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碾子。

（13）
就在我父亲病重期间，从兰西县来了一伙人，他们赶着三匹马拉着的大胶皮轮子平板车，在前屯会局把3000元（当年1根麻花才5分銭，是什么钱记不清了，可能还是伪满的老绵羊票吧？）都押在了一个会门上（俗称押孤丁），结果押了个正着。
您想这一笔就得拿出90000元啊，东家就是砸锅卖铁也无法还清，经过多次协商，暂时先付一部分，余下的由东家再去想办法。不料东家来了个金蝉脱壳，一天夜里全跑光了。坐胶皮轮车的人，一看会局黄了，也不再追着讨要，带着5、6万块钱，急急忙忙赶着胶皮轮子车离开了。
百姓们虽然不知内情，却议论纷纷，有说兰西县来的人供奉狼神，狼神给出了押那门会，他们才押那么准。有的说，是会局中有人与那伙人勾打连环⋯真是不一而足！
不久八路军进村了，他们得知后站有个会局的消息后，立马采取行动，出动20多人，包围了正在准备喊会的会局⋯
会局被取蒂后多数百姓认为，八路军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亊，也有少数人说是狗咬耗子_多管闲事儿！
押会，已使许多农民产生了不劳而获的思想，整天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讨会、押会。饭吃不好，觉睡不着⋯
其实会局再存在下去，人们的生活秩序将被打乱，农村的农业生产必将停顿。所以今天看来取蒂它是完全正确的！

（14）
46年，父亲逐渐硬朗起来，会局也散了，从粮库弄到的粮也没有多少了。为生计，租种管爬子（今天看来，他可能是得了小儿麻痹症，走路靠手脚着地爬行，他姓管，因此名为管爬子，但他出门总是骑马），按规定牛犋（种地、趟地、拉庄稼用的牛马驴骡等）由管爬子出，秋收后向其交一定的粮租，我因无事可做，学校又不开学，也常伸把手帮个忙。
但这一年是以玩为主，春天放风筝、打雀、掏乌鸦蛋，夏天偷瓜、洗澡、打乌米，秋天烧苞米、溜土豆、拣庄稼，冬天打冰猴、支冰车、抠扎、扔坑、踢毽子⋯不能一一列出。以下陆续说几种。
放风筝
这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游戏，终于在这年之春实现了，用高粱稭扎成八挂的骨架，糊上花纸，安上长长的尾巴，拴上三股线与线拐子的线相连，就可以拿到户外放飞了⋯天气好时，出外抬头望去各式各样的风筝，蜈蚣悬在高空，非常好看，有的还装上「哨」嗡嗡直叫⋯
正在为成功而喜悦之时，同伴李才也扯着风筝凑了过来，他的风筝大，骨架是竹劈子做的，线是钓鱼线，又轻又结实。不一会两个风筝绞到一起，把我麻线绳铰断，风筝落到了树上，趁我爬树取风筝之机，李才溜到了远处。
我从树上下来，辇上他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把他的线拐子打落在地，随着风筝跑去，于是他只顾去辇线拐子，我在后边追着打，他也无法还手⋯直到今天我俩唠起此事还不免哈哈大笑。

（15）
打鸟儿
小满前后，许多山雀儿来到我的家乡，却遭到我们的非礼待遇__用拍网逮它们！我不会作拍网，只好低三下四的求伙伴们的父兄给作一个。
拿着拍网到野地，见到山雀在地垄沟打食儿，立即绕到它前进方向，在距它4、5十米处，把拍网支好，再绕到它后边去，打着口哨让它快些走，当它一叨拍网上的小白虫时便被扣住。
打来的雀儿有的当天就放了，如红蛋壳、兰蛋壳、耗溜子等，有的玩几天也放了，如红金钟、烙铁背儿等。
当年也留下几个红金钟、烙铁背儿放在用高粱稭扎的笼中养着，不久它们也不怕人了，还唱歌给我们全家听。秋天将到时，父亲逼着放飞，他的理是玩一夏天了，人家买鸟还要放生呢。虽然满心的不愿意，也不敢不执行。
放的时候全家三口为它们送行，笼门一开，都飞了出来，但飞不多远就都落在邻居们的房上了，好久才陆续的不见了它们的踪影，它们是死是活也不得而知！
说起打雀儿，想起小时候做的一件伤天害理的亊，有一年冬天，邻居一个比我小三两岁的男孩叫于昆，爱吃烧麻雀，我就用一长鞕子到谷垛去抽打，一冬天几十只麻雀丧命于我的麻鞭下（我从来不吃它们的肉），后来听村上邓老先生讲「结草衔环」的典故，才结束了抽打麻省的勾当。
文革挨整时，我曾不止一次的想到，这就是打麻雀儿遭到的报应，悔之不及
1958年，把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作为四害，全民总动员讨伐麻雀，让它们遭到灭顶之灾。后来有专家提出麻雀也吃虫，对人类的贡献远远大于索取，才将“麻雀”改为臭虫。
近些年，过多的使用农药种田，麻雀也跟着倒了霉，人们很少见到他们的身影。
2007年夏季的一天，我在小区草地发现一只刚会飞的小麻雀，在草稞里扑腾，便抓住它一看，是翅膀被蜘蛛网缠住，不能飞了。我以为赎罪的机会来了，便十分耐心的给它摘开，当它唱着飞走时，我非常激动，但对不住它的祖宗之感也油然而生！
这里贴几张图片，从中可见，我及我们国家害过它们。希望人们记取教训！

