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史实】中国历史的那些事

《孝经钩命诀》其指导思想是唯心论的天命观，“禹时五星聚”是以“五星聚合关系到天下兴亡祸福”为思维模式附会出来的伪科学语言。唯心论的天命观的伪科学语言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更不是证据。
“夏积年”是杜撰。“夫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又多杜撰，则其说为无征”（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序》）。
《史记．夏本纪》、《孝经钩命诀》、《竹书纪年》等都是文献，是线索；其不能证明夏代的真实情况，不是证据。文献线索的价值是引导研究者找到证据，绝不能用文献线索代替证据。由于“仲康日食”不是天文现象，“禹时五星聚”不是科学观测记录，“夏积年”是杜撰，“夏代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就失去了证据，是错误的，是伪造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古文献里造假，把“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史记．夏本纪》篡改成“仲康日食”，把汉、宋之间的唯心论天命观的思想产品“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冒充夏代的科学观测记录，用春秋以后杜撰的“夏积年”取代历史科学，宣扬了唯心论的天命观，宣扬了伪科学，违背了我国《xianfa》第二十四条、《科普法》第八条的基本精神。
2000年9月15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陈佳洱担任组长的15位验收组对“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的验收是故意做出的虚假鉴定验收，是弄虚作假，触犯了《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五十九条（93）、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等条款。

三 河南贾湖龟甲刻符
1987年5月，河南贾湖考古工作队队长张居中在发掘过程中发现距今8000年前的龟甲上有类似象形字和方块字(目、日、父)的文字。
指证：龟甲是距今8000年前的龟甲，所谓的文字是在发掘过程中刻上去的。距今8000年前没有象形字，更没有方块字。嫌疑人是河南贾湖考古工作队队长张居中等。

四 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墓（1号主墓，2、3号从墓）。
1987年8月以后，西水坡考古工地总指挥孙德萱发现龙虎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冯时发现北斗、四象等。
指证：该墓刻意表现的是春秋以来的“天圆地方”思想和“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和北方玄武，也称为四陆、四灵、四兽或四宫”的天文观。蚌塑技术始见于“文革”渔村。（龙）狮子尾出现在五代，鱼尾出现在清中期，孙德萱、冯时等人设计制造的蚌塑龙是狮子尾和鱼尾的混合物，仿造了现代工艺品龙。该墓的监造嫌疑人为孙德萱，规划设计嫌疑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详细内容见“中国思想论坛”/学术批评/王显春：指证“蚌塑龙虎墓”造假）。

五 山东邹平龙山文化丁公陶文
1991年，栾丰实等带领山东大学1988级考古专业第四次发掘邹平丁公遗址时非科学发掘所得。
指证：丁公陶文为折扇形，文字按照扇面背景布局，11个文字，分五行，竖排，其中第五个陶文酷似日文あ。丁公陶文制造嫌疑人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研究所栾丰实。（详细内容见“中国思想论坛”/学术批评/王显春：指证“丁公陶文”、“龙虬庄陶文”造假）。

六 江苏高邮龙山文化龙虬庄陶文。
1993年4月，张敏在发掘龙虬庄遗址前非科学发掘所得。
指证：龙虬庄陶文呈字画布局，作者略知西夏文，手写英文速度较快，因此，字面留有西夏文和手写英文的痕迹等。根据张敏的表白和（周晓陆《生命的颂歌——关于释读龙虬庄陶文的一封信》，《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等判断，龙虬庄陶文制造嫌疑人为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的张敏以及周晓陆。（详细内容见“中国思想论坛”/学术批评/王显春：指证“丁公陶文”、“龙虬庄陶文”造假）。

七 三峡秭归县东门头遗址城背溪文化的“太阳人”石刻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8年10月至1999年3月组织考古队对秭归县东门头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三峡库区发现了一枚距今约7500～8500年间城背溪文化的“太阳人”石刻，以及一条河卵石摆塑龙。这一发现对研究峡江地区文化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指证：“太阳人”石刻事实上是“太阳神石碑”，伪造者为了打马虎眼把太阳神石碑说成是“太阳人”石刻。城背溪文化没有太阳崇拜，也没有发明石碑。“太阳人”石刻、河卵石摆塑龙是考古人员伪造的。伪造嫌疑人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孟华平（详细内容见“中国思想论坛”/学术批评/王显春：指证“‘太阳人’石刻”造假）。

