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认为，李怀亮在被拘留后，最初的8月5日和6日白天所做的供述都是无罪供述，但6日晚上突然变成有罪供述，毫无过渡，不符合逻辑，而且对于作案动机也没有明确供述，不能形成合理解释。

　　以证人身份出庭的叶县公安局6名民警称，在对李怀亮的审讯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刑讯逼供。
　　在法庭辩论中，李怀亮的辩护人称，当时现场有一块面积为40×21厘米的血迹，经鉴定是O型血。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对郭小云的头发进行了检验，并据此得出其血型是A型。而李怀亮的血型是AB型，这就说明现场血型是第三人的，但是公安机关却没有对当晚出现在事发地点的其他人进行血型鉴定，这是当时侦查的失误，放纵了真凶。
　　辩护人还指出，除了O型血和李怀亮的血型不符这一重大疑点之外，当时现场还曾提取了一个38码的鞋印，而李怀亮的鞋是44码。当时这一重要证据是由村民调主任赵木申发现的，他将脚印带着泥土整块挖了下来，并亲自送到了叶县公安局。赵木申还曾出庭作证，陈述整个过程，但这一重要证据，现在却下落不明。
　　

　庭审结束后，合议庭当即进行合议，并报请平顶山中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当日下午5时30分，平顶山中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宣判。
　

　经审理查明，2001年8月2日，被害人郭小云在本村沙河堤上摸蝉蛹，被人扼压颈部窒息死亡，尸体被抛入沙河，公诉机关提供的物证：拖鞋、裤头、矿灯、发夹、花生叶上的血迹等，经被害人亲属辨认和有关部门鉴定，上述物品为被害人所有，遗留的血迹也是被害人的，与被告人李怀亮犯罪没有关联性。李怀亮归案后，虽然做过有罪供述，但随后又翻供，在被害人衣着、裤头及矿灯所扔的位置等主要情节上，与之前的有罪供述不一致，也与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及鉴定意见存在矛盾。因此，被告人李怀亮犯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犯罪指控不能成立。

“留有余地”的潜规则
　　“判决结果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平顶山市一位政法干警说，意料之中是因为案件确有疑点，意料之外是法院的判决打破了公检法三家相互配合的潜规则。
　　

这位干警说，李怀亮一案之所以迟迟没有结果，是因为判有罪证据不足，判无罪又担心被害人亲属情绪反弹。
　　

“案件有疑点，一般是先放放，或降格处理。”这位干警坦言，在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之间存在着类似于“兄弟”关系的“信任”，既然公安机关抓了人，检察机关又认可了，到法院审判环节，对那些证据方面存在欠缺的案件，往往“不敢不判”、“不敢放人”，只好采取“留有余地”的潜规则，作出“疑罪从轻”、“疑罪从缓”、“疑罪从挂”等折中办法。
　　“部分群众对当前刑事政策不理解、不接受，造成刑事信访案件增多，一些当事人通过上

访、闹访、缠访，威胁、报复等方式对公检法三机关施加压力，不少办案干警有畏难情绪。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确实是需要勇气的。”这位干警说。
　

　“谁来还我闺女公道！”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被害人郭小云的父母至今仍接受不了法院的判决，表示将要上诉，要求法院判李怀亮有罪。
　　

“公安局和检察院都认为李怀亮是凶手，法院为什么就不认？”杜玉花说，最初女儿的尸体是在水中被发现，她以为孩子不小心掉进水中被淹死，但公安机关告诉她，孩子是被人所害，李怀亮就是凶手，李怀亮也承认了。
　

　杜玉花说，为给女儿讨回公道，从2003年至2007年，他们三次同意开棺验尸，等了12年等来的却是李怀亮的无罪释放。
　　

几乎是家破人亡的李怀亮及其亲属，也在12年里饱受煎熬。
　　李怀亮的辩护律师王永杰表示，判决生效后，李怀亮将提起国家赔偿，目前数额尚未最终确定。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李怀亮被羁押11年零8个月，获赔数额应该在40余万元，还可要求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作出判决这几天来，平顶山中院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上。4月27日，院长郭保振对记者说，此案既有证明李怀亮有重大作案嫌疑的证据，也有证明李怀亮无罪的证据，最后对李怀亮作出无罪判决，是出于“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

　　郭保振说，多年来，办案机关围绕如何认定这些证据，的确有不同认识，致使该案多次公诉、多次发回重审。
　

　“多年来，各级领导对此案都非常重视，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当初命案发生后，在证据固定上有欠缺。”一位不愿具名的政法干警说，新刑诉法的出台无疑对公安机关的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安机关必须转变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破案、轻证据等落后的执法观念，尤其在侦办命案工作中，要牢固树立证据合法收集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