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重审韩信罪案/千古谁识诛淮阴

韩信之死，不仅是西汉初年的一件大事，也算得上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按理说，像这样一件大事，两千多年下来，应该是清清楚楚了。但若让菜九龘评判，此事离清清楚楚差距甚远。虽然这件大事自古以来论述可谓多矣，只是依菜九的菜鸟见识，这些林林总总的说法从来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去，于是历史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糊涂账。菜九一向自以为对这件大事中的两个主角刘邦、韩信，算是相当了解了，而且比较熟悉西汉初年那个特殊的时代内涵，因此自忖有条件将刘韩事件说个明白，将这一桩历史公案做个了断。写作时发现，网友书剑和谐在2009年就做了《韩信是否谋反》等相当多的功课，搜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并给出大量相关观点文字链接，借助书剑及其他网上同好之力，使菜九可以全面地审视这段时期的历史资料，省掉菜九不少查找之功，先行谢过了。如果菜九因此而说到点子上了，这些网友的贡献可谓大矣。
　　关于刘邦，菜九写过若干文字，其主基调是大力褒扬。而在大多数人看低看扁刘邦的大气候中，因为没有展开对刘邦诛韩信一事的探讨，对刘邦的褒扬就要大打折扣。不完整嘛，焉能服人？汉定天下之初，刘邦即亲口钦定韩信为三杰之一，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定位定型。确实，在整个战争过程，刘邦与韩信的配合还是相当成功的，如果不看最后的结局，堪称君臣合作的典范。然而这对君臣合作的楷模、个人关系也相得甚欢的两个人，最终闹到不能共存，不由得令时人后人扼腕叹息，感慨无限。韩信的最终结局，引发了后世的感慨狂潮，但因为对这段历史不甚了了，导致了众多评论不得要领。菜九以为，之所以很多评论乃至所有评论皆不得要领，实是因为楚汉战争的轮廓太过含混，韩信刘邦关系太复杂，不下死力气，就难以得到正解。因此，韩信死案看似是个孤立事件，然它实为楚汉战争的余波，不弄清整个楚汉战争，也就得不到对事件的正确解读。这件事情，相当于一桩大案要案，根本不会如任何文本讲的那么简单。在这桩大案里，被人为因素弄得真真假假，扑朔迷离，案中套着案，谜中还有谜，以中国人惯有的不认真，这桩大案就以这样一种非常可疑状态，一拖就是两千多年，离真正的结案还相距甚远。今天菜九有志梳理本案，势必要多次反复回到楚汉战争中去，不如此，就得不到事情的真相。那就让我们先从韩信之死说起吧。
　　四面透风的官方文本
　　韩信罪案的现存最主要资料，就是汉官方提供的文本。此文本的真伪，似乎古人也作过评判，相信的人不多，但不信归不信，然因未作逐一分析，故均未切中要害。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文本：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与陈豨相关的汉初乱局
　　通过剖析官方文本，基本可以断言，韩信与陈豨勾结谋反的定罪是一桩冤案。但循着官方提供的线索，却发现韩信虽不能因陈豨而定案，但他的案子与陈豨的牵涉还是颇深的，则陈豨的事情也应予以深究。汉初历史记载之混乱，本来就很难理出个头绪，到了陈豨这里就更乱了。换言之，陈豨的存在就是汉初历史记载混乱的根源之一。
　　陈豨其人，似乎是一个有意识被历史尘埃掩埋掉的人。之所以如此，应该是与其板上钉钉如假包换的叛逆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叛逆，其以前的功劳被一笔抹杀，而这一抹杀，又使得汉初的历史记载更加混乱不堪。陈豨的传在《史记》中紧挨着《淮阴侯列传》，此传即《史记》卷九十四的《韩信卢绾列传》。百度的百科名片对此传的总结非常好，其曰：“本传是韩王韩信（不是淮阴侯韩信）、卢绾、陈豨三个人的合传。这三个人原来都是刘邦的亲信部下，和刘邦的关系都非常好。”百科名片没有说出来的是，这三个刘邦非常倚重的人，最后都和刘邦闹翻了。而至于闹翻的原因各有各的不同，这就是百度所不知道的了。此三人与刘邦关系之始终，也显示了司马迁的归类合传法，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上述三个人与刘邦的关系，可能用非常投缘来定位比较恰当。先来看韩王信。韩王信不是刘邦的老部下，他起初是韩王成的部下，也应该是张良的部下，他与刘邦的结识最早也只能是秦二世三年七月，即刘邦西进击秦与韩王成部在旧韩会师之时。而韩王信与刘邦因深交而结缘，则应该是刘邦被项羽打发到汉中之后的事情，历史记录了韩王信劝说刘邦出战三秦的事迹（后人常常把韩王信这个劝说与淮阴侯韩信之论混为一谈）。可能正是这个缘故，兼之其身为战国时韩王后裔，韩王信这个三人之中与刘邦最迟结识者，倒是最早被封为王。楚汉战争中，荥阳失守，韩王信被俘，投降了项羽，日后又叛归刘邦，刘邦并没有追究其投敌之过，仍让其王韩地。韩王信自己也说：“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这个幸，就是一种特别的缘份。