（16）
偷香瓜
在农村吃香瓜是不用拿现銭的（一般家中也无现钱，醤油、醋等都用鸡蛋换），都是赊账，待到秋粮下来时以粮食顶账，各家每年都不少买香瓜吃。
可是小孩子们等不到瓜熟了，就馋得受不了，便凑上三、两个伙伴去偷。
有一次，我们钻到瓜地西边的高粱地北头，蹲下来观察瓜头（看瓜的人）的举动，当他往北走时我们一动不动的猫在高粱地里，当他转身往南走时，我们使跑到瓜地里挑大瓜摘上3、4个（有时连瓜秧都薅下来），不等瓜头回身，我们便跑得无影无踪。
跑到附近的谷地坐下来，把瓜放在垄沟里，还是挑大的，用指甲划道印子，把瓜放在左手，举起右手一砸，瓜分两半，急忙咬一口若苦便丢掉，还得骂声⋯若是不苦，也不管有没有甜味，便给其他伙伴尝尝，借以炫耀自己的「本事」⋯人人如此，很讲义气。
有时一两个人到瓜窝铺（瓜头住的人字形的小草房）装作陪瓜头唠嗑，另几人借机得手后，跑到事先约定的地方，等着装作唠嗑的同伴到来才能开吃！
偷香瓜主要用意并不全为了吃，而是觉得好玩，这种活动常被骂作「祸害人」，我们却从中获得不少的乐趣。当然有时瓜头当着我们面指桑骂槐，我们也只好装聋作哑。

发一张我的同事东崂*山人的字画。

（17）
抢秋膘
许多地方是，立春吃春饼；谷雨煮面条；端午包粽子；立秋炖大肉，立秋吃炖肉也叫抢秋膘。
我这里的「抢秋膘」可不是吃炖肉，而是借用它来写写小孩子们秋天前后的一些活动，也可以说是小孩子们的秋收。
到了黄豆夹可以烀着吃了的时候，我们就在黄豆地里，仰卧在地垄沟里，偷着摘毛豆，放到脱下的布衫里，一摘就是1斤左右。看看左近没有人，便站起身来，光着膀子，拎着毛豆往家跑，到家把毛豆放在锅里或煮或蒸，很快便可以取出来扒着吃了。
大家可能想到家长是不准这么作的，其实他们也只是说说，以后别干这种事了，等你弄熟了他们也要吃上一会儿，当时的农村就是这样，这也可谓「抢秋膘」吧，哈哈！
青苞米下来时，我们就帯上洋火（火柴）到离家较远的野地，弄些秋板（别人割好，晾晒着的柴和），找地方挖个长方形的小坑，掰些青苞米棒烧火燎着或放在火堆中烧着吃（燎前要扒皮，烧就不用不扒皮了）。
在野地里烧燎青苞米的意义，不全是为了吃，很大程度是为了好玩。
黄豆被割倒在地的时候，又要烧几次黄豆吃，几个伙伴抱来一抱主人割下，尚未拉回家的黄豆，弄点秋板（比烧苞米少的多，因黄豆稭本身就能燃烧），看看能吃了，便用麻籽埠（麻籽可用来榨麻油）拍灭火焰，大家边拍边喊「麻籽拍黄豆，越吃越没够！」。据说这样可以增加豆的香味，但这个香味我从来没有体验过。
拣庄稼就更有趣了，46年是我的家乡土改前一年，地，大部分归地主种。拣庄稼必须在拉庄稼之后进行，拉黄豆时有个规矩，如有拣庄稼的人，则地头几堆不能装车拉走，而是留给拣庄稼的人抢，称做「抢铺子」。十来个人跟在车后，边走边拣落下的豆枝儿，一到地头，便蜂拥而上，你一把、我一抱的瞬间几铺子黄豆便一扫而光，这其中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们每每充当着急先锋！
栋庄稼常用的工具：栋苞米拿麻袋，栋高粱拿短把小镰刀，拣黄豆拿绳子⋯蹓土豆拿二齿钩。
一个秋天下来，苞米、高粱、黄豆等少则拣回有3、4百斤，多则上千斤。

