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的上空升起了一片璀璨的群星，他们是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穆旦、张爱玲等等，他们光华四射、文采灼灼、风流儒雅，他们学贯中西，鉴古知今。与其说他们是语言大师，不如说他们是白话语言的大师。他们的作品90％以上用白话写成，他们灵动地驾驭的话，“垒筑”起白话汉语的华彩篇章。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却“顿失光彩”“黯然失色”，再也没有涌起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而只有寥寥几位。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譬如社会政治动荡等等，但一个最合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是最根本的解释，就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小学阶段，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育的“血脉”，这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文人们，在孩童时期的语言“敏感期”阶段，即13岁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教育。他们在语言“敏感期”所接受的“语言教育”，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是在废除了文言的背景下，基本以白话为主体的，为本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人们，在语言“敏感期”，基本是“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而不是“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