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八岁那年,如鬼影般飘忽在周先生言辞中的小日本,终于将活生生地行走在我面前了。番婆白日里作画,心神不安,时不时簇着眉,捧着《鹭声报》发愣。
一天,我在院子里独自挖着三叶草玩,突然,头顶传来扎耳的轰鸣声。一架日本飞机低低地越过楼顶,掠过园中凤凰木的树冠。一只手从机窗口伸出来,洒下白花花的传单。我惊叫着跑进楼里,扑进番婆的怀里。刚刚从外边进来的林婶惊惶地关上院门,一路踉跄地跑进楼里,关上大门,“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她失了魂般狂呼着,欲往里屋躲。
“日本仔来了,你能躲哪里去?”番婆苍白着脸起身,打开大门,望了望头顶的青天白日,深深叹了口气。
木棉岛是万国公地,不能轰炸,所以周边的难民全往木棉岛内涌。成群的难民席地而坐,人们身上的酸臭味,混杂在难民中伤兵的呻吟声,孩童们饥渴的哭闹声,夜里摊贩上点燃臭土的熏臭味氲氤一片。
不久,日本人上岛了。《鹭声报》被封,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喉舌《全闽新日报》。木棉岛上,人们连柴火米粮布匹都只能开始定量购买。三个中国人每月定量的食粮抵不上日本人的一条狗。日据地往来的物资全被封锁了,番婆的东鹰布店被迫停业。可陆老板的古董店依旧开得有声有色,常见衣着光鲜的日本人出没其中。番婆穿起了素色的布旗袍。家里顿顿吃稀粥,偶尔蒸点米饭,番婆舍不得吃,全给了我。林婶饿得直唤头晕,番婆也饿得脸色发青。过上一阵子,番婆就窸窸窣窣地从内室的大樟木箱子里抽出一卷字画,让林婶交给董家渡口柒宝斋的陆老板,她们嘀嘀咕咕地说上一阵子,林婶就抱着字画,拎着瘪了的米袋,晃着身慢腾腾地走了。待林婶回来时,怀里捧回一小袋米。
英华中学停课,不久又复课。学生得多学一门日文。英华中学换了校长,会说一口流利日语的李先生接任英华校长。大人们谈论起他时,总嘀嘀咕咕的。番婆带我散步,几次不发一言地远远绕开李先生。
后来,李先生寻了个借口搭讪,“写了几幅字,请赐教。”他急急地看着番婆的脸。手里,紧紧攅着几幅字卷。
“写字?”番婆推开他递过来的字卷,低下头,悠远而淡漠地说:“以后写字,先生只写‘礼、义、廉’三字就好,‘耻’字,先生怎能写?”
李先生的脸色刷地白了,笑意凝固在嘴角。我看见他颓然低下头,一言不发,转身缓缓离去。
番婆紧紧抓着我的手。她的手冰冷,凉意丝丝缕缕地从她的手里爬进我的心里。
黄昏时分,番婆再不带我去散步了,她就在院内伺弄花草,看着满院花开花落,看着夕阳为院子染上最后一抹金色。李先生为英华中学谱写了新校歌。每周一清晨时分,从后山上传来的英华校歌隐约可闻,曲音雄浑悲壮。我屏息倾听,却听不清它的歌词。
许久未见的周先生突然出现了。他瘦成了一副骨架子,灰布学生装空荡荡地挂在他的身上,风一起,衣袂零零地飘,仿佛将轻飘飘地带起他飞。家里的茶叶早吃光了,番婆就采园中的白茶花瓣,洗净了,泡花茶。他呷着花茶,时不时剧烈地咳嗽着。他避开我,与番婆低声交谈。隐隐约约地,我听见“五通”“活埋”,听见“抗日”,听见学生组织,然后,似乎他又谈起了柒宝斋的陆老板。番婆的脸色沉沉。周先生把茶喝干,连花瓣也细细嚼了,笑着告辞,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临走,他摸了摸我的头,蹲下身来,“乖,快快长大,读多多的书。”他狠狠摸了一下我的头,深深看了我一眼,转身,大踏步走了。
“周太太呢?”林婶好奇地问,“怎么没一同来。”
“死了。日本仔从五通打过来的,那日,她就在五通娘家......”番婆的嘴角抽搐着,交代林婶,“以后不要去陆老板那里了。”
“为什么,那,那,米不够吃......”
不够吃就少吃一顿。”番婆脸色青青,“就是饿死也不吃他的东西,脏!”
每次周先生来家里后,家里的东西就少了。先是内室樟木箱里的字画一捧捧地被林婶带走,箱子见底后,厅堂里的字画瓷器也一件件被取下。家里的东西少了,却没有换回来米。我饿。幼年时期对饥饿的恐慌若千万条苏醒的虫子,啃噬着我的骨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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