（18）
采山姑娘，也是有趣的活动。山姑娘是自家（租地户）或长、短工（长工即扛活的，短工是农忙时临时顾的，论天算工钱的）锄地时留下的鲁生植物。不管它的主人是谁，到时候在大地四处乱串，谁找到归谁，绝不能算偷。山姑娘，一碰到就是一大片，虽然红红的，但咬一口很苦，不可现摘现吃。
当年我与西屋比我大上两、三岁的女孩「草漏子」（她小时候得病，死了过去，父母把她放到一捆谷草中，准备将其扔到野外喂狗时，她却意外的活了过来，但一只眼仁因抽疯有点发斜，于是为了好养活，便起了这么个古怪又难听的名字）结伴，钻到庄稼地中分头去找，一人发现，便喊上另一人。两人聚在一起，有谦有让，高高兴兴把山姑娘摘到筐中。
拿回家后用线穿起来，挂在房沿下阴干着，等到冬天，苦味变成了甜味，吃着香甜可口。左邻右社看到我们两家房沿下，除了红辣椒外，还有一串串红姑娘，无不投来羡慕的眼光。
采姑娘时，常常碰到「黑天天」（果实比黄豆粒略大，成熟后颜色黑的多，黄的少，也有人叫它黑油儿油儿的），两人便蹲下边摘边吃⋯记得草漏子47年便嫁到外村一个比她大许多的男人，「回门」时见过一面，之后酷似永别⋯写到此处，还真的有些想念她，祝她健康、快乐！
当年甭说冬天，就是夏秋也吃不到黄瓜、柿子、香瓜、西瓜以外的水果，所以山姑娘就成了我们当年冬天的美味儿。
搓鞭子也是我家乡男孩子一大乐事，立秋后，手拿镰刀、绳子，到地头割花麻（各地头3、2米长处种的麻籽，其中雄性开白花，花粉很多，叫花麻），地主人一般不会怪罪我们割花麻的（上中学听老师讲，庄稼必须受粉才能结果实，我想我们割花麻时，一定是受粉完成之后吧，因为麻仔是丰满成实的）。
割上两捆，用绳子将其捆绑成人字形，架在脖子上，扛回村东头大水坑处，放入水中，用土压住。过些日子取出来，扒下麻干皮即为麻。用它搓成鞭子，拴在亊先准备好的鞭杆上（从榆树上砍下的），打上鞭梢，哈哈，一抽响声传遍四方。伙伴们还常常到一起比准、比响，让人乐此不疲。
城里孩子可能终生见不到「乌米」，网上介绍说：「乌米，指高粱、玉米在孕穗时生的一种黑穗病，一般特指高粱丝黑穗病。感染后生长成的白色棒状物在幼嫩时可以食用。」
苞米乌米有小孩拳头大小，没见有人吃过。高粮打苞尚未抽穗时，恰是打乌米的好时节，从高粮地一头沿着垄沟走到另一头，就有十多个乌米到手，几个来回弄到五、六十个不成问题。拿回家煮好，蘸醤吃，也不失全家人享受的一道美味。乌米也可以生吃。
打乌米的新手，不会确认是不是乌米，常常动手把高粱包豁开，这样会妨碍它的生长，从而减产，是高粱地主人所不愿看到的事。
⋯⋯⋯。
46年秋天，给我留下许多深刻印象，一时半晌是说不完的，但总得有个终了，只好到此打住。