　　卢绾与刘邦的缘份既深且大，他们是邻居，不仅同乡同里，又同年同月同日生，两家素相亲相爱，关系最深厚，及长大后，又是同学，关系特别好。而到了刘邦逃亡后，卢绾与之相伴、追随左右，两个人的关系密不可分。虽然刘邦起兵后，卢绾基本上无所作为，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刘邦的庇护下飞黄腾达，跃居众将相地位之上。根据卢绾事迹，他并没有作战才能。而在刘邦入汉后，他却被封为将军，进而为太尉、拜长安侯。众所周知，在秦汉时期，太尉是武官之首，以卢绾之才具，任此高官，显然是刘邦偏袒的结果。在整个楚汉战争中，卢绾常与刘邦同出入，其见刘邦无任何约束，随到随见，这是其它在努力工作的萧何、曹参等人无法比拟之处。卢绾在楚汉战争中的唯一有纪录作战，或就是《高祖本纪》记载的汉四年，其与刘贾击楚后方。但就连这个功劳，也是可信度不高的，如果有的话，主要还是刘贾取得的。只要看记录刘贾战功的《荆燕世家》就可以得出结论。《项羽本纪》亦记载此事，但只列出刘贾一人，而不及卢绾，则卢绾的作用，可想而知。待项羽覆灭后，分封天下之前，卢绾实在没有战功，为了给卢绾加官进爵，刘邦就给了他击定“反叛”的临江王的机会，并让刘贾陪他前往。可惜，卢绾确实不是作战的材料，连续几个月，也没能攻下临江，最后，还得靠刘邦的得力干将靳歙出马，立刻就将小小的临江平定。《傅靳蒯成列传》记靳歙“定郡、国各一，******得王、柱国各一人”，这里的国就是临江国，王就是临江王，表明平定临江完全是靳歙一个人的功劳。临江之战的结果，已充分显现出卢绾的所谓才具乏善可陈，但到了灭燕后，刘邦还是想封卢绾为王，并且他的这种心思早已为众部下所洞悉。众人顺从刘邦之意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于是，刘邦顺水推舟地立卢绾为燕王。然而大家所说的“功最多”，恰好透露了极大的讽刺意味。史称“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即表明功赏严重不相当。
　

《高祖本纪》曰：“七月（原作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樊哙将兵攻代。”时间为定天下后的汉五年。从这个记载来看，臧荼之反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但从记载上与情理上来看，臧荼之反站不住脚之处甚多。先来看记载，这里的七月，原作十月，十月有误。汉初沿袭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如果是十月，则只能是汉六年初的事了。而当时的情形，也不支持臧荼能攻下代地。很多人都反感菜九，原因就在于其搞考据常常从情理合不合入手。确实，考据跟情理合不合本不应该有什么干系，但不合情理的事，又岂能不予以追究呢？比如从情理上看，臧荼之反很可能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事。因为此年初，即方灭项羽后的汉五年正月（已在汉五年十月之后了，所以上述原作十月有误），让刘邦当皇帝的诸侯王劝进表中，就有臧荼列名，其事为《汉书•高帝纪》所记，表明臧荼对汉是尊奉的。怎么只过了半年，这个尊奉汉政权的臧荼就反了呢？再往前追溯，臧荼之燕在楚汉战争中是帮助汉阵营的，即楚汉相持荥阳时，燕出兵助汉击灭楚大司马曹咎。在刘项胜负未定时助汉，到天下归汉时叛汉，这里面的猫腻几何，相信读者诸君自有判断。菜九以为，所谓的燕王臧荼的反叛应该存在问题，其中应该有汉欲加之罪的成分。让我们来看看当时代地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自汉三年韩信等汉将击灭代相国夏说后，代地就落入了汉的掌握，主事者是张苍，其职位是代相，即在没有代王的情况下，代汉行使权力，署理代地事务。其后张苍又徙为赵相，先后相张耳父子，估计代地仍归张苍署理。到天下大定时，张苍又从赵相的位子上，回到代相之位，而汉击燕时，张苍以“代相从击臧荼有功”。