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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能打的比中国好,主要是因为芬兰政府真正把国民当人看,真正爱护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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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在独立之初,与中国一样是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在独立之初占66%,而这66%的农业人口中无地佃农占76%,贫富极其悬殊。芬兰国家独立以后,这76%的无地农民就成了政府重点关怀的对象,1918年,政府公布了土地改革法案,规定由政府先垫付资金向土地所有者买下土地交给耕种的佃农,再由佃农分年偿还,土地改革法案彻底改变了芬兰农村贫富悬殊的局面,到1930年,农村小土地占有者占总农业人口的94%,彻底解决了无地佃农的问题。而对一般居民,芬兰于1917年国家一独立就公布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不久,关于工伤事故、年老和残废者的保险、产妇补助、贫穷儿童的照管和失业救济等一系列的法律也制订了,有人担心政府没有钱来支付这一庞大的福利计划,问当时力主该计划的曼内海姆议员钱从那里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说将军队从10万降低到1万,节约了军费自然就有钱了,那人大为担心,担心军队少了苏联会乘机打进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苏联人来了,我们大家和他拼命就是了,总不能让他们伤害到人民。但如果现在不实行福利制度,那我们与苏联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国家等于是还没有建立,又谈何保卫呢”。在芬兰国家独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国家关怀每一个公民,尽一切努力去帮助他,真正尽到国家的责任,芬兰的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日益平等,到1939年,社会50%的财富掌握在工人、农民手里,芬兰被称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一般劳动者的共和国”(伍里宁著“芬兰史”第34页),西兰珀女士的经历可以说是芬兰社会的缩影,她1866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作过工人和女仆,1900年开始担任女仆工会的管理员,1905年担任“仆妇杂志”的主编,1907年担任“劳动妇女”的主编,1919年国家独立后被选为议员,1926年进入政府担任社会事务部部长,国家能作到真正由普通的劳动者来管理,人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所以到1939年苏联进攻时,芬兰人民就象保卫家一样保卫国家,因为芬兰真正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保卫芬兰,实际就是在保卫自己的八小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制度、国民生老病残全面保险福利制度。这种制度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即使是强大如苏联强硬如斯大林者也抵挡不住,斯大林摊上这么一个生而自由的芬兰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