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 怎么又来一段。。。雨妹 为了第二也拼了么 哈哈

好长好长。。雨儿辛苦了，顶起，明天再来看。

好吧，那更要明天再看了，今晚看了差不多200页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不想看文字了。多少字啊？

序言3·挑灯看剑五十年——作者：叶洪生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
谁知道，容易冰消！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
～～摘自孔尚任《桃花扇-哀江南》曲辞
翻开半个世纪以来的台湾武侠沧桑史页，纸上争雄，风云叱咤，一时多少豪杰！然而斗转星移，岁月悠悠，昔日的辉煌却已随风而逝，一去不复返了。区区不才，曾目击身经其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抚今思昔，不禁油然兴起如云亭山人孔尚任般的感慨。正所谓：“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尽管彼此所指涉的时空事物迥异，但心境却是一样的。
回首前尘，自我八岁起，通过《蜀山剑侠连环图画》与武侠书结缘，至今不觉也将近五十个年头了。这五十年挑灯看剑，恰巧是台湾武侠小说创作由发轫、成长、着装以迄式微、没落的整个兴衰历程。我有幸躬逢其盛，得与若干武侠名家交往，把酒言欢，探讨其创作之秘；又不幸目睹其师老兵瘦，军心涣散，乃至生死寂寞，被人淡忘！这些点点滴滴，若不完整地记录下来，将是个人甚或千千万万武侠读者的一大遗憾。因此，如何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善尽论述责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成为我当仁不让的光荣使命与人生课题。
惟谈到为台湾武侠小说的兴衰作史，看似容易，其实不然。因为这牵涉到作家、出版社、市场供需与社会风评等四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及其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作家、作品的基本资料尤需充分掌握，否则就有以讹传讹之虞；而每一位名家的小说风格、特色又随着时光流转多少有所变化（主要为了因应读者需求），故也不宜轻率论定。凡此种种，经纬万端，皆非任何一个“独行侠”所可为力；更何况数十年来台湾的公立图书馆从不收藏旧版（分集印行３６开本）武侠小说，而私营小说出租店又已纷纷转型或歇业，几无老书可供稽考了呢！
这的确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作史者纵然具备通天本领，但若缺乏相关文献（此指第一手资料，即武侠书原刊本）佐证，无米下炊，则一切豆浆成为画饼。因改版后的“新文本”内容迭遭增删重排，已非复当年原貌；欲令“信而有征”，戛戛乎其难矣。
由旧书摊“寻宝”说起
诚然，台湾武侠出版界历经１９７７年左右的“版型”大革命（由３６开改为２５开），租书业者逐步汰旧换新，旧版书殆已绝迹房间。如果没有预为之计，未雨绸缪；又或机缘凑巧，福从天降，是不可能获得这些“老古董”的！差幸鄙人少无大志，很早就开始发心收藏港、台旧版武侠书（含原刊本、再版、翻新书），亦曾略有斩获。借此机会，不妨将个人过去的“寻宝”经验和盘托出：因为这林林总总都跟我半生谈武论侠、讲求“有书为证”，以迄如今参与撰写武侠稗史的机缘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凡台湾老武侠迷皆知，在过去物资缺乏的年代，想看武侠小说都是到租书店去，坐在硬邦邦的板凳上“苦读”；或整套书租回家，大伙争相传阅，轮番“练功”！由于小说出租店全盛时约有三四千家，遍布台湾个角落，借阅非常方便，而书肆一般又只租不售；因此，几乎没有人会收藏武侠小说。况且在传统观念中，武侠读物一向被目为是“闲书”，诲淫诲盗，罪名多多！谁要说是家藏武侠书，准定“头壳坏去”，非愚即妄！
