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猫扑咸阳 http://xianyang.mop.com/thread-552-1-1.html 为了帮助中国农业改变生产方式,农机补贴应运而生。不过,在连续九年超过700亿补贴的背后,也出现了多起腐败弊案。如何保证补贴资金的安全,成为一个问题。 (CFP/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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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陕西省农业机械管理局(下称陕西省农机局)局长胡玺贤(资料图)
农机系统本是典型的“清水衙门”,为何却弊案丛生?
无论买还是卖,只要想获得农机补贴,就得通过农机部门。
2013年3月,56岁的原陕西省农业厅党组成员、陕西省农业机械管理局(下称陕西省农机局)局长胡玺贤,因受贿罪,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案由是,2008年至2012年胡玺贤在任农机局局长期间,为农机生产企业、果库建设企业进入政府补贴目录、提高财政补贴额度及拨付补贴款等方面谋取利益。
整个陕西农机系统,被调查者多达四十余人,时任陕西省农机局副局长郝建荣等亦因涉案,一并被刑。
此前的2012年11月底,时任江西省农机局局长的王绍萍,也因类似案情,被纪检部门立案调查,目前已移交司法。
然而,上述弊案,在农机系统之外,鲜为人知。
弊案的背景,是近十年来中央财政对中国农机购置持续大规模的补贴——作为一种年度补贴,在2004年起始为7000万元,到2012年,已飙升至215亿元之巨。9年间,补贴资金累计达744.7亿元。
与之“相伴”,原本是典型“清水衙门”的农机系统,近年来腐败丛生。河北、广东、广西、浙江、重庆等多个省份骗取农机补贴案件连续曝光,包括上市公司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300022.SZ,下称吉峰农机)在内的众多企业卷入其中。
农业部分管此项工作的副部长张桃林,毫不讳言,公开称本系统“违规违纪问题时有发生”。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下称农机司)司长宗锦耀,更曾以公开信的方式,自揭家丑,直斥部分省市“对农财两部的部署要求,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政策执行不力、监管不力”。
补贴福与祸
农机购置补贴,始于2004年。
在此之前,中国农村普遍缺乏基本的农业机械,即使如黑龙江等地区的大型农场,也存在农机不足或者日益老化的现象。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发展,因此受到影响。
2004年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公布,规定“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应当分别安排专项资金,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国家支持推广的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给予补贴”。
是年,中央财政安排补贴资金7000万元。随后几年,资金呈几何级增长,从2005年-2012年,分别是:3亿元、6亿元、20亿元、40亿元、130亿元、155亿元、175亿元、215亿元,迄今九年共计744.7亿元。
2013年,中央财政此项预算安排为200亿元——不过,按照近年惯例,年初的安排往往会进行追加,比如2009年预算为100亿元,后追加至130亿元;2010年预算145亿元,后增加到155亿元;2012年预算200亿元,后追加到了215亿元。
巨额资金的投入,成效显著。2013年2月,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在“全国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会议”上称,这九年,全国共补贴购置了各类农机具2272.6万台(套),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在2010年即已超过50%,标志着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实现由人畜力为主向机械化作业为主的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农机工业连续6年保持20%左右的增速,始终在机械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2012年规模以上农机工业总产值达3382亿元,中国已成为全球农机制造第一大国。
另一方面,一些隐秘的变化,也随之而来。
在陕西,2004年胡玺贤就任陕西农机局局长之时,正是中央财政资金补贴农机购置之始。当年,中央资金下拨陕西为两百余万元,随后每年同步成倍增长,至2012年,已达7.9亿元。九年间,中央财政下拨陕西的资金累计超过28亿元。
农机系统待遇提高是当地看得见的事实。有陕西农机系统的员工说,“以往我们农机局、农技站是最典型的清水衙门,部门权力小,职工待遇低,甚至有的双职工家庭连孩子上大学的学费都要去借。这几年,待遇好多了。”
看不见的,则是各种暗地里的骗补与寻租。
在胡玺贤被宣判的同时,时任农机局副局长(分管农机补贴工作)郝建荣、农机局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工作人员黄海,也因涉案被追究刑责。
“寻租”三条通道
如何可以获得农机购置的补贴资金?