张苍的事迹显示不出燕有攻下代地的痕迹，更可能是张苍从代地对燕发起进攻。张苍这一段事迹史书上也就几十个字，就这几十个字来看，这一段的历史就乱象环生。《张丞相列传》记张苍相代王在臧荼反前，而当时代地无王，至汉七年才由刘邦兄刘仲为代王。据网友我爱韩再芬《论韩王信徙王代》提示，《史记》中也有韩王信于汉五年为代王的记载（文见刘邦吧与汉朝吧，作者可能是谭晓斌），那么，当时张苍辅佐的代王应该是韩王信。菜九以为，虽然韩王信王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紧接着于汉七年又改封韩王，似乎太儿戏了。另外，陈豨的赵代武装力量总指挥始于何时不详，韩王信也是军事强人，如果韩王信王代，则陈豨所控范围不应该包含韩王信的地盘。所以菜九对这一段历史仍维持原有的研读。据《秦楚之际月表》，陈馀死后，代入汉为郡。至灭臧荼，仍不见有代王踪影。难道传里所说的代王是陈豨自立为王后的伪号？如果是伪号，则不应该出现在张苍的传记中。另有陈豨在战争中曾以游击将军别定代，表明了陈豨与代的渊源，汉击燕时，或者陈豨仍在代地，由张苍辅佐也未可知。考虑到陈豨有征服代地的功劳，《功臣表》又将其封与臧荼联系在一起，则攻臧荼时，陈豨极有可能从代地参与其事。如果陈豨或者韩王信在代地，臧荼之燕当更不敢造次反汉攻代。《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三年十一月代）属汉为太原郡，张苍之两度相代，或指其为汉在代地或太原郡的军政首长。《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击燕，未及攻代一事，与张苍事迹合，则《高祖本纪》记樊哙攻代可能是误记。因为汉七年，刘邦从白城败退下来，也有让樊哙定代地之举，或许有将二事搞混了的可能。在汉七年，代地因韩王信之叛，可能会有部分陷落，所以才会有樊哙攻代之记载。只是那时的战事，与臧荼更是什么关系都没有了。所以，臧荼攻代，应该是个伪造记录。《功臣表》里有旬侯温疥一人，其以燕相身份向朝廷告发臧荼将反，则所谓的臧荼之反并非攻代，而是为他人告发。温疥在楚汉战争中曾以燕将身份助汉破曹咎军；另有昭涉掉尾，也在汉四年以燕相身份从汉击楚；可能在那个时候，此二人便被刘邦收买，成为汉在燕的卧底，最后引汉入燕，加速了臧荼灭亡的进程。最终，温疥为汉之旬侯，昭涉掉尾受汉封为平州侯。以上分析已表明臧荼主动反叛的可能性不大，则在臧荼问题上不能排除汉捏造罪名的可能。

　刘邦封死了韩信的反叛之路
　　再回到韩信的案子上来。韩信之死，让刘邦戴上了杀功臣的帽子，并且成了历史上杀功臣的祖师爷。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在刘邦的设计中，韩信原本是可以不死的。韩信一案，尽管人是吕后杀的，尽管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里也已明确说了，“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但韩信之死的板子打在刘邦身上，也无可厚非。换言之，吕后杀的韩信，还是可以把账挂在刘邦身上的，而且刘邦的历史名誉上的污点，可能有一半与韩信冤案有关。菜九并不反对韩信之死刘邦要负一定责任，但是否要负主要责任，则需要探讨一下刘邦究竟在韩信一案中有哪些作为。这样做不仅很有必要，而且非常有意义。毕竟韩信不是刘邦直接下令处死的，其中的玄机大可探究。让我们来看看刘邦是如何面对韩信之死的。
　　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淮阴侯列传》
　　从字面上看，刘邦不知情的成分更大一些。司马迁用“且喜且怜”这个词颇为传神地刻画了刘邦当时丰富而复杂的内心活动。其实，“且喜且怜”这个词，已经从一定意义上透露出韩信的案的真伪，与刘邦在此案中的作用。喜，表明刘邦极可能事先不知情，但除掉韩信他还是蛮高兴的。如果除掉韩信是刘邦的既定方针，那么吕后这个执行者，不过是按刘邦授意行事，一切皆在刘邦的意料之中，就无所谓喜了。因此，这个喜，或者有喜出望外的含义在其中。而刘邦的怜更是意味深长，它表明韩信不是真有反叛罪行，即使刘邦乐意见到韩信之死，但用这个罪名处死韩信这样的大功臣，还是颇让人痛心的。既然如此，刘邦为什么又要喜呢？看来韩信在他的最后岁月里，常有让刘邦不爽的言行，而刘邦又不便因这些言行将其治罪。因为如果随便找个名义处死韩信，怎么看都太过了，刘邦也实在下不了这个手。所以刘邦的矛盾在于，韩信的存在，让他心烦意乱；而韩信真正被这样不明不白地处死，又让他颇为不安----因为他比谁都清楚，韩信根本没有反叛的可能。