我收藏旧版武侠书甚早，可追溯到１６岁负笈台北求学时期。当时学校邻近赫赫有名的牯岭街旧书摊，每天前来“寻宝”的各方人士络绎不绝。我在这块风水宝地上意外发现了全套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香港鸿文版）、金庸《射雕英雄传》三种残本以及冒名伪作《射雕前传》、《九阴真经》等等，皆为查禁在案的港版书；不由为之心动，亟思纳为己有。可我偏偏是个穷学生，阮囊羞涩，如之奈何！
记得当年我是偷偷瞒着父母、节衣缩食三个多月才咬牙买下这些旧书的，曾伴我度过无数个冷月孤灯——这是我最早的武侠藏书，因而倍感珍惜。及至１９６７年高中毕业，父亲远从东港老家前来接我；当他看到那一大麻袋的武侠小说时，不禁火冒三丈，斥责道：“原来你小子就是这样用功上进的啊！”如此念叨多年，久久不能释怀。直到我为此吃了大苦头，跌跌撞撞挤进大学门；后又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武侠往何处去》、《冷眼看现代武坛》等杂文，略略收到社会肯定，父亲这才改变看法说：“唔，必经没有白费工夫，总算是由旁门修成正果了！”可他老人家哪里料到，这仅只是我探索中国武侠美学的第一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绪论.通俗·武侠·文化——作者：林保淳
武侠小说是通俗小说中的一种重要类别。通俗的定义尽管人各异词，但基本考量层面为“读者”环节，这是无庸置疑的。换句话说，读者决定了通俗小说的兴衰发展史，这是个恒例。
在民国肇建（1912）以前，社会上并无“武侠小说”一词。清末流行的《三侠五义》——《小五义》系列作品，一般被归类为“侠义小说”。1915年林纾《傅眉史》首张“武侠小说”之目（《小说大观》第3期），继而1923年平江不肖生创作《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武侠小说正式脱离单纯的“侠义”类型，以崭新的面貌问世。其后虽波澜起伏，兴衰迭见，但却风靡过数以亿计的广大读者，寖渐而成为通俗小说的主流。武侠小说究竟以何种特色吸引了这些群众？武侠小说在读者心目中，究竟有何特殊意义？读者阅读武侠小说的深层心理结构如何？相信这是研究武侠乃至于通俗小说必须先加以处理的问题。
通俗与读者
通俗小说以“通俗”为名，顾名思义，可自“通俗”一语概括其特征。从字面上解释，“通俗”可以解成“沟通于俗”、“通行于俗”或“通晓风俗”，这三者虽个别成立，却关联紧密。
首先，“沟通于俗”指的是作者必须能借其精心结撰的小说，与读者展开交流对话，这原是所有文学作品的通例。就文学创作而言，“读者”环节本就始终或隐或显地居于关键性的地位，从捉笔欲写时“预设”读者对象，到实际“设计”语言策略，以及读者接受心理、阅读态度等，都十足影响到作品的完成与传播。读者不同，所呈现的文学风格也就大异其趣：如“儿童文学”以幼童为“预设读者”，即为显例。换句话说，读者很可能才是实际“掌控”文学风格的幕后推手。依据不同的读者对象，就须有不同的表现考量，其考量的标准，可以与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城乡区域等，作充分的连击。然而，无论做何种考量，所谓的“读者”都始终受限于某种特殊的范围，一旦超离此特定范围，作品的流传就会受到相当严重的阻碍，这就无法真正的“通俗”。
“通俗”的“俗”，尽管多少仍不免受到特定范围的限制，但“门槛”极低，并无须先具备某种程度以上的“文学素养”。因此，通俗小说所展示的文字策略，无论词语的塑造、叙事的模式、主题的凸显等，都必须是浅显易懂，力反晦涩隐暗、藏而不露的方式，而以生动活泼的人物造型、精彩曲折的情节内容，强而有力地“介入”读者。因此，“通俗”必须以简单明白的形式出现，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塑成了它的“浅薄性”，同时构成它在评价上的贬抑——不登大雅之堂。
其次，所谓的“通行于俗”，意指普遍在社会上流通，在某冲程度上突破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城乡区域的限制，而拥有“起码”的“普遍性”。尽管我们很难讲“通俗”以“量化”的标准加以判定（主要是数据很难掌握，尤其在“商品化”的效应下），只是在相对性上，“通俗”所拥有的读者数量，往往是远远超过一半作品的。从读者群的结构上分析，如果其中跨越“范围”的情况非常明显，纵不能说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也就可以说是“通俗”了。
