调”的一批，有的去掉了“借”字，
留下来；有的打道回府了。
于是每星期有那么几天，上午八、九点钟左右，王先生从接他上班的轿车里
出来，一手拿着或挟着深褐色的大皮包，叼着或拿着烟斗，一摇一摇上得二楼，
走进他的办公室。下午五点钟，王先生又一手拿着或挟着深褐色的大皮包，叼着
或拿着烟斗，一摇一摇快步走进送他的小轿车，绿色上海牌的小轿车，回到北大
去。这五点钟，是准时的。这是李何林先生的脾气。要不是北大路远，接王先生
的车开出得迟，早上也会八点上班的。王先生有个晚上读书、看报、写作到深夜
而次日晚起的习惯，临到该上班的时候，可以想象他的辛苦。
王先生一进办公室就很少出来。不串门，不谈笑，也很少开会。要不开会的
时候轮到他不上班，要不开的会只谈室里的行政事务，与他无关，他不来。只有
中午吃饭的时候，能够见到王先生，拿着一副碗筷，和我们一道排队买饭。很快
地吃完，涮涮碗，走了。
听说，我没有亲见，王瑶先生中年的时候还是西装革履，并且叼着烟斗的。
这是真的。大概是1988年吧，有一天晚上我们去拜访先生。临告别，先生让蕴如
师母拿出一套五张照片送给赵园和我，上面已经题好词。其中1961年的全身像，
就是笔挺的西服，乌黑的头发，而且特浓密。那张头像的轮廓，长长的脸，稍尖
的下巴，乍一看，像五十年代我们熟悉的一位苏联诗人。不过王先生的眼神是严
厉深邃的。但并不看着你，也不像在沉思，挺怪的。先生弥留的时候，不能说话，
写了许多要说的话，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的。有一段给大女儿超冰的，说：“我
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许多问题，自以为很深刻，但不必说，不如痴呆好！”我怀
疑“不必说”其实是“不能说”。对了，先生那照片上的眼神，就是冷冷的清醒
的专注的眼神，却又向内吸收自己的所见所思的样子。这些，自然是现在对着照
片的遐想。那天晚上双手接过照片，略一翻检，心情是别样的沉静，而且奇怪：
为什么现在送这一套照片呢，题好了词的？
我认识王先生的时候，他已经“华发满颠，齿转黄黑”了。那是1976年，
“最高指示”创建“鲁迅研究室”的时期。李何林先生从天津南开大学调到北京，
出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又指定从全国几个省市借调十几二十个
研究人员，而王先生内定为研究室副主任。莫明其妙的是，王先生就在北京，却
迟迟未能报到。我从天津来，反而捷足先登，竟是第一个。于是经常盼，经常念
叨：王先生怎么还不来呢？那时我们有政治局批准的八大研究课题，真所谓“极
其”繁重而且紧迫呵。
世事就是这样，隔岸观火，好像一切都明明白白简简单单似的；身在漩涡之
中，反而稀里胡涂，手足无措。分明有“红头文件”，而且“圈阅”了的，可王
先生就是调不来。一方“看来他们是不想‘放’，又不愿说‘不放’，因此拖拖
拉拉，不解决问题”。一方则只有天晓得。王先生有点尴尬，有点焦急，有点寂
寞。他在信里说：“我个人只能‘一切行动听指挥’。但‘拖’得太久也不好。
我希望文物局他们早点与北大商谈。估计北大现在是不会断然不放的。”又说：
“我的借调事据北大中文系总支说，已同意借调，但须对北大指导研究生工作有
所兼顾，实际上目前并无研究生，何时招考也说不定。我想鲁研室方面可以同意。
但究竟如何解决，则只有待领导安排而已。”一年多之后，王先生终于被“安排”
到了鲁研室，算是“借调”。我们这先期“借调”的一批，有的去掉了“借”字，
留下来；有的打道回府了。
于是每星期有那么几天，上午八、九点钟左右，王先生从接他上班的轿车里
出来，一手拿着或挟着深褐色的大皮包，叼着或拿着烟斗，一摇一摇上得二楼，
走进他的办公室。下午五点钟，王先生又一手拿着或挟着深褐色的大皮包，叼着
或拿着烟斗，一摇一摇快步走进送他的小轿车，绿色上海牌的小轿车，回到北大
去。这五点钟，是准时的。这是李何林先生的脾气。要不是北大路远，接王先生
的车开出得迟，早上也会八点上班的。王先生有个晚上读书、看报、写作到深夜
而次日晚起的习惯，临到该上班的时候，可以想象他的辛苦。
王先生一进办公室就很少出来。不串门，不谈笑，也很少开会。要不开会的
时候轮到他不上班，要不开的会只谈室里的行政事务，与他无关，他不来。只有
中午吃饭的时候，能够见到王先生，拿着一副碗筷，和我们一道排队买饭。很快
地吃完，涮涮碗，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