（19）
冬天虽然寒冷，可孩子们从不「猫冬」，几乎整天在户外玩耍。打冰猴、支冰车、抠扎、扔坑、滚苏雀儿⋯这些玩法吧友们都是知道的，且它们基本是男孩参加。
我想说一种多数女孩及小媳妇老太太们常玩的「嘎拉哈」。玩法多种多样，我们最常用的玩法简单介绍一下。
将嘎拉哈扬到炕上，一只手拿用线绳穿成一串铜钱（码子，子也可以用布口袋装高粱代替）。玩时，一人中指与食指夹起一只嘎拉哈，将码子抛向空中，把手指夹的嘎拉哈砸向炕上的嘎拉哈，再接住码子：然后再抛码子，用手拣起两个同为坑儿或背儿或轮儿或真儿的嘎拉哈，手不能碰到其佘嘎拉哈，再接住码子，这时其中之一即归该人所有，另一个夹在中、食指之间，重复以上过程。一旦违规便右或左轮大襟的让给下家继续⋯。
冬天有件让孩子们高兴的事儿很多，再说说熬糖稀的事吧。
秋火拣来的甜菜疙瘩堆在小下屋里，孩子们经常拿出一两个烧或煮着吃，在农村这也是一道美味，我特别愿吃烧甜菜疙瘩。
年前大人把甜菜疙瘩切成片放在锅里煮，直到水快㸆干时（几乎要用一天的时间），用筷子一挑有黏弦子了，糖稀就算作好了。作好的糖稀装在坛子里等吃豆包、切弚时沾着吃。当年白糖、红糖都有，但在农村很少有人家买上一斤八两的，家家都要熬点糖稀，准备过年用。它虽然很甜，但有一股「闹不登」的味道，因此有人吃不惯，我们一家三口却都喜欢吃它，每年至少要弄两坛子，估计能有30来斤。
不要以为冬天了，小孩子们除了玩还是玩，其实当年几乎家家都要种些苞米，搓苞米的活十多岁的小孩子是想躲也躲不开的。
搓苞米都是晚饭后进行，箱子盖上放一个小碟，碟中装点豆油，用棉花捻个灯芯，浸泡在油中，露出半个厘米长的头，搭在小碟边上，划根火柴点着后，屋中有点忽明忽暗的亮光。炕上放一大笸箩，父亲用簸箕到屋外的苞米楼子中端来些苞米，等到不冰手时，我用苞米穿子穿，父、母用一个苞米瓤子搓。
一搓常常到后半夜，继母怕我犯困天天都要讲瞎话给我听。什么鬼呀神儿了，狐啊仙的了，⋯什么一进屋闻到一股生人气味⋯吃的是面条吐出来是长虫⋯还有王小卧鱼，郭巨理儿等，父亲有时讲讲孟姜女，有时还要唱几句⋯一家人其乐融融⋯

（21）
47年冬土改工作队进驻西沈村，在工作队的支持下，村中成立三大组织：农会、妇女会、儿童团。我村一个十五、六岁，名叫贾香林的孩子，当上了儿童团长，我也成了儿童团员。
左臂戴一个「儿童团」的红袖标（个人掏钱，儿童团买红布，求人㝍成），手持自制的扎枪，枪头上拴一红布条，两人一伙在村头站岗、放哨、查路条（路条：由该人所在村农会开具的证明，其上写明该人姓名、所住村名、亊由⋯也就是从那来到那去，办什么亊儿）是站岗的儿童团员的一项重要任务！
站岗放哨容易，查路条就不怎么轻松了，因为几乎每个路条上的字，都有几个不认识的，一般都是凭一红印（公章印）便顺利放行，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于是又想到念书，但学校仍不开学，也只能想想而已。
不久也想出了一个办法，在老学究邓敬鞠（同学邓谪环的父亲）手中借得一本＜庄农杂志＞：人生在世，先入学堂⋯南北大炕，书桌摆上⋯天天念上几句，不认识的字记下来，向老先生请教⋯经常想着自己说出或听到别人说话中的字怎么㝍（没有㝍字的纸，就在地上写写画画，冬天常在窗户纸上的一层上霜写）⋯
还真的取到了效果，字、词的数量掌握的越来越多！

（22）
土改中，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分别活动。有一天晚上，把十五、六个地主的孩子聚到一起，要他们交待家中的浮财（较贵重的物品，如珠宝首饰、衣服、被裖、手表、座钟⋯之类）都藏到那里去了，弄到二半夜也没有任何收获，只好放他们回家。
农会主任吴长河（名字不太确切）帯领几个会员，到呼兰县城地主厐三爷家起浮财。回来后，有人向工作队举报他私自留下不少金银首饰、一块手表、几双皮鞋⋯他闻信便逃之夭夭了（若不逃有死罪的可能），直到文革后才回到老家，当然时过境迁，也无人追究了。
农会会计公显伦，当过几天粮库（八路军来了以后，重建粮库，周围村子都到此送公粮）的管理人员，被查出，曾与大方台（西沈村东的一个区）的人合谋弄走几车粮食，判了死刑。农会主任宋奎含泪讲情，希望放了这个「文化人」也没顶用。终于被毙于村东头一个孤坟旁边。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
此外土改中有庞三爷、管青秀自杀身亡。