当然，“通俗”虽具有“普遍”意义，但也绝非全面性的“普遍”。时间不可能有“放之四海皆准，置之古今皆宜”的通俗作品，更没有任何作品可以满足所有的读者。读者跨越时空而存在，不同的时空领域，充满着不同的读者。通俗小说面对的是流变性极强的读者，自须“随时以宛转”；切合与不同时空中的读者，是通俗的命脉。然而读者却又是多变的，故随时性不免即具有变易性、流行性——题材的流行、技巧的流行——而流行亦意味着短暂，流行得快，扬弃得更快！瞬间爆发力极强，而衰歇亦如此。
大抵上，通俗小说在“历时性”上有极大的缺憾，多数小说往往经不起时代的考验，而迅速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在“同时性”上，却十足地展现了攫掠人心的威力，往往所向披靡，远非他种小说可及。假如我们将历史视为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则通俗小说随时宛转的“变易性”，即意味着它精确地掌握了时代的脉动，与各不同时期的社会人心合拍，自有其意义与价值。同时，从文学的立场观察，这些有如繁花绮阵的通俗小说，尽管此起彼落，言情、历史、武侠、侦探、科幻等，细流分披，但却在“通俗”的前提下，汇聚成一道洪流，形成一个传统：在“变易”中，也是永远“不变”的。
最后，“通晓风俗”则是自作者角度而言的，意指作者欲“沟通于俗”或创作出“通行于俗”的作品，不得不探究读者心理，以投其所好，掌握时代的趋向——这是“通晓风俗”的意义。依理而论，这也是所有文学作品对作者的相同要求。但是通俗小说强调的是共同性而非个别性，讲究的是“国人皆曰可”的共同趋向，而非“盍各言尔志”的个人意志。因此，通俗小说的作者，首先须考量的不是个人“通晓风俗”后对“风俗”的观感、建议或主张的发挥表现，而是体认到应采取何种发挥表现的方式，才能使读者领会、感悟，且达成原先的创作目的。在此，实际操纵通俗协作的是读者，而非作者：作者固然可以仍坚持某种信念，而以寻常人难及的生花妙笔，兼顾“情志”与“表现”；但大多的情况是，作者往往不得不委屈自我，曲意迎合读者的品味，以产生浓厚的“媚俗”倾向，因而造成作品素质的低落。这也是通俗小说的致命伤。
是故，通俗作家因经济因素考量而“媚俗”，乃是最严重的问题；尤其是通俗作品的流通，往往与商品同一管道，更易使作品流于下乘。通俗作品最为人诟病的庸俗化、模式化弊端，以及产制过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如抄袭、仿冒、枪手、草率等），未尝不肇因于此。是以，通俗小说百回难解的症结，也就在于：如何在“通晓风俗”之余，又能坚持文学新年，以创造出雅俗共赏的作品？值得吾人深思。
通俗小说（或文学）的“俗”，基本上以平民大众为对象，但却有相当大的差异。最主要的是，通俗小说为“书面”形式，故不得不以“读者”（可读书面文字者）为范围，故此以“俗”远较平民大众来的下载。在此，我们有必要就“读者”的问题，先作一番申述。
文学作品的存在意义，关键在于读者，没有读者（作者也可能是读者），就没有文学。读者是发现者、探索者、感动者，是文学生命的延续者。从文学创作的过程而言，作者是赋予文学作品生命的人，无论基于何种创作动机、目的，文学作品在作者母胎之中孕育，就有了生命；而作者也一如怀孕的母亲，可以深切感知到胎儿成长过程中到给她的生理与心理、感性与理性的悸动。但文学作品生产下来后，却是道道地地的“不肖子”——如《封神演义》的哪吒，定然有个“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的过程；而以读者的阅读，作为他“重生”的荷枝与荷叶。

前述四个层面的武侠小说研究，“文化性”与“社会性”基本上属外缘研究的范围，“文学性”属武侠小说“文本意义”确立的研究，而“娱乐性”则攸关于整个武侠小说的价值判断。换言之，武侠小说不但是“文化史料”、“社会史料”，同时也是提供“娱乐”的主要通俗文学读物；尽管其品流复杂，优劣悬殊，仍无碍于它“为人生而艺术”的理想追求。唯有在这点确立之后，武侠小说才真正具有研究的价值可言。