八 涿鹿“三祖文化”
自从1993年10月任昌华第一次提出了“炎、黄、蚩三祖文化”的观点，造假活动就一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94年的10月，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会长任昌华“发现黄帝的兵符”，旗开得胜。
指证：“黄帝的兵符”作伪嫌疑人是任昌华（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会长）。
1995年6月，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研究员李珺“发现黄帝的坐骑”——“玉猪龙”，马到成功。
指证：“黄帝的坐骑”——“玉猪龙”的伪造嫌疑人是李珺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研究员）等。
1996年，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赵育大“发现黄帝的权柄”——“石钺”，大功告成。
指证：“黄帝的权柄”——“石钺”的作伪嫌疑人是赵育大（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参与造假行托者还有李学勤、王大有等一干人马（详细内容见“中国思想论坛”/学术批评/王显春：指证“三祖文化”造假）。
“文物”，就这样被造出来了，“三祖文化”、“夏商周断代”等就这样被造出来了，历史科学就这样被“科学家”糟蹋了，科学发展观就这样被权势者践踏了。

九、目前争议最凶的曹操墓
金石学家李路平在他提交的《揭开“曹操墓”“神秘印符”的造假面具》一文中，从曹操墓考古报告中提到的一枚出土于该墓葬的“印符”入手，比对汉代典章制度，用“以印证史”的研究方法，发现许多破绽。李路平认为，“印符”一词纯属臆造，古代根本没这个说法，印是印，符是符。从印章的形制包括印纽、材质、印绶三方面来看，这方印根本不符合曹操的官位身份，最多是个县长级人物佩戴的印。按照曹操的级别，印章应该是“龟纽、金印、紫绶”。李路平向记者解释说，该“印符”的印文图案，根本就是传统民俗中最忌讳入印的“辅首衔环”图案，显然伪造这方印章的人没有相关的历史知识。而仅从印章的制作工艺上来看，该印有明显凿痕，属于凿印，但汉代肖形印从来都是铸造，因此单凭这条就可以一票否决该印章是来自于汉代，更不可能是曹操所佩。
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吴锐从史学研究角度提出自己质疑曹操墓的证据。他认为，所谓曹操墓出土的石碑铭文存在着严重错误，“魏武王”的称谓根本不合东汉礼制。“魏武王”系列石牌，当属现场史料，准皇帝的曹操下葬是国家大事，不能违背礼制。按照汉魏君主的丧葬礼制，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是谥号加身份，绝不会再加上国号。曹操生前被封为魏公，升格为魏王，死时得到“武王”的美谥，这都发生在汉朝，均没有“魏武王”的称呼；死后被追尊为武皇帝，发生在魏朝。后代史官追述往事，当然可以称为魏武王，也可以称为魏武帝。但下葬时断然不可能出现“魏武王”的称呼。并且在曹操死亡之时，协助丧主曹丕办理丧事的主要助手是司马孚。司马氏是汉魏时期河内郡温县著名的儒学世家，司马孚深得家学的熏陶。作为儒家豪族，司马氏服膺的是儒家的名教。直接操办曹操丧事的司马孚绝不会通融“魏武王”称谓，因此这块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出土石碑也是造假无疑。
中国科学院古人类考古所卫奇研究员是考古专家，他毫不避讳地指出，“曹操墓”考古队在考古方法上存在明显漏洞。他认为，“魏武王”石牌属于非原生埋藏，从考古地层学分析不符逻辑，所谓“魏武王”石牌不仅不利于肯定“曹操墓”的推定，反而为否定“曹操墓”提供了有力证据。
北京师范大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张国安则分别从学理上、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科学讨论不是抬杠要实事求是，应以加深大家对西高穴2号墓的认识。
山西师大中文系白平教授从文史角度一一指出《鲁潜墓志》为伪托。

