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河的夜色,渐渐地重起来,舱里的潮气,渐渐浓起来。他在盘算着,到达那个他最得意的弟子埋伏狙击的地点,还有多少路程,还得多少时辰?
清代官方编撰的《明史》称:“子龙与同邑夏允彝皆负重名,允彝死,子龙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遂为僧。寻以受鲁王都院职衔,结太湖兵,欲举事。事露被获,乘间投水死。”民间文本的《阅世编》(清/叶梦珠著),也持正史的说法:“陈卧子,名子龙,故进士讳所闻子也,少以能文名,四方名士,无不乐与之交。崇祯丁丑,登进士,授浙江绍兴府司理,时诸生许都叛乱,金、衢震动,卧子招之使降,许以不死。都慕陈名而至,卧子为之营救,请赦其罪,当事不允,卒杀之。超升子龙为兵科给事中。鼎革之际,与沈少司马犹龙等同谋抗命,克城之日,概不追论。顺治四年丁亥,复入叛帅吴兆胜党,捕甚急,赴水而死。”
虽然古人也有狗皮捣灶者,王朝倾覆之际,来不及地降清求生。但更多的仁人志士,对于故国,山河,对于世道,人心,对于维系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看得要重一些。对于朋友,师长,对于道义,责任,对于一个人站直了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很当回事的。因此,夏完淳一定要设法救他的老师,而陈子龙也一定要为他的明朝,他的故主,哪怕孤注一掷,以卵击石,也是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硬骨头,支撑着中国文人本来就不多的气节,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就真是一摊烂泥巴了。
尽管,他们的抗争,是无力的,无效的;也许,他们的牺牲,是无谓的,徒劳的,但是,这种敢将国家、民族、百姓、社稷,担在肩膀上的丈夫气概。这种舍生忘死,从容赴义,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汉子精神,洗刷着中国文人那鼻涕虫的名声。
陈子龙,这位如同出鞘并刀,锋芒锐利,永不卷刃,无畏无惧,擎天托地的文人,对于需要一点精神的中国文坛而言,这个名字,是应该牢牢记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