刘邦提审蒯通，也有欲敲实韩信反叛罪名之意图，这本身就表明韩信之反，不具有采信率，所以要找人证来落实。对蒯通的审讯记录表明，刘邦认可了蒯通的说法，也就是说蒯通只是个历史***而没有现行，他鼓动韩信在可以反的时候反，只是他的策反没有成功；而韩信所谓的日后之反，又不关蒯通的事；因此刘邦不再追究蒯通之罪。从刘邦不追究蒯通之罪一事来看，他也不像有一定要置韩信于死地之心。曾经一度，韩信是刘邦非常放心不下的不稳定因素，但被以谋反之名削王为侯之后，韩信的存在已不构成对汉政权的任何威胁。刘邦对待韩信的底线，应该是让韩信处在可控制地位。而韩信死前的状态，也正处在这种可控制地位，真正是龙游浅滩，再也不可能掀起什么大浪来了。刘邦的政权安全了，韩信的状态也就安全了。因此，对刘邦的统治没有任何威胁的韩信实行肉体消灭，实在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原本是可以不死的韩信最终死了，造成了刘邦的又喜又怜的这种截然相反的矛盾心态，其中的内涵实在可以无限解读啊。
　　刘邦对蒯通的审讯记录对日后的韩信评价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历史影响。司马迁的“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的论说，就是顺着蒯通之言而发的。司马迁显然不认为韩信最终会反叛，但他似乎接受了蒯通所说。接下来，司马迁的后人司马贞（将司马贞定性为司马迁的后人，可参见拙作《皇帝的家谱》）也顺着司马迁的意思，其《史记索隐》述赞亦曰：三分不议，伪游可叹。再后来，类似的评价就更多了。看来，持韩信是有机会三分天下有其一这种观点的，在历史上的史学大家、硕学鸿儒中也是大有人在，只不过这个误会实在是太大了。前面说过，刘邦比谁都清楚，韩信根本没有反叛的可能，不仅现在没有，而且过去也从来没有，而这一切，完全是刘邦周密设计的结果。刘邦对韩信的操控能力是超强的，他可以让韩信不可能反叛，也就可以让韩信平安地活下来。这一点不仅后人知之甚少，就是当时的人也不甚了了。知道这一点的可能只有刘邦、韩信两个人-------刘邦清楚地知道，韩信绝无反叛的可能，而没有反叛可能的国士韩信，当然就不可能猪油蒙心去搞什么根本搞不成的反叛。所以，刘邦放过蒯通不予追究，其中固然有他豁达大度的性格因素，也含有让蒯通其言散布出去的因素在内。因为蒯通的这种言论流传开来，对刘邦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明人胡应麟针对韩信之死的评价非常有见地：“神矣哉，汉高之智也！其智之神，盖不惟颠倒一世，且笼络万世而愚之。”（《少室山房集》卷九十六《韩信》）刘邦发明了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说，殊不知，世上正是充满了这种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所以刘邦的目的很容易就能达到。刘邦认可了蒯通之言的作法，巧妙地掩盖了一直以来刘邦对韩信的防范举措。而这一掩盖，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导致了后世对韩信事件的误读。长期以来，人们的思维一直是固定在韩信有反叛汉阵营机会而没有反这个主线上，并因此产生了无数的史评文字及诗歌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胡应麟说刘邦“笼络万世而愚之”的说法，洵非虚语。

　由于刘邦与韩信形成如此模式，韩信长期征战，功勋卓著，却始终形成不了自己的势力，对这种状态，韩信显然是有想法的。灭齐以后，韩信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可能再也不满足于一直没有自己的势力，于是开始向刘邦讲价。汉四年灭齐后，韩信要刘邦封其为齐假王，刘邦当时正困于与项羽相持，见到韩信的提议，大为恼火，差一点就要与韩信决裂。经张陈等谋士劝说提醒，刘邦一步到位，册封韩信为齐王而不是假王。虽然当时韩信对真正实力的拥有仍如以前相仿，但有了王这个称号，还是能形成极大的对韩信本人的社会凝聚力。如果假以时日，韩信是可以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实力的，而到了那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就很难说了。老子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旦有了王的称号，确实是可以形成极大的号召力的，真正实力的形成与壮大，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可能人们也会注意到，韩信拥有了王的称号后，他对刘邦事业的热情下降了，到了楚汉决战之时，韩信甚至放了刘邦的鸽子---爽约不赴战。