从上述的介绍及图示中，我们可以发现到：在“武侠文化”的范围中，事实上已展现了其多彩多姿的各个面相；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重重亟待掌握、分析、解释的问题。身为文史研究的学者，决不能视而不见，更不宜轻加诋毁。同时，由于“武侠文化”涉及面极广，也自成一开放的空间，学者无论自何种角度切入，均可左右逢源，掌握到论题，加以诠释。这一片园地，迄今为止，耕耘者尚少，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式进入此一园地中垦殖，也将足以各展所长，这是可以断言的。
尽管武侠小说曾经拥有过如此辉煌的傲人成绩，然而在社会、学界普遍漠视通俗文学的氛围下，武侠小说自发展伊始，就受到种种严厉的批判；从侠客神秘莫测的武艺之“非科学”、侠客集团之造成“秘密社会之蠢动”，到社会上对“求仙访道”的盲目向往；乃至于“跟社会脱节”、“不严肃”、“不高级”等，几乎将所有“次级（等）文类”的原罪，完全借武侠小说发泄了出来。因此，类似如下的一轮，已成为“坐实”武侠“罪名”的最流行说法了：
掩盖阶级矛盾的本质，把阶级矛盾说成只是纯粹的个人恩怨；而 且麻痹人民的战斗意志，宣传迷信思想、因果报应和各种封建观 念，使读者进一步浸沉在幻想中而忘掉现实的斗争，引诱人们离 开反抗和革命的道路。
武侠小说所宣扬的许多似是而非的原则，却也阻碍了中国社会步 向法治、自由、自尊的脚步。
武侠小说终究只是病态的产物。他提供某些似是而非的原则，一 包一包，挟义以犯禁，这些都不是正常的社会所允许的。……武侠 小说的另一缺点是他们向人性中最懒惰、最腐化的一面加以阿谀 赞扬。……无形中鼓励人们取巧，助长人类侥幸的心理。……武侠 小说最大的害处还不是在于影响几个年轻小伙子上山求仙练武这 回事，而是在于腐蚀人心这方面。
再如孙犁强调的，武侠小说是“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作者，是不肯干的，要遭到严正指责的”：而何怀硕则大声疾呼：
中国在政治、社会、文学等要在现代世界迎头赶上，我们只有希望每个老幼 的中国人有一种自觉与猛醒；我们的文学不能重弹才子佳人、鸳鸯蝴蝶、侠义恩仇等老调；我们要有更严正、更伟大、更具时代性与未来启迪性的伟大文学！
在这种严峻的批判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武侠小说张目者，固然少之又少；至于“研究武侠小说”的课题，顶多只能躲在“古典”的盾牌下，整治侠义小说的“残羹冷炙”，慰情聊胜于无！而现代武侠，则根本乏人问津，1980年以来，在金庸武侠热的影响下，学界“似乎”开始对武侠小说的研究，持若干正面的肯定态度，但实际上距真正的“研究”还是非常遥远。
在这里，将“武侠小说”与“武侠小说研究”作适度的区别是必要的。因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人文学科的研究以“现象”为首要的目标，也唯有从内外表里透彻地掌握了“现象”之后，才能归纳、厘析出各种的“学理”；而武侠小说自民初发皇滋长以来，兴盛蓬勃地发展了超过一甲子的岁月，无论是投入的作家、创作的巨量、读者的普遍或各不同媒体的转化、社会人心的影响，都在在显示了其独特性。面对如此显著、独特的“文化现象”，学着一味以主观的批判、鄙夷的漠视相待，而未尝肯深入去作任何分析、探讨，这是相当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我们认为，无论学者对武侠小说的“观感”如何，武侠小说此一“文化现象”，是绝对值得投入心力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武侠小说自民初“正名”以来，流传至今，不仅创造了数千部的作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更拥有为数以亿计的庞大读者；而其中散发的传统文化气息，更为人所津津乐道。今人常谓金庸的武侠小说是海外“华侨子女的中文课本”，予以极高的评价；事实上，不仅金庸的作品具有这样的社教功能，就其他的武侠名家依然。以卧龙生为例，在他当红时期，“每一份小说稿至少要拷贝六、七份。差不多东南亚有华文报纸的城埠，都有他的连载小说”；就连非华人地区（如韩国）武侠小说所传递的文化资讯，也常称为外国人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管道。可见其时代意义与价值。