感兴趣的吧友们好！这五个地方，与「往事」密切相关。熟悉它们有助于看拙贴下文！

（23）
土改中，我家三口人，按每人7亩地，分得离家2、3里远的土地2.1垧。此外农会还有些离村较远的地，不好硬性分给谁家，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分给有能力又愿意种的人家。我家又分得离家5、6里远的土地1垧，所以当时我家共有土地3.1垧。
我家与邻居吕光友家共同分得大青马1匹，马由吕光友家喂养，草料由两家分担。
48年到49年冬，一直在家帮助父亲种地，当年实行互助组，即几家一组互相换工，无论是种、铲、收都是互助组的成员一起干，干完张家的活再帮李家。牛犋则是几个小互助组，你出骡子，我出马，他出耲耙和犁丈的凑在一起组成。因为都是自家土地，农民劳动热情十分高涨，各家无不是男女老少齐上阵。
两年来所有的农活都基本学会了：拣粪、扬粪、刨茬子、扶拉子、扶犁、扶耲耙、铲地、趟地、薅草、间苗、割庄稼、赶车、推碾子、拉磨⋯无所不能，就是没割过黄豆（父亲怕豆夹扎坏我的手，不准我割）。
除了春耕、夏除、秋收、冬藏之外，这两年小孩子的所有活动（当然都是玩了）我基本上样样参加。

（26）
这年冬天，农活干的差不多了，取得老人的同意，我终于回到了离开4年多的课堂。学校仍是两个班，学生也减少很多，总共不到50人。
我入二年级，与四年级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复式教学法），管青贵老师讲完二年级课，布置作业后，再讲四年级的课。
我比四年级的学生岁数还大，竟然念二年级，很有些难为情。管老师也可能觉得不够合适，有一天他发现我在作四年级算术题，课后问我是不是愿意上四年级，我高兴的说试试，于是我便成了四年级学生了。
四年级总共不到10名学生，梁森林老师单独找个屋教我们拼音，尽管字母我都会念，但终于没有学会那东西，害的我查字典也不知要查的字念啥（除非用汉字注音，如语：音雨），孩子们上学后，查到字便喊他们来告诉我念啥？时至今日我也不会那玩儿艺儿！
学上的还是很艰难的，用一块白布包着几本书和算草本之类，算草本是用从邮局买来的一面无字（为什么一面无字现在我也不懂）的报纸订成。帯一蘸水钢笔，拎一类似现在装青霉素的小瓶，当钢笔水瓶（向同学要的）。钢笔水是用买来的类似小药片的东西沏成⋯。
50年1月份，几个四年级的学生到离西沈村15里地的双井区完全小学，参加升学考试，录取了一个班约50几名学生，我竟出人意料的考个第七名（当年不实行发通知书，而是用红纸把录取名单，依成绩为序贴在墙上）。对此，老师们夸奖、同学们羡慕、邻居们赞扬，继母高兴自不必说。父亲却大为不满，怕因此家中少了个劳动力。于是围绕着我去不去上学，父亲与继母争论不休⋯。最终父亲觉得理亏，只得服软认输，决定让我离家去念五年级。

（27）
开学前，得知住校读书，每月菜金2元，小米40斤，每学期术稭（高粱稭）50捆。
父亲求人赶车将柴米送往双井区完全小学（当年全区就一个完小）。
学校有一栋教室，一个办公室，外加一个宿舍。宿舍是桶子形，南北大炕，顾一大师傅给我们做饭，烧炕。住宿的都是远道的五、六年级学生，共计20多人。
校长姜沛文，班主任姓冯（名字想不起来了），团书记是关海青。
记得姜沛文校长，文质彬彬，典型知识分子的派头，乒乓球打的非常好，本人就是看他打乒乓球，爱上了这项运动。
当年夏天继母给我买一红色较厚的背心，我当时只穿一白色布衫，黒色的裤子，即无背心、也无裤头。继母非要我把背心套在白布衫外边不可，她说这样好看，回到学校被姜校长指出穿错了（当时还没有学生穿那么好的背心），应该贴身穿才对，弄的我很不好意思。
也是那年秋天继母领我到县城，买十几尺兰色布和几尺白布，到「成衣铺」做了一身新衣服，那是我第一次穿不是继母亲手做的衣服。
那年3月5日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