　　假名牌、假文凭、假证书、假发票、假履历、假皮鞋、假奶粉、毒火腿、毒酒、毒禽蛋、乃至假药、如此等等，林林种种，不胜枚举。对于盗版光盘和盗版书我就不说了，这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可的造假。
比造假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中国人对于造假的普遍认同感，这比造假本身更加令人担忧。甚至包括本应是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比如中国人办海外移民时很大一部分会在自己的文件上造假。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加拿大和美国使领馆都已知晓，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在中国没有哪个机构可以避免造假，公证也好，认证也罢，在造假的汹涌澎湃的大潮冲击下都只能随波逐流，甚至还不时兴风作浪。
在中国，造假势力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如此凶猛，远远不是别的国家可以比拟的，如此规模的造假根源何在？毋庸讳言，其根源便是精神上的造假。只有在精神上对于造假具有充分的准备，完全没有犯罪感，才有可能为广泛的造假扫平障碍、铺平道路，从而让造假从精神走向物质。
造假一定是从说假话开始的。在不断的人为折腾中、压力下，有谁不说假话可以过关？在座谈会和批判会上，每个人都在说假话，说违心的话，每个人也都知道别人在说假话，但是彼此心照不宣，自己照说不误。甚至说得激情四射、慷慨激昂、痛哭流涕。那份说假话的“真情”，着实可以感动那些不明白这些造假风气和习俗的人。那些批判文章和心得体会有一点点是真的吗？绝无仅有。报纸上的白纸黑字不也如此吗？于是说假话蔚然成风。
人人都知道是假的，却人人都效仿。一来是不得不这样做，只有这样做了才可以比较安全；再者是从心里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了才会有好处。这是一个培养撒谎的环境，于是星火燎原，渐渐蔚然成风。最后，说假话就成了一种习惯，即便到了其实说真话也不会伤害到自己的时候，还是假话连篇。很多国人说假话就如同巴甫洛夫证明的条件反射理论，本来说假话是重压迫使和利益引诱下不得已而为之，但一旦形成条件反射后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只要让他说话，哪怕没有危险，也假话连篇。就如同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最后只要铃声一响，哪怕并没有食物，也立即垂涎三尺。
这样的全民说假话，为全民造假扫清了道路。这是造假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第二步，办假事。办假事通常是应付上级或者民众，当然更重要的是上级。搞什么形象工程，虚报产量，夸大政绩，欺上瞒下，从而得到升迁，至少不丢乌纱帽。至于是否会给社会和民众带来利益，绝不在他们关心之列。我自己就经历了许多这样的事情，比如“农业学大寨”时候的各种各样的工程，绝少有造福于民的，几乎都劳民伤财，只是为了层层应付，让上级开心了，目的就达到了。风头一过，工程就可以收摊了。不求实效，但求壮观；无意造福民众，只求取悦上司。
接着，就会有更多的人羡慕造假。很多人告诫自己的朋友和子女，要向那些“聪明人”学习。在中国，这些“聪明人”就是那些溜须拍马吹牛整景的人，也就是那些见了人说人话，见了鬼说鬼话的人。很多人羡慕他们的“功夫”，靠说假话办假事受到了上面的青睐，从而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很多的好处，甚至鸡犬升天。于是这些人就成为了全体民众和整个民族学习的榜样。榜样的力量不可小视，于是造假运动后继有人，越发如火如荼。
精神上的造假必然导致物质上的造假。既然说假话、办假事已经摧毁了道德底线和心理障碍，那么造假货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说假话，到办假事，再到造假货，一脉相承。一个鼓励和迫使人们说假话的社会必定导致人们办假事，从而导致人们造假货。同理，一个事事求真鄙视虚假的社会，绝不会容忍说假话或者办假事，从而不会出现造假货。

序号 船名 数量 长（丈） 宽（丈） 吃水（米） 排水量（吨）
　　1 宝船 36 44.4 18 8
2 战船 180 18 6.8 4 1,703
　　3 坐船 300 24 9.4 5 4,033
　　4 马船 700 37 15 7.6 14,586
　　5 粮船 240 28 12 6 7,081
　　表11－1，两个郑和研究重量级人物的论文所引用的数据和研究成果。
细心的读者如果按照这两个“权威”的研究数据计算一下其“引经据典”和津津乐道的郑和船队的舰只总数和总吨位，便会大吃一惊：舰只总数1400余艘，总吨位1400万吨以上！要知道，清朝洋务运动时中国海军的总吨位才4万吨，今天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也不到200万吨，就是现在美国海军的舰只数量也只有435艘，总吨位也才800万吨。郑和船队的总吨位超过了现在美国海军的总吨位将近一倍！这可是出自两位“学者”和“权威”的研究，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另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古船模型研制中心主任、教授。应该说，这些荒唐可笑的结果绝不仅出于这两个“权威”，实际上，各种各样的“郑和研讨会”上几乎听不到质疑的声音，只有上上下下随声附和摇旗呐喊，因此，这些荒唐是一个举国上下的梦呓，诠释着一个民族整体对造假的纵容和欣赏。
当然，正是这样的数据才使得一些国人感到亢奋，从而在感情上很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多么令中华民族“自豪”的“伟大创举”啊？首先，我们比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早了半个多世纪，而且，我们的船和舰队比西方的大了很多倍。如果这是真的，那就给咱中华民族挣足了“面子”，因此，这必须是真的！即便是假的，也必须是真的。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作祟下，郑和的伟大航海和其宝船舰队粉墨登场了。由于郑和航海的路线并非如达迦马、哥伦布和麦哲伦那样是首创，而实际上在1200年以前，也就是在郑和以前数百年，就已经为人所知，并且郑和又是基本上沿着海岸线航行，所以即便真的到了东非，其航海本身亦非什么创举。正因如此，吹嘘海船的巨大和编制的庞大就成了不得不做的事情，否则无以弘扬中国的伟大。正因如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郑和的宝船和舰队不是用技术造出来的，而是用瞎话编出来的，是用牛皮吹出来的。
　　郑和宝船和舰队的瞎话之所以流传甚广，正在于有人愿意编，有人热情说，有人乐意信。郑和宝船的尺寸和舰队的规模“凸显”出当时中国“举世无双”的造船能力和航海技术，这正可以用来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风范、上国姿仪、古中国的光荣与梦想……都在这样的呓语中得到了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