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陕西咸阳原上面对汉朝帝王陵那高大的封土冢，遥想大汉雄风，多少气魄。怎能不思考汉朝给我们留下的丰厚的文化与物质遗产。汉族的形成、汉人的称谓……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到汉民族生活方式与习俗，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多少不是从汉朝传承而来的？而在汉朝确立为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更是潜入了中华民族的骨髓，成为中国人难以磨灭的精神气质。
　　在鉴赏汉代铜镜时，鲁迅对汉代文化特征有过一番评论。他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这位虽不专门治史却对历史有透彻理解的思想家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时往往多有悲凉感慨，然而他对于汉代民族精神之所谓“豁达闳大之风”的深情赞赏，却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鲁迅用“遥想”两字感叹着汉代和今天的历史距离，其中也表露出对历史过程中文化精华遗失的遗憾。不过，从汉代到今天，有历史的遗忘，也有文化的继承。我们站在陕西关中这片汉王朝以之为政治经济重心地方的黄土地上，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人们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下马陵头草色春
　　今天西安市碑林区有一条下马陵街。据说，下马陵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葬地，他的学生们每次经过这里都下马步行，所以称作“下马陵”。也有人说，“下马陵”的得名，是因为汉武帝每次经过董仲舒墓，都下马致敬的缘故。后来因年代久远，渐渐讹传为“虾蟆陵”明代正德元年（１５０６），这里建造了董子祠。嘉靖年间，出现了董子祠。同时又出现了董子墓。清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又扩建了祠堂，并且在门前刻石“下马陵”。
　　董仲舒的名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光辉。汉武帝即位之初，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统治，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大举贤良文学之士。儒学著名学者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在回答汉武帝策问的对策中说，秦王朝灭亡以后，秦奉行的“以吏为师”的流毒至今没有洗刷干净，要想仅仅只凭“法”和“令”而求得国家治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事。要想改变积重难返的风气，就要采取“更化”的手段，尤其应当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教化大行”，则可以实现“天下和洽”的境界，天下民众都遵守儒学的规范，言行就都合乎儒家的“礼”和“道”，天下就可以安定。
　　董仲舒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是要提高儒学的地位，使儒学成为思想文化的正统。他说现在各家学说纷呈，人民信仰不同，导致当政者无法坚持“一统”的政治理念，以致法制频繁变更，臣民不知所守。因此应当禁绝与孔子之术有所不同的学说，以求实现思想的统一。
　　董仲舒所谓的文化思想的“一统”其实和政治的“一统”是一致的。如果百姓都遵守儒学规范的准则，也就可以无条件地服从君主，这就为政治的一统奠定深入人心的根基。这样的主张，立即被汉武帝认可，于是，在汉武帝时代，完成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体制的转变。儒学从此成为思想文化的主导。

　　高山仰止太史公

　　陕西韩城有司马迁墓、司马迁祠，东临黄河，西倚梁山，是一处千古文化胜地。经过“汉太史司马祠”牌坊，踏着大石铺砌的“司马坡”而上，就看到一座木牌坊，上面题写“高山仰止”４字。此后坡势愈为急峻，经过山门，看到“河山之阳”砖牌坊，就到达了司马迁祠。
　　司马迁曾经参与主持制定新的历法。新制定的《太初历》虽然只使用了１８９年就被《四分历》代替，但是《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也就是以正月为一年中的开头，这一制度，后来一直沿袭。而司马迁完成的《史记》一书，则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之一。《史记》全书１３０卷，是一部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代的中国通史。作为史学著作，其内容之完整，结构之周密，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史记》以人物《纪》、《传》为主，辅以《表》、《书》，合编年、纪事诸史书文体之长，创造了史书的纪传体新体裁。这种史书体裁对于记载专制时代的历史，形式比较优越，这种体例被历代史家所沿用，成为此后两千年王朝正史编纂形式的规范。
　　《史记》这部历史名著以文化内涵之宏大和历史眼光之阔远，久已受到学人的重视。历史学家翦伯赞曾经这样评价：“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留下了一句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顶

留下了一个回忆

留下了一个民族

灭0

永世不灭的大汉魂，亘古长存的汉家梦

[椰子树]

留给我们汉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