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棉杯带来的思考 张行的遗憾之一  
   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之下，文化，做为人类生存精神需求的必需物也随着改革开放而进入到了中国大陆。广东省，既是开放的试验田，又有临近香港、台湾、澳门的区位优势，自然在文化方面也先其他地方一步接触到了真正的现代音乐。１９８５年，广州的音乐茶座开始发展的如火如荼，而同时全国却仍沉浸在革命歌曲和爱国歌曲中，在当时的主流理论界，广州的这股小资的小风潮与全国的大形势显得格格不入，被来自北京的声音批判为“无病呻吟”。形成了民间很热闹，但在官方和权威机构那里却是回避和漠视的态度。与之同时诞生的便是“通俗歌曲”这样的称喟。其实通俗二字在一定意义是存在贬低之意的。至于“流行歌曲”一词则几乎没有主流媒体敢于使用。这里要感谢北京的一位乐评人，是他后来的一次关于“只要是优秀的，易于在群众中产生共鸣并广为传唱的，不管是什么唱法，都是流行歌曲”的论断才打开了关于这一词汇的新天地。这一时期，流行音乐处于艰难的境地。 
　　这里，就不能不提到红棉杯大赛与广东省对中国流行音乐的贡献了。 
　　1９８５年的广州冬天，一样的阴冷潮湿。仿佛事先毫无预兆，由几个文化记者发起的流行音乐大奖赛在这个１２月破土而出，一连１０晚的比赛汇成一曲无比嘹亮的新歌，刺破羊城沉沉冬暮，唱响流行乐坛春的序曲。说到广州的流行音乐就不能不提到音乐茶座。音乐茶座可谓是广州流行音乐的策源地和开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全国流行音乐的肇始。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广洲东方宾馆、中国大酒店等一批豪华宾馆纷纷设立了音乐茶座，建立自己的“轻音乐队”。当时广州有“紫罗兰”、“红玫瑰”、“红珊瑚”等等十多支乐队。演唱当时最流行的《霍元甲》、《上海滩》等电视剧的主题歌，以及港台流行歌手的歌曲。门票很贵，去听一场演唱需要几十上百元的消费，只有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才有能力去听。在茶座中，培育了一批当时影响很大的茶座歌手，如“广州罗文”李华勇、“广州刘文正”吕念祖、“广州邓丽君”刘欣如等等。他们都以模仿某个港台歌星的演唱风格，并唱某个歌星的歌而在当时名动一时。政府对音乐茶座采取不反对、也不提倡的态度。但实质上唱流行歌曲仍然受到种种压制，不能正大光明地走到台面上来。全国正在号召“抵制精神污染”。一方面是音乐茶座受到市民欢迎，另一方面这些音乐却又不被正统音乐界和权威机构认可。正是这样的矛盾最终触发了一些记者想要办音乐大奖赛的想法。大赛从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１０日到２０日，在广州迎宾馆的宴会厅举行。尽管门票价格不菲，但十天里仍几乎天天爆满。广州音乐茶座的各支轻音乐队、各大歌舞团都参加了比赛，并且全部表演的是原创作品。大赛最终评选出了“羊城十大新歌”和“羊城十大歌手”。陈小奇、李海鹰、解承强、兰斋等年轻的音乐人就在这次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原创歌曲的大奖；同时也诞生了中国大陆第一次的十大流行音乐的歌星，这些人按得分高低排列分别是：刘欣如、安李、陈浩光、董岱、吕念祖、王家兴、蔡其平、林梓楠、唐彪、邓剑辉。这些人可能生于七十年代的人还是有些听到过他们的作品的，如董岱，她演唱的《酒干倘卖无》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吕念祖更不必，出版了多个专辑并杀入中央电视台的《九洲方圆》。唐彪的《神奇的飞行船》也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他与安李的男女声合唱，达到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平。这次比赛的意义是深远的，有人评价说：“广东流行乐坛在１９８５年‘红棉杯’十大金曲之后为一个转折点。”。时间过去了２０个年头，广东流行音乐有过光荣和梦想，有过失落和坎坷，但无论怎样，用“开拓者”和“里程碑”等字眼来形容当年的“红棉杯”一点也不过分。那是全国第一个流行音乐评奖的活动，“红棉杯”告诉了人们，广州拥有自己的歌曲，也拥有自己的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