2012年之前,全国普遍的做法叫做“差价购机,省级结算”:农户向县农机局或其在乡镇设立的报名点填表提出购机申请,县农机局确定拟补贴对象并进行公示,然后签订购机补贴协议。农户去买农机时,只需要交上补贴协议并且支付“差价”——即农机售价减掉补贴款额之后的差价。经销商再将这些文件和发票存根交给县农机局,由其向省农机局提出结算申请,审查合格后到省财政厅和省农机局结算。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进入农机部门“补贴目录”的农机产品,才可以获得财政补贴,进行“差价购机”;也只有农机部门批准的经销商,才能“结算补贴资金”。同时,想要买补贴农机的农户,也需要事先取得“购机指标”。
也就是说,无论想买还是想卖,只要想获得这项补贴,就得通过农机部门。这三条,也就是设置了三个由农机部门把守的关卡。
对于农机生产企业而言,要想从巨额的财政补贴资金中分一杯羹,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产品进入“补贴目录”。
在国家层面,主要由农业部主导制定。2012年,国家目录共有180个品目。各省份亦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本省份的“补贴目录”。
本省份目录,同样由省级农机机构主导,一般是选取部分国家目录的品目,再加部分“省级自选品目”。两者在程序上,都是由农机生产企业先行提出申请,再由农机鉴定机构予以评审鉴定。
“补贴的品目太多,监管的难度就增加,容易出问题。”在2013年的“全国农机补贴工作会议”上,农业部农机司副司长胡乐鸣曾如此说道。他还表示,一些违法案件,“基本上都与省级自选品目有关系,一般都是省内企业,从鉴定、进入省级推广目录、确定补贴额层层公关”。
胡乐鸣同时提到,江苏作为农业大省,不仅有国家的农机补贴资金,省级财政支持力度也很大,但2012年全省总计予以补贴的农机品目只有55个,而陕西省在2011年、2012年补贴品目都在140个以上。
南方周末记者进一步获知:2004年至2008年之间,陕西省予以补贴的农机品目只有三十来个,到2009年倍增至76个,随后三年分别达到121个、143个和142个。
实际上,农户对这些“省级产品”并不感冒。2012年,全国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总额是215亿元,而省级自选品目的补贴额,总计也就五亿多元,不到3%,这些产品并不受市场欢迎。
陕西窝案爆发
胡玺贤案,其实爆发于2012年8月。主要犯罪事实之一,就是收受农机生产企业的贿赂,帮助其将产品进入这些目录,或提高补贴额度。

原陕西省农业机械管理局(下称陕西省农机局)局长胡玺贤(资料图)
农机系统本是典型的“清水衙门”,为何却弊案丛生?
无论买还是卖,只要想获得农机补贴,就得通过农机部门。
2013年3月,56岁的原陕西省农业厅党组成员、陕西省农业机械管理局(下称陕西省农机局)局长胡玺贤,因受贿罪,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案由是,2008年至2012年胡玺贤在任农机局局长期间,为农机生产企业、果库建设企业进入政府补贴目录、提高财政补贴额度及拨付补贴款等方面谋取利益。
整个陕西农机系统,被调查者多达四十余人,时任陕西省农机局副局长郝建荣等亦因涉案,一并被刑。
此前的2012年11月底,时任江西省农机局局长的王绍萍,也因类似案情,被纪检部门立案调查,目前已移交司法。
然而,上述弊案,在农机系统之外,鲜为人知。
弊案的背景,是近十年来中央财政对中国农机购置持续大规模的补贴——作为一种年度补贴,在2004年起始为7000万元,到2012年,已飙升至215亿元之巨。9年间,补贴资金累计达744.7亿元。
与之“相伴”,原本是典型“清水衙门”的农机系统,近年来腐败丛生。河北、广东、广西、浙江、重庆等多个省份骗取农机补贴案件连续曝光,包括上市公司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300022.SZ,下称吉峰农机)在内的众多企业卷入其中。
农业部分管此项工作的副部长张桃林,毫不讳言,公开称本系统“违规违纪问题时有发生”。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下称农机司)司长宗锦耀,更曾以公开信的方式,自揭家丑,直斥部分省市“对农财两部的部署要求,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政策执行不力、监管不力”。
补贴福与祸
农机购置补贴,始于2004年。
在此之前,中国农村普遍缺乏基本的农业机械,即使如黑龙江等地区的大型农场,也存在农机不足或者日益老化的现象。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发展,因此受到影响。
2004年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公布,规定“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应当分别安排专项资金,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国家支持推广的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给予补贴”。