韩信在干什么呢，史无明证，推测一下，韩信大概在名正言顺地经营自己的地盘，追求增加实力。如果说韩信有背叛刘邦的事实，可能这是唯一能够摆上台面的事例。韩信的这种表现又反过来证明，刘邦对他的防范不是毫无道理的。你有大功，这不假；但你磨洋工，这个也不假。你有大功，是对刘邦重用你的回报；而你磨洋工，则是刘邦对你防范的根据。刘韩两家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只是谁也不说破。不能让韩信形成势力，可能就是刘邦的底线，看来只要不突破这个底线，就可以维持两人的关系。
　　纵观韩信的一生，他确实没有明确做出反叛的行动。但韩信是否真的不想反，因没有确凿的证据，菜九不便妄言，王夫之说韩信须臾没有放下反叛之心（参见《读通鉴论》卷二），或失之武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刘邦一直在提防着韩信会反这一可能的，而最有效的提防措施莫过于不使韩信拥有反叛的本钱。毕竟韩信只是个刘邦事业的半路加入者嘛，刘邦对其不完全放心也是情有可原的。按韩信自承的刘邦对其解衣推食的待遇，刘邦对韩信的亲近关爱应该是确凿无疑的。那么，刘邦就是在对韩信亲近信任重用的同时又严加防范，严加防范的同时又亲近信任重用，两者并行不悖，手段相当高超。亲近重用，是因为韩信非常有才华，能为刘邦的事业建功立业；严加防范，是因为韩信毕竟不是最早追随刘邦打天下的那帮老弟兄，没准会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刘邦很是不放心他。可见，亲近信任重用中，亲近与重用是货真价实的；而信任是有条件的，也是可控制的。所以历史记载中就常常出现刘邦在使用韩信为其略地拓疆期间，又频繁地从韩信处调兵的场面，这就在客观上使得韩信难以坐大。到了与项羽决战时，刘邦许诺封韩信为齐王并划定地盘，同时封彭越为梁王亦划定地盘，这样才调动二者参加会战，终于击败项羽。而汉刚刚击灭项羽，刘邦立即就赶到韩信的大营，夺了他的军权，使得前不久还拥兵自重的韩信，又回到先前缺乏实力的状态。从这一举动可以看出，刘邦对韩信是盯得非常紧的，基本上不留给韩信在拥有实力时有稍许的从容。紧接着，到了天下平定论功行赏时，又将韩信调离齐国，改封楚王，刘邦的公开理由是义帝无后，以韩信为楚王承续其香火，但真实的意义在于，韩信已在齐地经营了一段时间，齐地人口众多，远甚于楚，改封韩信为楚王，实为调虎离山之计。据徐朔方先生考证，韩信封楚实得八十九邑，数量上超过了齐之七十余邑。看起来韩信的地盘更大了，但在国力上应该是下降的。因为秦末之楚乃边陲之地，人烟相当稀少，八十九邑之人口，远少于齐地的七十余邑。所以刘邦对韩信搞了个明升暗降，化解了潜在的威胁。韩信是一个练兵高手，他的部队不断地被刘邦调走，但不需要过多久，他又能练出一支精干的部队。因此，即使韩信到了人口比齐地少的楚国之后，刘邦仍然是不放心的。何况韩信在楚地礼贤下士，招降纳叛，收买人心，其意欲何为，后面的事还真难说得很，于是便有了韩信的云梦之擒，废王为侯。可以说，自此之后，韩信才不再成为刘邦的心病，刘邦这才彻底放心了。

　锺离眛的事，仅见于韩信的传，而不见于另外两个记载，未必属实。据书剑和谐兄引网上诸文作《钟离眛之死》指出，钟离眛之死此前已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汉五年九月，“王得故项羽将钟离眛斩之”。此王即当时的楚王韩信，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是汉高祖刘邦（菜九在十多年前就做过《秦楚之际月表考释》，居然未涉及此条，惭愧）。只是汉五年九月之后还有一个后九月也是汉五年，距汉六年尚有一段距离，距韩信之擒的六年十二月之后，就更远了。因此，锺离眛之死似乎与韩信之擒没有必然关系，至少不是同时发生的事。那么，《淮阴侯列传》中说得活灵活现的韩锺对话，并将时间记为汉六年刘邦出巡之前，就有栽赃的嫌疑了。在史料珍稀的情况下，亦不妨认可韩锺交好而藏匿的情节，至于钟离眛是否为韩信供出去的，并非没有这种可能，即锺离眛之擒，应该是汉诏楚捕之的结果。但因没有实据，就只得存疑了。退一步说，即使真有像列传所说的韩锺谋反商量，锺离眛已被逼死，韩信自己是不会说出去的，所以此事为汉政权捏造的可能性居多。设想，如果汉政权真正掌握了韩锺商量这内容，韩信之罪名就不完全是莫须有了。无论事情的真相怎么样，出自汉政权的锺离眛死难场面，对韩信的历史形象多有不利。因为锺离眛已于数月前就被韩信处死，当时的韩信是不可能感受到了汉政权的压力的，这表明锺韩私交并不像列传所记的那样好。根据刘邦不追究季布罪行的事迹来看，若韩信与锺离眛真的私交深厚，应该也是在刘邦的容忍范围内的，如果韩信能说动锺离眛愿意为汉政权效力，刘邦也不见得非要追究他的战犯罪行。
