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相长，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精髓之一。
在赴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大学教育时，有两点最深的感受。一是：课堂上，教授很“闲”，学生很忙。每个学生都要发言、陈述，不是即兴的回答问题，而是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发表个人见解。教授很看重你是否有独立的创见。二是：课堂下，教授也忙，要接待同学，还要研究新的学术内容。学生则更忙，首先他们必须每周阅读数百页相关参考书，然后在一个讨论小组中互相交流，听听其他同学的看法，互相进行思想激荡、头脑风暴，这样才能在课堂上做精彩的有独立见解的发言。在欧美许多著名大学的教学中，学生一直是主角，他们要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研究”任务。
我每次看到学习室或咖啡馆中这样的小组讨论，都十分感慨。在中国，高校学生都是“各自为战”，学习就是掌握知识，谁背得好、记得清，谁就拿高分。在餐馆、咖啡馆，更多的是聚餐、闲聊、喝酒。在中国的课堂上，教授很忙，讲得天花乱坠，很累，要做很多准备，一言堂。学生很闲，悠闲地听老师讲，出了教室，已经忘了一半，出了校门，全部还给老师。因为听课就是为了应付考试，考试是为了拿高分，拿高分就有好排名，有好排名就有获得评各种奖、推荐读研等好事的优先权。除了期末的考试外．我们的学生没有每天的自我思考、创新的“压力”，很少有小组讨论会，也没有表达、展示的机会，期末集中背背书就应付过关。学校觉得对学生越严格越好，严格就显现为闭卷考试。而闭卷也往往只能考“知识点”，如果做论文，闭卷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中国的考试很重要。我的学生告诉我，复习备考研究生的几个月，是大学生活中最紧张最重要也是收获最大的时期——以前都在玩，除了高强度大跨度和繁多的内容外，他／她第一次成为学习的主角，由被动的接受型变成主动的掌握型，屁股挪了位．态度大变样。准备考研，必须看看今年相关学科的发展状况，要看看自己要考的导师发表过什么文章，要准备考试可能涉及的现实的学术的问题，逼迫考生有了一种“问题意识”。但是，中国高校学习与考试的急功近利的功利考虑仍然是主导取向。
记得在美国某名校的课堂上，几个中国学生总是非常认真地听课，书面作业很好，但是总怯于在课堂表达自己的看法(或许是因为语言障碍？还是内敛的民族性格？)。因而美国教授总是觉得不够满意，往往不给他们高分。而中国学生又非常在意是否能拿到A，除了中国人的荣誉感和面子——做好学生、好孩子外，这可能还与是否能拿到奖学金有关。
“教然后知困”，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探索如何在今天的教学中探索高等教育中教与学的互动模式，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当仁，不让于师”。
还是孔子说的好：“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个案研究或者案例研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文化研究是“最语境化”的学术，它与现实发生着的“文化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在以前的文艺理论与文化批评中，我们却总是在进行“概论式”的教学，“文化研究”的泛泛之论还是很多，与当下现实实践结合紧密的案例研究却非常少。
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个案研究在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国的文化批评中却很少运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前的批评范式只关注宏观整体的研究，习惯于从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来把握文化对象；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还不大会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考虑到在今天中国从事文化研究的主要还是一些文艺学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出身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反而很少)。中国的人文学界长期以来习惯于在抽象理论的层面上打转转，把西方的各种理论比较来比较去，试图这样来进行理论上的创新。现在看来这样的理论创新之路是走不通的，是一条死胡同。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理论”主要是从西方介绍的，而西方的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带有自己特定的问题意识与理论传统，很难与中国的实际完全吻合。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新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书房而是在“田野”、在社区，国外人类学与社会学中非常流行的“田野作业”(field
work)社区研究，在中国一直是薄弱的环节。实际上即使是在西方，理论创新的途径也常常是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比如布迪厄是在阿尔及利亚的田野研究中发现了此前的人类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无法解释那里的经验事实，这促使他创造出一套以“场域…‘习性”“文化资本”等一系列概念为核心，旨在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社会理论。这个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只有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个案研究中才能发现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中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从而在中国本土经验的特殊性中检验西方的理论并建立自己的理论。这是我们提倡个案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相对而言，国内的文化研究需要从两个方面突破，这就是深刻的逻辑的形而上理论思辩和直面现实的细致具体的“个案”研究。那种不上不下、既无形而上，也无形而下，既无细致的学理梳理——理论概念的思维的逻辑推演，又无细致具体的个案“深描”，却动辄要建构一个体系，列出一二三四，再辅之以例证的简单枚举，这种普遍泛滥的论文“格式”，确实需要改变改变了。
于是，就有了我们十多年来在课堂教学和现实研究的案例倾斜。
本书的编撰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他们为本书的编撰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许多同学有的已经离开学校，有的还在加紧努力。在这里，我向每一位撰稿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一同进行的文化研究案例的互动教学实验，都将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的集体记忆。
