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人的照片

诗人

妈妈，勇敢些。”
 
文/舒　婷 


两岁的奥斯卡在草地上奔跑时摔倒了，下巴磕在几乎从不离嘴的奶瓶上，奶瓶里盛着“芬达”果汁汽水。 


奥斯卡大哭，我上前拉他起来，因为语言不通，我没法询问他。 


他的妈妈莎宾娜闻声赶过来，把儿子搂在胸前。像所有做母亲的那样，左右摇晃着孩子，怜惜地啧啧不已。于是奥斯卡哭得更加委屈和伤心。 
 舒婷与儿子 


我仔细检查了奥斯卡的下巴，连个红印也没有留下。几分钟后，他就一丝不挂地趴在塑料充气游泳圈在池里拍水了。 


柏林乡村别墅的这个周末，因为奥斯卡这个小插曲，我特别想念儿子。 


儿子和所有淘气的小男孩一样爬高爬低，免不了摔跤和碰伤。他刚学步时，只要在安全的范围里摔了，我也只看他一眼：“自己起来，好，真勇敢。”带他到郊外玩时，摔疼了，有小擦伤或者青肿，我顶多拉他起来：“噢，我的儿子没有哭，真是好孩子。”我拍拍他的脸颊或者摸摸他的脑袋，以示鼓励，他便很快乐地跑开去继续玩。 


上幼儿园的那一天，我发现他的上嘴唇青肿淤血，询问之下，才知道前晚他爬到我的写字台上，去取书柜上的卡通水壶，摔下来，磕在玻璃板的桌角，想必很疼，他却哼也不哼一声去睡了。 


大概是这年的冬天，儿于和比他大9个月的小表姐在娘家玩，以竹凳为支点，两人相对坐在搓衣板上当翘翘板玩。他的表姐重，翘翘板翘不起来。小女孩一声不吭，离身想走，一离开，搓衣板一头猛翘起来，女孩摔了趴在儿子身上，立时惊天动地大哭起来。 


父亲抛下厨房的油锅，把宝贝孙女搂在怀里，心疼得声音直打颤。我那小侄女因此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实际上她穿着羽绒衣，痛不到哪里去，受了惊吓倒是真。 


当时我在一旁看书(孩子们玩时我向来不在旁指手划脚)，清清楚楚听见儿子后仰时，后脑勺砸在砖地那“啵咚”一声。我也慌了，忙立起身来，正看见儿子习惯性地迅速翻身爬起，坐在地上睁着两只黑白分明的眼睛说：“对不起，妈妈。”我只抚摸一下他的后脑勺，别过脸去掩饰我吓出来的泪花。 


晚上给他洗澡，发现他的后脑勺鼓了一个包。“疼不疼，儿子?”“疼。阿岚姐姐更疼，她一直一直哭。” 


今年初，我在书房里，忽然听见儿子在外鬼哭狼嚎叫得好不瘆人，如果儿子忍不住出声，必定大事不好。我一推稿纸，跳起来就跑。 


儿子正悬在平时练引体向上的铁杠上，有一根电线的断头被攥在他的右掌里。根据常识我完全知道应该先拉下电闸，但目睹儿子惨状，怕他吓坏了。我本能地扑上去，抱住他使劲往下扯，边嘶声大喊我丈夫，要他赶快关电闸。没想到丈夫已同往常一样出去游泳了。 


儿子是扯下来了，扯掉了右手拇指、食指、中脂三块焦黑的肉，直达雪白的指骨。幸亏那天他穿鞋着袜，还有棉衣和牛仔裤，整个的绝缘包装，我们母子才没有连成一串烤蚂蚱。 


我带儿子去医院裹伤，排队挂急诊。已经中午，只好从门诊被赶到外科住院病房，医生还未下手术台。等了个把钟头，我心疼儿子小脸已抽成一团，煞白得没有一点血色，苦苦央求护士给打一剂止痛。小护士见伤口大，只肯不断用蒸馏水冲洗。儿子嗞嗞吸冷气，不哭。 


丈夫来不及冲澡，湿淋淋直奔医院，我见救星终于来到，惊魂甫定，眼前一黑，休克在白色的长椅上。 


醒来时，儿子用另一只好手抚着我冷汗淋漓的前额说：“我没事。妈妈，勇敢些!” 


