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文汇报

赵珩
　　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大型辞书《辞源》的再次修订工作已经在四年前正式启动，这不禁令人想起前次修订的两位编纂者吴泽炎和刘叶秋先生。
　　《辞源》的编纂是在1908年，由陆尔奎先生主编发起的，当时是在“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的理念下发起编纂的。彼时参与其事者五十余人，经过了近八年时间，终于在1915年问世。就当时而言，《辞源》颇具新学思想，汲取了外国辞书之长，适应了“钻研旧学，博采新知”的时代要求，在体裁和内容上都可谓是生面别开，领风气之先，为商务印书馆赢得了很高的声誉。1958年，《辞源》开始修订，为了与《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区别，删去了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词语，侧重了古汉语语词的溯源和演变，而收录范围则止于1840年，使之成为一部阅读古籍的工具书。既可用来检索，也能用来阅读，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辞源》。《辞源》的修订从1958年开始，至1964年出版了第一分册修订稿，经过了十年“文革”的停滞，终于在1983年出齐了四本分册，1988年又出版了合订本。我们目前使用的《辞源》都是1988年合订本的一印再印。
　　在1988年的合订本的尾页上，有三位编纂者的名字：吴泽炎、黄秋耘、刘叶秋，此外是参加修订的广西、广东、湖南、河南和商务的工作人员。
　　对黄秋耘先生我不太熟悉，只是见过一次，知道他是位老革命，广东的作家。他之所以列于编纂者，大概是因主持了广东组的工作。但我家与吴泽炎和刘叶秋先生却是几十年来的通家之好，他们两人与我父亲有几十年的交谊，从五十年代后期至他们去世，即便是“文革”十年中，也从没有疏断了往来。刘叶秋先生是1988年去世的，我的父亲是1994，而吴泽炎先生是1995。因此，对那些年他们两人为修订《辞源》所付出的艰辛我也是十分了解的。
　　吴泽炎先生是江苏常熟人，1934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社会历史系，他的胞兄就是和潘光旦先生并列为我国社会学先驱者的吴泽霖先生。吴泽炎先生的常熟话很难懂，一般人听着吃力，但彼时这样的老先生在北京很多，听来听去也就熟悉了。他的学识渊博，是我从小敬佩的一位长者。也就是在他全力投入《辞源》修订工作的那些年，因为我家住在北京西郊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共用办公楼的翠微路2号院内，他家住在城里的骑河楼，因此几乎每天他来上班时都在我家吃午饭。几年时间耳濡目染，听他说古道今，旁征博引，可以说是受益良多。吴先生的个子很矮，大约只有一米五几，在我的印象中，他和周振甫先生是同属一个类型的南方人。吴先生是吸烟的，但吸进去的并不多，一根烟总是衔在嘴上，就是翻书写字时，也在嘴上衔着，那烟灰老是落在书上和纸上。甚至说话时也衔着，本来就听起来费力的常熟话，加上衔在嘴上纸烟的障碍，就更是含混不清了，我因为与他接触多却听得来。他的英文很好，也熟悉英美文学。1965年，英国作家毛姆（Maugham）去世，中国的报纸只有《参考消息》上发了一小条消息。那时，中国人知道毛姆的很少，但吴先生对毛姆的生平和著作却能如数家珍，我就是那时才知道英国有位享誉世界的作家毛姆的。
　　我也常到吴先生骑河楼的寓所去玩，和他的孩子也是几十年的朋友。最令我震惊的是他多年来所做的卡片，大抵都是为修订《辞源》而做的，约有六十万张，装满了几十个卡片盒子。也许，今天的学人无法理解前辈做卡片的功夫。在电脑时代，卡片已经成为无用功，但在那个年代，像他那样日复一日不辍，博览群书积累了六十万张卡片的治学态度，真的令人感动和钦佩。
　　直到今天，我都会常常想起吴泽炎先生的书房，他的书，他的卡片，还有他那永远在嘴上衔着纸烟的样子。他一生与辞书相伴，当我们今天仍在翻阅着《辞源》的时候，有谁还会想起他？但他留给后人的却永远为来者所受用。
　　刘叶秋先生本名桐良，桐树一叶知秋，大概这个名字或多或少有些悲凉，他的一生也是如此的坎坷。刘先生可算是老北京，对宣南掌故极熟悉。早年，他家曾寓居在纪晓岚故居，后来搬到珠市口西大街的一所大杂院中，只有两间仅能栖身的小屋，实在不够住，就在屋侧搭建了一间仅有两米七的小房子，容一榻一桌而别无隙地，先生戏称之为“二密栖”。刘先生也是从1958年就参加《辞源》修订工作的，只是因所谓的历史问题直到1980年才“落实政策”，此前都是以临时工身份参加此项工作的。其生活之窘迫，社会地位之低下，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刘先生却能淡然处之，每年春节时都要请吴泽炎和我父亲两家去他那里吃饭，亲自下厨。虽然斗室促膝容身，倒是乐也融融。抚今追昔，恍如昨日。
　　刘先生的旧学根底很好，擅长旧体诗。京华掌故，民国旧闻，乃至文坛遗事，无不信口道来。七十年代末，我同事的父亲哈贵增先生（中国早年留日学园艺学的农大教授）突然去世，是日大雪，恰巧我去看望刘先生，于是顺便请他代我拟一副挽联。我简述哈教授的行状，说话间刘先生那两米七斗室外煤炉上的水开了，他说“稍待”，于是去灌暖壶，等暖壶灌毕，立即在纸上写下了“种树栽花动关国计；飘风飞雪骤失耆贤”，平实贴切，真是所谓倚马可待了。
　　刘先生为《辞源》的修订做了许多非常踏实而具体的工作，尤其是对古籍的考订，对切音中现代音与中古音的结合与反切注音，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具有中国旧式文人的儒雅风范，对于收藏、书画、文玩都有着很高的造诣，只是他没有遇到得以施展的时代，非常可惜。就在他的事业和生活稍有转机的1988年，突然心梗去世。
　　“馀烬真同焦尾琴，清芬古色耀书林；琅嬛蠹蚀知多少，珍重叶秋护惜心。”这是叶秋先生的诗句，抑或是他一生的写照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