金元浦记于北京海淀三灯阁
2012年12月16日
在赴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大学教育时，有两点最深的感受。一是：课堂上，教授很“闲”，学生很忙。每个学生都要发言、陈述，不是即兴的回答问题，而是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发表个人见解。教授很看重你是否有独立的创见。二是：课堂下，教授也忙，要接待同学，还要研究新的学术内容。学生则更忙，首先他们必须每周阅读数百页相关参考书，然后在一个讨论小组中互相交流，听听其他同学的看法，互相进行思想激荡、头脑风暴，这样才能在课堂上做精彩的有独立见解的发言。在欧美许多著名大学的教学中，学生一直是主角，他们要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研究”任务。
我每次看到学习室或咖啡馆中这样的小组讨论，都十分感慨。在中国，高校学生都是“各自为战”，学习就是掌握知识，谁背得好、记得清，谁就拿高分。在餐馆、咖啡馆，更多的是聚餐、闲聊、喝酒。在中国的课堂上，教授很忙，讲得天花乱坠，很累，要做很多准备，一言堂。学生很闲，悠闲地听老师讲，出了教室，已经忘了一半，出了校门，全部还给老师。因为听课就是为了应付考试，考试是为了拿高分，拿高分就有好排名，有好排名就有获得评各种奖、推荐读研等好事的优先权。除了期末的考试外．我们的学生没有每天的自我思考、创新的“压力”，很少有小组讨论会，也没有表达、展示的机会，期末集中背背书就应付过关。学校觉得对学生越严格越好，严格就显现为闭卷考试。而闭卷也往往只能考“知识点”，如果做论文，闭卷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中国的考试很重要。我的学生告诉我，复习备考研究生的几个月，是大学生活中最紧张最重要也是收获最大的时期——以前都在玩，除了高强度大跨度和繁多的内容外，他／她第一次成为学习的主角，由被动的接受型变成主动的掌握型，屁股挪了位．态度大变样。准备考研，必须看看今年相关学科的发展状况，要看看自己要考的导师发表过什么文章，要准备考试可能涉及的现实的学术的问题，逼迫考生有了一种“问题意识”。但是，中国高校学习与考试的急功近利的功利考虑仍然是主导取向。
记得在美国某名校的课堂上，几个中国学生总是非常认真地听课，书面作业很好，但是总怯于在课堂表达自己的看法(或许是因为语言障碍？还是内敛的民族性格？)。因而美国教授总是觉得不够满意，往往不给他们高分。而中国学生又非常在意是否能拿到A，除了中国人的荣誉感和面子——做好学生、好孩子外，这可能还与是否能拿到奖学金有关。
“教然后知困”，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探索如何在今天的教学中探索高等教育中教与学的互动模式，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当仁，不让于师”。
还是孔子说的好：“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个案研究或者案例研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文化研究是“最语境化”的学术，它与现实发生着的“文化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在以前的文艺理论与文化批评中，我们却总是在进行“概论式”的教学，“文化研究”的泛泛之论还是很多，与当下现实实践结合紧密的案例研究却非常少。
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个案研究在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国的文化批评中却很少运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前的批评范式只关注宏观整体的研究，习惯于从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来把握文化对象；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还不大会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考虑到在今天中国从事文化研究的主要还是一些文艺学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出身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反而很少)。中国的人文学界长期以来习惯于在抽象理论的层面上打转转，把西方的各种理论比较来比较去，试图这样来进行理论上的创新。现在看来这样的理论创新之路是走不通的，是一条死胡同。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理论”主要是从西方介绍的，而西方的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带有自己特定的问题意识与理论传统，很难与中国的实际完全吻合。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新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书房而是在“田野”、在社区，国外人类学与社会学中非常流行的“田野作业”(field
work)社区研究，在中国一直是薄弱的环节。实际上即使是在西方，理论创新的途径也常常是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比如布迪厄是在阿尔及利亚的田野研究中发现了此前的人类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无法解释那里的经验事实，这促使他创造出一套以“场域…‘习性”“文化资本”等一系列概念为核心，旨在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社会理论。这个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只有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个案研究中才能发现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中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从而在中国本土经验的特殊性中检验西方的理论并建立自己的理论。这是我们提倡个案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相对而言，国内的文化研究需要从两个方面突破，这就是深刻的逻辑的形而上理论思辩和直面现实的细致具体的“个案”研究。那种不上不下、既无形而上，也无形而下，既无细致的学理梳理——理论概念的思维的逻辑推演，又无细致具体的个案“深描”，却动辄要建构一个体系，列出一二三四，再辅之以例证的简单枚举，这种普遍泛滥的论文“格式”，确实需要改变改变了。
于是，就有了我们十多年来在课堂教学和现实研究的案例倾斜。
本书的编撰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他们为本书的编撰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许多同学有的已经离开学校，有的还在加紧努力。在这里，我向每一位撰稿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一同进行的文化研究案例的互动教学实验，都将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的集体记忆。
金元浦记于北京海淀三灯阁
2012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