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引历代经注
先秦：《吕氏春秋》
东汉：马融 注《论语》 ；
郑玄训诂；
王充《论衡》；
高诱《孟子集注》；
许慎《说文解字》
魏：何晏 注《论语》
北宋：邢昺 疏《论语》；
程颐程颢《经说》；
尹淳《论语解》；
谢良佐《论语说》；
侯仲良《论语说》；
杨时《三经义辩》 ；
游酢《论孟杂解》、《中庸义》；
吕大临《四书注》；
张敬夫之言；
胡安国之言等
成书背景
“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
四书章句集注包括《论语》在内的这些儒家经典，在先秦并没有受到重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儒家学派的发展和其思想的传播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西汉初年，占统治地位的是道教的黄老之学。只是到了汉武帝之时，著名的汉儒大家董仲舒以贤良对“天人三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此后，孔子的思想受到了统治者及思想界的推崇，于是，记载孔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论语》也就被奉为圭臬。儒家学派的重新盛行和儒学思想的官化与神化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然而，《大学》、《中庸》、《孟子》三书，并没有受到汉儒的重视。比如，当时《论语》已为专门之学，有专人传授，而《孟子》虽然时常被人称引，却未见传人。《汉书·艺文志》把《论语》列为六艺类，即后世的经类，而把《孟子》列为诸子类。这说明在刘向、刘歆、班固等人的心目中，《孟子》连做六经传记的资格都没有。《中庸》与《大学》著者说法不一，至今不明。这两篇儒学著作被汉人戴圣收入《礼记》一书中。它们在当时的影响也很有限，《汉书·艺文志》只著录《中庸说》二篇。汉以后，《论语》的声誉日见高涨。魏晋时期《论语》注家很多，其地位已经和经相等。《隋书·经籍志》已把它列入经类。这一时期，《孟子》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特别是赵歧称孟子为“亚圣”，并对《孟子》一书进行注释和宣传。然而，也有人批评孟子，如唐人李景俭、北宋人司马光都对孟子指批过。因而，《孟子》仍然不能和《论语》并列。《孟子》、《大学》、《中庸》直到韩愈、李翱、二程，特别是到了朱熹，才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韩愈和二程都竭力阐发和宣扬孟子的思想，因而使《孟子》一书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不仅如此，韩愈和李翱对《中庸》和《大学》的思想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如李翱的《复性书》将此二篇的部分观点加以融合、发挥，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开启了宋代理学大门。二程沿着这个方向，尊奉《中庸》，并把《大学》与《论语》、《孟子》并提。
成书经过
将这四部书合为一书，始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编排次序上，首列《大学》，次列《论语》和《孟子》，最后列《中庸》。他的意图是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处。《大学》被朱熹视为修身治人的规模和为学的纲目。他说：“先读《大学》，立其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对于《中庸》，朱熹认为它是孔门传授心法的经典，并引用程颐的话，说“这本书一开始说的是一个道理，中途便散为万事万物的道理，到了末尾又合为一个道理。把它放开，和所有的事物都是相通的，将它收回来看，它又是那么神秘。”由此不难看出，朱熹把《大学》视为理学的纲领，而把《中庸》视为理学的精髓。此外，朱熹认为《论语》和《孟子》也是一定要读的，“以探其本”。他说：“学者之要务，反求诸己而已。反求诸己，别无要妙，《语》、《孟》二书，精之熟之，求见圣贤所以用意处，佩服而力持之可也。”这不仅进一步巩固了《论语》的地位，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孟子》的地位。对于孔孟形象及其精神的重塑与发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汇聚和提炼，朱熹的功劳不可磨灭。《四书章句集注》就是他重塑孔孟形象、发挥儒家精神、宣传理学道义的最简要、最普及、最权威的一部教科书。因此，有人说它的地位几乎和欧美的《圣经》、阿拉伯国家的《古兰经》相等。朱熹几乎用了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他在34岁时写成了《论语要义》，10年后又写四书章句集注成《论语正义》，之后又写《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60岁时，他撰写《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之后还写了《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他在临死前三日还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释。“四书”经过他的反复研究，颇为完整，条理贯通，无所不备。“四书”在南宋以后之所以能代替“五经”的权威，与朱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注释方式上，朱熹不同于汉唐学者的作风。汉唐学者注释，注重经书的原本，文字的训诂和名物的考证分量很重，做法繁琐。朱熹注释则注重阐发“四书”中的义理，并往往加以引申和发挥，其意已超出“四书”之外。总之，朱熹注释“四书”，目的不仅仅是整理和规范儒家思想，宣扬和贯彻儒家精神，其更主要的目的是把“四书”纳入到自己的理学轨道，用“四书”中的哲理作为构造自己整个思想体系的间架。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是儒家学说的大成，而且是朱熹儒学体系的基础。