　　锺离眛事迹提示，《淮阴侯列传》所说的韩信在云梦被擒前有欲反的企图，亦不足采信。且不说韩信未必有反叛之心，即使真有反叛之心，至少在那个时候，他应该没有做好反的准备；至少在刘邦方面，查不出韩信反叛的任何真凭实据。进一步来说，如果韩信真的有反叛的事实，处理起来也不会像这个样子；而韩信如果真有反叛的把柄抓在刘邦手里，日后两人也不会相安无事。从现存史料来看，韩信的最后几年相对是比较闹情绪的，不太像有把柄被人捉住的样子。
　　本纪与世家都有刘邦部将欲武力解决韩信之楚的记载，但这种记载也是靠不住的。刘邦陈平的对话，以为楚兵强于汉兵，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楚强于汉，那是项羽之楚，而非韩信之楚。韩信从归封到被擒，时间应不足一年。他从齐王转为楚王，并没有带军队就封。在和平年代，韩信在楚国也不应该招募大量的军队。所以，即使楚国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跟汉政权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虽然最终刘邦采用了陈平提议的方式，显然好于动武的方案，但说汉不敌楚，那就明显不对了。

韩信之擒的具体时间，当以《荆燕世家》汉六年春为准。而上述三个记载只有本纪给出明确时间，也不过说是十二月有人上书，捉拿韩信的具体时间则没有交代。根据《陈丞相世家》所说的“与功臣剖符定封”一说，则韩信之擒的具体时间可以缩小到⑴汉六年十二月甲申之前，⑵六年十二月甲申到六年正月丙午之前这段时间里。六年十二月甲申之前，感觉上太仓促了。因为从上书到部署出巡要花一段时间，感觉时间太紧了。幸有《荆燕世家》在，完全排除了十二月的可能性。至于后面这个时间下限，是因为刘邦之弟刘交为楚王---即楚元王、刘邦同宗刘贾封为荆王，正是在正月丙午。表明韩信已被擒而让出了楚王的位子，而其旧封之楚分为荆楚二国（事见《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与功臣剖符定封”之说，给人的印象是汉第一次封功臣，实则在此之前也封过一批。就是在六年十二月甲申，这一天曹参、靳歙等十余功臣受封，正月丙午这一天，受封的功臣就更多了，像樊哙、张良等人都是丙午这一天封的。而韩信也不是在正月丙午日受封的，据《功臣表》，韩信封侯是汉六年四月，也就是说，并非如世家与列传所说的一到洛阳就赦罪为侯，而是又拖了至少三个月。
　　世家与列传说韩信一到洛阳就赦罪为侯，与《高祖本纪》明显不同。《高祖本纪》所记似乎更加具体，其曰：“是日，大赦天下。”这个记载非常有内涵，即在抓捕韩信的同时，就赦免了他的罪行。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反叛一说，实为让韩信腾出位子。所以，根本不存在汉政权觉察到韩信要反叛，只是为了消除韩信可能反叛的远期隐患，而将反叛之罪名强加到韩信头上，以达到撤销韩信楚王的目的。记载刘贾事迹的《荆燕世家》也称“废楚王信，囚之，分其地为二国”，则废韩信楚王的行动不像是因为他要反叛，完全是汉政权要收回楚地交给自己信得过的人。司马迁的互见法记载非常有价值，于此可见一斑。即以韩信之擒来说，此事为刘邦方面策划的一件大事，刘邦是主动发起方，陈平、韩信只是承应方，其最核心最要害的问题，就被记在刘邦的资料中了。抓捕的当天就赦其无罪，刘邦的做法似乎是，韩信你这个人在外面让我实在不放心，至于谋反与否，并不那么重要，就委屈你一下吧，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在韩信一方当然非常不爽。韩信可能会想，你要我让出位子，也犯不着用这个罪名嘛，完全可以商量嘛。而在刘邦一方，不如此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种事情又哪里是可以跟对方商量的？谈崩了怎么办；就算韩信同意，又如何昭告天下----我对韩信不放心，所以要他把这块地盘让出来----显然行不通嘛。因此，韩信日后一直不开心，并从来也不掩饰，刘邦都不予计较，其中的原因双方心知肚明。即使是抓捕韩信的现场对话，也反映了这样的内涵。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从这个现场对话来看，韩信肯定没有任何反叛的准备，所以梗着脖子说赌气话，口气也相当地冲；刘邦的应答显然也只是个场面交代话，纯属敷衍，没有实质性内容。所以，韩信当时的不反是肯定的。只有这样，韩信才可以当场对刘邦使使性子，发发态度，也不会有什么大碍。韩信明显是这场游戏中吃亏的一方，刘邦也就不会再找麻烦。

