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杨延康拍摄《藏传佛教》的第九年了。从2003年起，杨延康完成了之前10年拍摄的《乡村天主教》之后，转而投入到对另一个信仰——藏传佛教的拍摄。每一年，他用七八个月的时间独自深入到藏区，与僧侣和信众们一起生活，用摄影去记录这信仰中的日常生活，其余的时间也大部分在深圳的暗房中度过。摄影和宗教，是他生命历程的最重要的构成，摄影是他的信仰，而信仰也成就了他的摄影，每一个10年计划的拍摄过程都是他的一段修行，正如他的自述：“我用磕长头般的信念去忠诚于影像艺术，用信仰之绳平静地系上一个心结，真正明白摄影的价值和意义。用影像思想去延续生命，用精神去赢得对生命历程的尊重！”
选择藏传佛教作为拍摄对象，源于杨延康对藏民族在恶劣险峻的生存环境中敬畏神灵、感恩自然的精神源泉的探寻和思考。藏民家庭通常都会送一位家庭成员出家，他们怎样度过信仰生活？与家庭的关系是怎样的？与寺院的关系是怎样的？僧侣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与自然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他们在修行中是怎样坚守自己的？杨延康用他多年修为的人格魅力和适应能力融入到僧侣和信众的日常生活中，用细致入微的观察和高超精到的摄影语言去解答和感悟他心中这种种的疑问。
摄影其实就是每个摄影师自己的语言，他在讲述他人的故事时，同时也是在呈现自我。杨延康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摄影师，从最初拍摄《麻风村》开始，到后来的《乡村天主教》，再到现在的《藏传佛教》，他的镜头一直就没离开过生命情感和精神信仰，其摄影语言从最开始的明显的报道摄影的痕迹，到如今越来越放松的随心随性的拍摄，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自己的生命个体的塑造。
在《藏传佛教》中，许多作品具有强烈的进入感，你可以看到他与拍摄对象的零距离交流；嬉戏中的僧侣比试力量；雕刻嘛呢石的匠人亲吻孩子；倚墙瞌睡的喇嘛和狗……因为僧侣和藏民都把他看成自己的一员，甚至他的外形也愈来愈象一个修行中的喇嘛。而有些已经被广泛传播的著名照片，画面中的人物其实已是杨延康自我代入的角色，如在《报鸽子的女尼》和《站立山顶的僧人》中，我看到的就是杨延康自己那个“苦行僧”的形象，他在这条摄影和信仰的慢慢长路上艰辛前行，这里的“苦”并不是说他在表现苦难，而是一个摄影师将作品和自己生命融为一体，在艺术创作的苦修中凝结出纯粹的生命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