 　 1996.5.21于柏林

舒婷与儿�

3月31日晚，舒婷在为参加未名诗歌节的热情读者签名。新京报记者徐万涛�

关于舒婷：“新诗潮”的弄潮�

原名龚佩瑜，1952年生。先后做过泥水工、浆纱工、挡车工、统计员、讲解员、焊锡工等。1971年起，她的一些抒情诗开始流传，其诗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引起注目。

 80年代前后，舒婷的诗歌在文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评论界称她为“新诗潮”、“朦胧诗”的代表诗人。 

 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诗集《双桅船》，获中国作协第一届优秀新诗（诗集）奖。《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获1981年全国优秀诗歌奖。

 舒婷的诗以蕴含了一种崭新的思考方式和情感特征受到评论界的肯定。她用诗歌唤起人们对独立价值的肯定和对个体生命的珍爱。

 《致橡树》是舒婷的代表作，诗歌披着爱情的外观，呼唤着自我的独立人格———“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神女峰》一诗中“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的句子为当年诗歌爱好者所熟记。 

 主要著作：

 《舒婷顾城抒情诗 》 《致橡树》 散文集《心烟》

 诗集有《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和《舒婷文集》等。 　　

关于朦胧诗派与朦胧诗 

　　从一九八○年开始，忽然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 

　　以舒婷、顾城、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 

　　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 

回顾朦胧诗 

　　朦胧诗无疑是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史上最值得关注也绕不过去的重要课题，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开启了诗歌的多个方向，启迪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多种可能性，它的源头性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对于当代汉语诗歌来说，朦胧诗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存在，一座含金量罕见、挖掘不尽的宝库。 

 

　　一般认为，朦胧诗是自1978年北岛等主编的《今天》杂志开始的。当时活跃于《今天》杂志的诗人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梁小斌、芒克等。他们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借鉴一些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情绪与思考。他们所创作出来的诗歌，与当时诗坛盛行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诗歌风格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些诗歌后来被统称为“朦胧诗”。 

　　朦胧诗这一概念，事实上自产生之日起就争议不断。它来自评论家章明的一篇评论的题目《令人气闷的“朦胧”》，章明认为这些诗歌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不好的影响，过于追求个人化的意象与词汇，涵义有时显得晦涩，整体意境显示某种荒诞而诡异的色彩，有时还呈现某种灰暗低沉的情绪。其实这一概括并不足以涵盖后来所说的朦胧诗的全部，而且文章里面涉及的诗人也没有一个是后来被公认为朦胧诗的代表性人物。但有趣的是，“朦胧诗”这一简单化的命名后来却成为约定俗成的名词。不过，在另外一些支持朦胧诗的评论家那儿，朦胧诗代表一种新的“崛起”，当时有三篇非常有影响的诗歌评论，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即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先生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当时还是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位评论家正好老中青齐备，他们的这三篇评论，概括和总结了朦胧诗的一些特点，肯定了朦胧诗的作用和成就，可以说为朦胧诗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朦胧诗的历史功绩及艺术成就是无法忽视的，在一篇回顾当代汉语诗歌二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的文章中，我曾这样评价朦胧诗：当代汉语诗歌最具实质性影响的努力有三次，即朦胧诗、口语化努力、叙事性的强调。其中，朦胧诗的出现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之后再次与世界接轨，并逐渐同步。它最大的贡献是唤醒了一种现代意识。一种新诗现代化的意识。确实，由于朦胧诗人大多经历了“文革”导致的精神危机，出现了类似西方“上帝死了”之后的现代主义背景，因此，朦胧诗人迅速被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所吸引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因此使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向前跳跃了好几步，并逐步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走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即使现在读起来，不少朦胧诗人的诗作仍深具魅力，比如北岛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杨炼的“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或许召唤只有一声———/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诺日朗》）、舒婷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等等，当年称得上传诵一时，在当时思想解放、人性开放的启蒙思潮和时代背景下领风气之先，自然好评如潮。如今读来虽然已无当初震撼，但还是不错。有些甚至可以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也有些诗作，不乏概念化、简单化甚至口号化的痕迹。 

　　朦胧诗自《今天》杂志始，当时被誉为代表性诗人的是后来被称为“朦胧诗五人”的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如今这五人各自东西，北岛仍然是重量级的，却主要改写随笔；顾城惨死异国他乡；杨炼还在到处漂泊，诗作却已很难引起兴奋；江河隐姓埋名，离群寡居，与外界很少来往；只有舒婷一人功成名就，在诗坛的影响力却与日俱下。其他当时活跃的朦胧诗人，如今更是不见踪影……诗人黄灿然说十年就能看出一个诗人是否有生命力，此言不假。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诗歌和诗人总是屈指可数的。另外一方面，却有一些当年算不上风云人物甚至还有些落寞的诗人，经过时间的淘洗，其重要性却日显突出。(李少君 海南日报 系

舒婷

em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