是年,中央财政安排补贴资金7000万元。随后几年,资金呈几何级增长,从2005年-2012年,分别是:3亿元、6亿元、20亿元、40亿元、130亿元、155亿元、175亿元、215亿元,迄今九年共计744.7亿元。
2013年,中央财政此项预算安排为200亿元——不过,按照近年惯例,年初的安排往往会进行追加,比如2009年预算为100亿元,后追加至130亿元;2010年预算145亿元,后增加到155亿元;2012年预算200亿元,后追加到了215亿元。
巨额资金的投入,成效显著。2013年2月,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在“全国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会议”上称,这九年,全国共补贴购置了各类农机具2272.6万台(套),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在2010年即已超过50%,标志着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实现由人畜力为主向机械化作业为主的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农机工业连续6年保持20%左右的增速,始终在机械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2012年规模以上农机工业总产值达3382亿元,中国已成为全球农机制造第一大国。
另一方面,一些隐秘的变化,也随之而来。
在陕西,2004年胡玺贤就任陕西农机局局长之时,正是中央财政资金补贴农机购置之始。当年,中央资金下拨陕西为两百余万元,随后每年同步成倍增长,至2012年,已达7.9亿元。九年间,中央财政下拨陕西的资金累计超过28亿元。
农机系统待遇提高是当地看得见的事实。有陕西农机系统的员工说,“以往我们农机局、农技站是最典型的清水衙门,部门权力小,职工待遇低,甚至有的双职工家庭连孩子上大学的学费都要去借。这几年,待遇好多了。”
看不见的,则是各种暗地里的骗补与寻租。
在胡玺贤被宣判的同时,时任农机局副局长(分管农机补贴工作)郝建荣、农机局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工作人员黄海,也因涉案被追究刑责。
“寻租”三条通道
如何可以获得农机购置的补贴资金?
2012年之前,全国普遍的做法叫做“差价购机,省级结算”:农户向县农机局或其在乡镇设立的报名点填表提出购机申请,县农机局确定拟补贴对象并进行公示,然后签订购机补贴协议。农户去买农机时,只需要交上补贴协议并且支付“差价”——即农机售价减掉补贴款额之后的差价。经销商再将这些文件和发票存根交给县农机局,由其向省农机局提出结算申请,审查合格后到省财政厅和省农机局结算。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进入农机部门“补贴目录”的农机产品,才可以获得财政补贴,进行“差价购机”;也只有农机部门批准的经销商,才能“结算补贴资金”。同时,想要买补贴农机的农户,也需要事先取得“购机指标”。
也就是说,无论想买还是想卖,只要想获得这项补贴,就得通过农机部门。这三条,也就是设置了三个由农机部门把守的关卡。
对于农机生产企业而言,要想从巨额的财政补贴资金中分一杯羹,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产品进入“补贴目录”。
在国家层面,主要由农业部主导制定。2012年,国家目录共有180个品目。各省份亦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本省份的“补贴目录”。
本省份目录,同样由省级农机机构主导,一般是选取部分国家目录的品目,再加部分“省级自选品目”。两者在程序上,都是由农机生产企业先行提出申请,再由农机鉴定机构予以评审鉴定。
“补贴的品目太多,监管的难度就增加,容易出问题。”在2013年的“全国农机补贴工作会议”上,农业部农机司副司长胡乐鸣曾如此说道。他还表示,一些违法案件,“基本上都与省级自选品目有关系,一般都是省内企业,从鉴定、进入省级推广目录、确定补贴额层层公关”。
胡乐鸣同时提到,江苏作为农业大省,不仅有国家的农机补贴资金,省级财政支持力度也很大,但2012年全省总计予以补贴的农机品目只有55个,而陕西省在2011年、2012年补贴品目都在140个以上。
南方周末记者进一步获知:2004年至2008年之间,陕西省予以补贴的农机品目只有三十来个,到2009年倍增至76个,随后三年分别达到121个、143个和142个。
实际上,农户对这些“省级产品”并不感冒。2012年,全国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总额是215亿元,而省级自选品目的补贴额,总计也就五亿多元,不到3%,这些产品并不受市场欢迎。
陕西窝案爆发
胡玺贤案,其实爆发于2012年8月。主要犯罪事实之一,就是收受农机生产企业的贿赂,帮助其将产品进入这些目录,或提高补贴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