罗龙治尝谓“中国许多旧文化的种子，将可藉着娱乐文学的现代白话武侠，普遍地传入民间社会，为中华民族保留几分淋漓的原气”，正明确指陈了这点。因此，我们有足够理由确信：武侠小说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及其高度承载的文化内涵，尽管从典雅文学的角度而言，不免令人有未尽惬意之感，但以通俗文学的角度来看，无疑确实各种题材的小说中，最能十足展现文化特色的类型。
从如此饶富文化特色的小说类型出发，如果我们承认：“无论建构任何相关的文学理论，皆须展现民族特色；同时，通俗文学亦须别有一套迥异于典雅文学的理论体系”这两个前提的话，武侠小说无疑是入手的“第一义”！
令人遗憾的是，以上这些极具讨论意义及价值的论点，迄今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文史研究者蓄意规避，甚至否认环绕于武侠小说而衍生的诸般“文化现象”，不仅导致武侠小说的定位犹自“妾身未明”，更连“现象”都无法理清。晚近大陆若干学者颇致力于港台武侠小说的研究，虽因资料不全，对台湾的文化发展、出版概况不甚了了，故有如刀剑虚舞、听音辨位，难免贻人以“盲侠”之讥，但毕竟也算迈出了研究的第一步；而台湾身为现代武侠小说发展的重镇，却除了少数一、二人外，学界多持鸵鸟心态，完全无动于衷，任令其以讹传讹。
诚然“礼失而求诸野”，但也不能郭公夏五，疑信未定。因此，在坚持前述的两大前提下，更出于一份历史使命感，我们拟针对1949年以来的台湾武侠小说发展概况，作一详尽的讨论；希望能接着明晰而有条理的现象解析、论述、提供学界及社会大众参考。
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有志盍兴乎来！

雨妹。。。刚才那个挑灯看剑 差点看成我狂侠天骄魔女。。。

第三节 “武坛三剑客”各领一时风骚
回顾台湾武侠小说最初十年的发展历程，无疑1958年是最具有关键性的时间坐标。这一年不但有号称全国第一大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与联合报相继投入“武侠长篇连载”的阵营，点燃了各报副刊争奇斗妍的战火；同时也由这一年起，陆续诞生了一批颇具代表性的武侠新秀及脍炙人口的杰作（不限于报刊连载小说）。此后三年名家辈出，乃进而揭开了1960年代武侠创作鼎盛时期的序幕。今举其荦荦大者如次：
卧龙生：《飞燕惊龙》（1958）、《铁笛神剑》（1959）、《玉钗盟》（1960）等。按：之前计有《风尘侠隐》（1957）与《惊鸿一剑震江湖》（1957）已结集出版
司马翎（吴楼居士）：《关洛风云录》（1958）、《剑气千幻录》（1959）、《剑神传》（1960）、《断肠镖》（1960）、《白骨令》（1960）、《鹤高飞》（1960）等。
诸葛青云：《墨剑双英》（1958）、《紫电青霜》（1959）、《天心七剑》（1960）、《一剑光寒十四州》（1960）等。
伴霞楼主：《剑底情仇》（1957）、《青灯白虹》（1958）、《凤舞鸾翔》（1958）、《姹女神弓》（1958）、《八荒英雄传》（1958）、《紫府迷踪》（1960）等。
此外，上官鼎处女作《芦野侠踪》（1960）、古龙处女作《苍穹神剑》（1960）、萧逸处女作《铁雁霜翎》（1960）、东方玉处女作《纵鹤擒龙》（1960）、慕容美（烟酒上人）处女作《英雄泪》（1960）、高庸（令狐玄）处女作《九玄神功》（1959）等等，亦即是赶上武侠发轫期的末班车，激起了他们“争雄武林”的豪情壮志。
在这批武侠新秀之中，伴霞楼主年纪最长、出道最早，居于老大哥的地位；而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三人则为当时最耀眼的明星，号称“台湾武坛三剑客”。由于他们三位并驾齐驱，皆负盛誉；而小说风格及创作手法、审美诉求却互有异同，各成家数，均对1960年代的武侠创作趋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为使读者能充分掌握其来龙去脉，本节论述范围将不限于武侠创作发轫期，而必须作适度的延伸。以下即分别就这三大武侠名家的生平、小说艺术风貌以及成败得失，择要评介于次。
卧龙生生平及其重要作品概貌