专家点评
《四书集注》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把《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法定的教科书。理宗于宝庆三年（1227年）下诏盛赞《四书集注》“有补治道”。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集注》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而《四书集注》作为理学的重要著作，也被统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的高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著书目的
朱熹注释四书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他对道传不能承继、道德沦丧、教化不行的社会文化现象十分不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得“圣经贤传之旨，灿然复明于世”，就必须行其“政教”。而《四书章句集注》正是这种“政教”的范本。它在文化上所取得的成果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一、思维模式的整体性《四书章句集注》以“理”为中心，展现了“理”与儒家经典中的范畴体系的联系，并以此界定了这个范畴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如天、人、性、道、心等。从而实现了“天人合一”、“心理合一”、“心性合一”。朱熹指出：“自古圣贤相传，只是理会一个心，心只是一个性，性只是有个仁义礼智。”此三种合一说，为朱熹贯通“四书”，奠定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反映了朱熹思维模式的整体性。可以说，他在更为宽广的范围上重新建构了儒学体系。《四书章句集注》之所以能成为“政教”的范本，与朱熹使之进一步体系化是分不开的。
二、道德理性与道德实践的高度结合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宇宙本体和道德本体，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是完全统一的。其道德理性的至高性与道德实践的自觉性，实现了有机的结合。朱熹借助“理一分殊”这个思辨之网，完成了道德理性的绝对化、本体化。他说：“天即理也。”天理流行，大化不息，生人生物，各有其理。而“性即理也”。如此，人便可以通过继善成性，摆脱“人心”，实现“道心”。人如果实现了“道心”，那么就自然完成了道德的本体，原来这就是天理。“道心”是道德理性，是自觉追求的道德精神。这种追求道德精神的自觉程度，决定着以写实为内容的实践理性。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道中庸而极高明，致广大而尽精微，尊德性而问道学。从现实性而言，如此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完全和谐，如此才能实现人生的最高真理和人生的真正价值。总之，道德理性与道德实践的高度结合，推进了古典式的人文理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强了儒学经典的教化作用。
三、道德教育的整治化《四书章句集注》自始至终贯穿了“明人伦”的宗旨。所谓“明人伦”，就是维护统治秩序，以实现政治上的安定。他多次劝告封建统治者应当注意“正心术以立纲纪”的治国大计，以“正心诚意”为定国安邦的大本。由此可见，其道德教育的政治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四书集注》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的，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现象。综上所述， 《四书章句集注》集中反映了朱熹对儒家经典的高度重视，充分表现了他的文化观。一代又一代的传统士人受其深深影响，他们的理想、信念、志趣和心态，都与这部书联系在一起。
精彩佳句
自古圣贤相传，只是理会一个心，心只是一个性，性只是有个仁义礼智能。圣经贤传之旨，灿然复明于世。文学价值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倾注毕生心血之作，他至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如他自己所说“毕力钻研，死而后已”。《四书章句集注》较系统的反映了朱熹作为集大成者的理学思想，他在认识论上提出了格物致知说，阐述了认识世界的途径。明、清两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理学，《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定的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牌。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与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相似。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到撰写《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它被列为"四书"之首，与《论语》、《孟子》、《中庸》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师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