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清朝进入中原之际,满洲人已经有些与汉人及汉语交流的基础了。人关定鼎京师完成大一统之前,清作为一个山海关外的地方政权,已在东北经营有年,尤其是迁都沈阳(盛京)和建立汉军八旗以来,更在其体制之内便存在满、汉语言的频繁交流。当时的汉军八旗所操之汉语沈阳话,业已成为满洲人面对的最切近的一种汉语样板,他们学说汉语自会以此为范例。
明季的北京话究竟是何种腔调,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不过,有一则这样的说法,似可抄录一下:“一百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ll、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考证为吴语)。”①此说法准确与否尚难判断,但明政权是从南京搬迁到北京,官吏及士子中间许多人来自吴语方言区,也是可以想见的。总之,明末以前京师方言与清末民初的北京方言差别很大,那是毋庸怀疑的。
清朝挟旗族整体进关伊始,不会讲汉语的满人们并没跟北京城原有的明代遗民间有太多的直接语言交流。定都北京不久,实行了旗、民在内外城分城居住的措施,京师原有居民悉数被遣往外城,虽与内城驻防的旗族间“鸡犬之声相闻”,却隔着城墙不相往来。只是此刻内城满人官兵因已置身中土,学讲汉语渐成必需,他们当时最近便的汉语教师——操汉语沈阳方言的汉军旗人,就比先前更显著地发挥起了作用。于是乎,汉语沈阳话比当时的京城汉语方言捷足先登,抢占先机地影响到了上下各阶层满洲人,满人说汉话,就此进一步地被打上了汉语沈阳方言的浓重底色。汉语的沈阳方言,作为日后旗人们嘴边的汉语京腔的母本,与这种定型后的京腔有诸多相近之处,只是沈阳话使用平卷舌过分随意,听来音质更为浑朴粗砺,音调也更多凝重下沉而已。在清代满汉语言彼此互动的日子里,满语远非一味地只取被动守势,它不仅教汉语北京话收入了不少满语词汇②,更让京城方言平添了轻重音的读音新规范;在满人长期驻扎京城并随时玩味打磨汉语京腔的过程中,他们又成功地为这种方言添置了极为大量的“儿化韵”词的尾音处理新规则。这种具备了“轻音”与“儿化”新特征,并且收入了一定量满语词汇的北京话,便是经过原本操满语的满族人,酌取本民族语言特点,加上他们学说汉语之际的艺术灵感和创造性,来重塑汉语北京话的文化结晶“汉语京腔”(也有人把它称为“京片子”)。这种“汉语京腔”曾被视为满式汉语③,它以沈阳话为基础,参用北京原有方言的语音成分,再通过满人们集体地锤炼锻造,至清末大致定型。定型后的京腔方言,还能体现从汉语沈阳话脱胎出来的亲缘关系,却又显见出经过二三百年京旗满人们精心地再造提升之后,跟沈阳话二者间的文野差异。
这段话恐怕很多人非常熟悉。其中满汉隔离居住满人习汉语成北京话,北京话进而成了“国语”普通话的论调也骗了很多人。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他说利玛窦用拼音记录了当时的汉语,这的确不假,但是记录的是当时的“官话”,明朝的官话乃江淮官话,当然没有卷舌保留入声。可笑的是这个家伙竟然将官话等同于“北京话”,难道明朝时期北京属于江淮官话区不成?
他口口声声讲利玛窦,却不敢把利玛窦讲的另外一句话说出来:在南京讲官话更为舒服。这说明什么?说明北京的方言和南京是不一样的。北京方言和官话的差异是早已有之而不是他满人入关后带来的!
后又讲旗人学的是沈阳口音汉语,可是当时辽东人要么被编入汉八旗带进关内,要么被杀得七七八八,怎么会有“沈阳方言”保留下来呢?如果没有保留,这个关先生又是从何而知的呢?
再就是找些拙劣的证据了
曾经有人在汉服吧发帖说普通话就是满语用的就是这些所谓证据,结果被我们广大的燕赵齐鲁中原子弟齐扇耳光,原因嘛,太简单了——你举的这些所谓的满语的例子根本就是我们家乡的土话!甚至从汉语角度分析都是标准的汉语词汇。什么?这些词东北人在用?东北人在用就代表是满族词汇?开什么国际玩笑!闯关东是说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