卧龙生，本命牛鹤亭（1930-1997），湖南镇平人。据其自云，出身于小商贾之家，从小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及《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侠义公案小说；对于“北派五大家”皆所爱重，尤嗜朱贞木小说之笔法、布局。高中肄业期间，他加入青年军；1948年来台，从少尉排长做到上尉政工指导员。此时开始接触西方翻译小说，如《金银岛》、《侠隐记》、《基督山恩仇记》等；皆为传奇作品，以故事曲折离奇取胜。其审美经验大致不出以上各端。
1956年牛氏因受到“孙立人事件”牵累，被迫自军中退伍，一时百无聊赖，兼为稻粱谋故，方尝试走武侠创作之路。牛氏祖居南阳卧龙岗，当地有一所“卧龙书院”，乃特为几年三国时代蜀汉大政治家诸葛亮所建。其青少年时曾在卧龙书院就学，因取“卧龙生”（意指卧龙书院学生）为笔名，于1957年春在台南《成功晚报》副刊发表武侠长篇处女作《风尘侠隐》；惟初试啼声，并未引起广泛注意。同年稍后，又于台中《民声日报》连载《惊鸿一剑震江湖》，始渐知名。但此二书均因故中辍，后改交《武侠小说旬刊》接载，并由玉书出版社结集印行。

总之，演武、写情、活用杂学及推理斗志为司马翎小说艺术四大支柱。在其创作生涯之始，已建立了一代儒侠的光辉典型；同时其演武、写情亦臻于成熟阶段。而在活用杂学方面，凡有关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金石铭刻、土木建筑以及茶道、花道、版本之学，他也多所涉猎；信手拈来，自成佳趣。至于文史掌故、佛教典故更毋论矣。此由《关洛》、《剑神》二部曲所散发出的浓厚人文色彩，即可得到明证。，而自《剑神传》写鬼母用计瓦解宫天抚与张咸的斗志起，则进入“上兵伐谋——攻心为上”的推理情景，为司马翎小说最殊胜、迷人之处。至此，其作品四柱俱全，殆已初步建构完成其独特风格，奠定了可大可久的基础。
其后《剑神传》续集《八表雄风》（1961），共52章，约近百万言；同时在台北《民族晚报》和香港《真报》连载，则浪后生波，又有创新突破。书叙大雪山冰宫琼瑶公主率领手下四个以假乱真的分身（复制人）大闹中原，逼迫剑神石轩中、朱玲夫妇重出江湖；进而为报鬼母弑师杀父之仇，乃用绝毒奇药收服正邪各派高手，以遂其独霸武林迷梦。终究在石轩中力挽狂澜之下，令群邪授首，了断一切恩怨而总结全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有关复制人的气死妙构殆为司马翎小说广泛运用“毒学”之始，亦为武侠说部绝无仅有之作。其设想是通过千百种有毒植物的综合提炼，以毒攻毒，而研制成一种可改变人绒毛的变形液；反从小喂养者皆能长得一模一样，以作为主子（复制蓝本）的分身或替身。此说固是无稽之谈，而作者亦无法逆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的确可借由人体细胞基因改造工程而培养出复制人；但其数十年前即已有此奇象，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此外，对于用毒几两，本书亦有淋漓尽致地发挥：如迷惑心神、削弱功力以至于“哨音摧毒”取人性命等等，不一而足。此后其诸作描写毒功、毒技花样百出，均由本书发端，乃形成司马翎小说又一特色。同时其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推理、斗智笔法至此也已完全成熟。如琼瑶公主出场于12章，但揭开其分身之谜却在44章；其间波谲云诡，扑朔迷离，在在考验读者的智慧，即为显例。
是故，真善美出版社发行人宋今人为本书撰《出版者的话》，称誉吴楼居士司马翎是“新派领袖”，对武侠小说中所谓的新派有首先创造之功！乃进一步奠定了他在台湾武坛泰山北斗的地位，促使后起之秀古龙、上官鼎、易容、萧瑟等争相仿效，而掀起了1960年代云蒸霞蔚的武侠创作热潮。其中如上官鼎《沉沙谷》（1961）、萧瑟《碧眼金雕》（1963）、易容《王者之剑》（1964）等书皆以剑神石轩中为范本，亦斐然可观。足见《剑神》三部曲之所以能脍炙人口，岂偶然哉！

插楼插楼喽 雨妹发的不错哦

附录：“暴雨专案”查禁武侠小说书目
（说明一下，下面提出来的书目是从扫描版本上剪切而成的图片，手工编辑制作那是各种汗。。。。。。。，容许我偷下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