　综上所述，韩信云梦受擒、废王为侯的历史记录虚假的成分太多了，显然这些虚假来自于汉政权。但是无论韩信的罪名是否为汉政权造假，最终的结果就是韩信的王位是彻底没了。韩信云梦受擒、废王为侯之后，刘邦对韩信的防范游戏，至此也应该落下帷幕，刘邦再也用不着为防范韩信而大操其心了。此事有史料为佐证，当时就有臣下以此为贺，以为韩信之擒与刘邦定都关中，同等重要。看来，当时的朝野上下都意识到韩信问题的解决，对稳定汉政权的重要性。那么，韩信的所谓反叛，就如同燕王臧荼之反一样，实乃是一个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一个罪名。因为韩信是汉阵营的中坚力量，且其所谓的反叛并不能坐实，于是就出现了罪名很重、处置很轻的奇特现象。日后韩信受封为淮阴侯，也只是一个荣誉闲职，却始终没有归封（《功臣表》上也没有给出受封户数，表明此封号只是个虚衔，属于享受待遇，而没有实质性的封赐），一直在京城刘邦的左近，应该说已丧失了反叛的机会。以韩信之英明，绝无可能以自己所掌握的区区家丁发动叛乱。所以司马迁用了“天下已集，乃谋畔逆”的措辞，就隐含了对韩信反叛一事的不采信（而此一逻辑亦可套用到燕王臧荼身上）。后世的学者也就顺着司马迁闪烁其辞的评价，不接受韩信会选择反叛这条路。
　　三个记载都有人有上书告反的记载，然告反者究竟为何人，不详，可能属于当局凭空捏造的诬陷栽赃，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比照最终韩信死难，也是有人告反，此人有名有姓有来历，后来还封了侯，为慎阳侯栾说。所以导致韩信云梦之擒的这个语焉不详的告反之人，如果不是子虚乌有的话，让菜九来猜测一下，这个人可能就是吕后。她当时跟刘邦说，韩信这个家伙，陛下可要防着他一点啊。正好刘邦也有这个心病，所以就用陈平之计，把韩信的王位给废了，收在身边，永绝后患。至于查获出反叛罪状没有，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当时的局势需要废除韩信的楚王，无论他真叛假叛，都不影响这个程序。也许是刘邦对韩信在楚地感到不安，但韩信规规矩矩无处下手，吕后知此情状出计曰何不干脆告他个反叛。刘邦受此启发，才向朝臣询计，才有了后面这些结果。所以《吕太后本纪》所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岂虚言哉？而到了吕后日后又以反叛之名处死韩信，刘邦也就说不出什么了。他总不会因这个事情，跟吕后闹翻。再说刘邦在韩信事件上也是有责任的，第一次你听信了吕后毫无根据的诬陷，第二次你也只能接受她毫无根据的杀人。

这个记载也交代了“多多益善”这个成语的出处，此典故产生于刘邦与韩信的一次私下里议事。在这次私下议事里，刘邦与韩信讨论了手下将领才干之优劣。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文本中用的是“常”字，古时常与尝通。尝表示曾经，常则为经常。但无论司马迁的用意是曾经或者经常，只要刘韩两人能私下里讨论这种事情，足见刘邦没拿韩信当外人，还是属于非常信得过的。而韩信对刘邦的回话也非常随便，且没有顾忌。此情此景既表明了两个人的关系仍然是非常熟络没有客套，也表明在只有两个人的场合，不太注重上下尊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是失意的韩信在与刘邦的交往时也是非常坦然不拘，一些不能放上台面的话，也可以无所顾忌地讲了出来。韩信对刘邦的不爽，借这个机会表达了出来，而刘邦对韩信的冒犯也一笑了之。另外，虽然韩信说刘邦不善将兵，但也认可其能将十万，而到了十万这个层面，已不能算不善了。至于善将将这一点，韩信与刘邦的差距就非常大了。韩信带兵数年，没有培养出任何一个高级将领，此事颇为可怪。高祖功臣一百四十多，绝大多数有战功，居然没有一个是韩信从基层培养出来的。功臣中有几个齐降将、赵降将是韩信的部下，但他们加入汉阵营时的起点就非常高，不能算韩信培养的。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韩信若要反叛，成功的希望是多么渺茫，这也反证了韩信之不可叛。韩信的言论也表明，他对刘邦本人是服气的，他坦陈输给刘邦的原因，实际上也是表明了他自己是绝无反意的。因此，强势的刘邦可以容忍韩信的冒犯，而处在不爽位子的韩信也知道他的冒犯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不冒白不冒。司马迁“伐功矜能”的评价，可能就是指的这类场合。在韩信的余生，因免不了会与刘邦经常照面议事，这类言语冒犯估计少不了。虽然在刘邦而言，韩信的每一次不恭敬都是在他容忍的限度内，但累加起来，就非常不爽了。所以，韩信不爽过后，也轮到刘邦不爽了。如果硬要把这种不爽算作为韩信的取死之道，也勉强能成立，但以刘邦的为人，尚不至于因此而萌生杀心。
