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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改变中国革和谐命时局的大事。本文试图以南京《中央日报》、西安《解放日报》、津沪《大公报》与陕北《红色中华》对“西安事变”报道的比较，来分析不同党派、不同立场的报纸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评析它们在事件中的态度倾向及其转化过程。
　　在“西安事变”发生的16天里，《中央日报》、《解放日报》、《大公报》和《红色中华》四份报纸对这一突发事件进行了不同的报道和反映。
　　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始终保持着“讨逆”的主调，对张、杨的“兵谏”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虽然国民党内部也有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中央日报》对他们的报道仅限于其言行的小消息，而充斥报端的尽是前线讨逆军的军事型动和后方各界支持讨逆的声音。
　　而以为民族争自由、求解放为宗旨的《解放日报》，无论是在事件刚发生时，还是在与中央军交和谐火时，都始终不遗余力地报道宣传“西安事变”的真相和张、杨的政治主张，驳斥帝国主义者和亲日派的造谣攻击。“《解放日报》的目光是敏锐而深远的，发出的声音是坚定而响亮的”，⒆它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国统区统治下的《大公报》以其独特的“文人论证”视角，对事变的态度经历了主张“调解斡旋”到拥护讨逆的转变。它违背了自己的办报方针，这与其“阶级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不无关联，⒇但我们也要看到，国难当头，《大公报》“为王前驱”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这是当时国统区社会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在拥护讨逆决议时，始终坚持要诉诸“良知”，也不失独立、爱国的民营报纸本色。
　　而《红色中华》在这段时间只发刊了3期，且前后态度迥异，不仅显示出这一阶段办报工作不够成熟，也可看出其办报思想不成体系。不过，cpc最终选择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对蒋介石等人做出了相对公允的评价，说明cpc经过这一历史事件正逐渐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