　　可能后世的人们也看出仅凭韩信的后期表现，还不足以当得起司马迁“伐功矜能”的评价，于是，后人就将此评价向前延伸，一直延伸到楚汉战争期间韩信讨要假齐王及会剿项羽失期上面，发表了众多的评论，此不赘。只是此类评论多则多矣，可惜并不因为多而成立。不能说人们的这种判断没有一定的道理，但那些事情距韩信之死毕竟久远，时间长达六年甚至七年之久，距韩信失掉楚王之位亦有五年之久，须知，刘邦与韩信认识总共还不足十年时间，那些特定瞬间发生的陈年旧事真能影响到这么多年之后的行为吗？可疑啊。如果让菜九下判断则是，刘邦知道韩信不会反，韩信也知道刘邦不会杀他，所以韩信的临终叹息，也只归咎到死于儿女子之手。

因为韩信的所谓反状实在难以置信，所以后世的文人就将其战争期间的不合作行为当作反叛，但菜九说过，那些陈年旧事，应该不是致命性的，不应该成为其送命的理由。诚如芦信韵先生所说，后人看历史，总是难免“倒放电影”，用后来的事去推想政治家们当时的决策考虑。在韩信问题上，倒放电影的结果，就好像刘邦早就起了杀心，一直熬了六年之久，才最终动手将韩信杀害。难道豁达大度的汉高祖，真会这样做吗？但不论刘邦会不会做，韩信最终还是死于反叛之名，那么最要命的问题是，韩信究竟是谁主导杀掉的？简言之，韩信死案中，刘邦到底是幕后主谋，还是毫不知情的受害者，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对刘邦不利的情况是，很难想像吕后会自说自话地去杀韩信，在他人看来，她一定是在刘邦的授意或日常熏陶下产生了锄掉韩信的念头的，大概刘邦夫妻在平时没少谈论韩信存在引起的隐忧，所以吕后会以为锄掉韩信，是符合刘邦意图的。比较可能的一个场面就是，刘邦特意让吕后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处置韩信。这里有秦二世杀害十公子的前例可循，借故外出，让留守主事者处之。此事发生不久，估计会对后世有影响。也许刘邦就是借鉴了秦二世的套路让吕后为他分谤的。如果没有刘邦的指使，吕后如何敢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对刘邦有利的情况是，韩信的威胁已完全化解，韩信的存在已丝毫不能危及其统治。上述史料中仅存刘韩议事的场面，也提示了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敌对，所有的事都可以摊开来说，像韩信失去王位这样的事，都可以不回避，也证明了两个人的关系至少不是不共戴天的。那场对话不像是君臣，更像是两个老友在相互揭短，过完嘴瘾之后，就一笑了之。从这种轻松的场面来看，刘邦丝毫没有要杀韩信之征兆。韩信甚至可能会时常这样表示不满，你无中生有编造谋反罪名，这样对我也太不够意思了，不像个老大的作为。就刘邦韩信当时的情况来看，韩信已属于吃亏的一方，所以他有资格发牢骚讲怪话，“日夜怨望，居常鞅鞅”；刘邦则因为做了过度的防范措施，难免会有些气短，对韩信的“日夜怨望，居常鞅鞅”，也只能听之任之。要让菜九来说，刘邦不至于对韩信下毒手，没有韩信，还真寂寞呢。何况韩信也不是完全跟刘邦对着干，他毕竟还跟张良一起整理兵法嘛。《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专门记述：“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这表明韩信也不是光说怪话不干活，他还是在做刘邦布置的工作嘛。但韩信从来不参加刘邦组织的军事行动，最后陈豨反叛拒绝出征，也只是延续了以往的轨迹而已。远离军权远离战线，既是一种消极怠工，也是一种避嫌远祸的姿态。因此，韩信的被杀，不仅是当事人韩信知道是吕后为罪魁祸首，当时的重要政要卢绾等人也知道这一点。韩信、卢绾都是对刘邦有着深刻了解之人，他们的判断应该不会太离谱。韩信的“日夜怨望，居常鞅鞅”，弄得刘邦很难受，就难免会在吕后面前有所流露，以至于吕后有可乘之机，可能这就是韩信的所谓取祸之道。那么，吕后为什么非要杀韩信不可呢？难道吕后能从韩信之死中受益。于是，判明韩信之死的受益者，将有利于对韩信死案的研判。

谁是韩信死案的受益者？表面上看，肯定是刘邦，因为韩信的存在让他感到威胁。但前面的研讨，已基本排除了韩信威胁。如果要用秦二世的办法，也不一定要等这么久，在汉七年韩王信之反时就可以用这个办法了。吕后是此案的受益者吗？吕后的受益至少在当时看不出来，吕后所为，不过是为了刘邦排除隐患罢了，这是吕后对刘邦的忠心所致。事情真的是如此吗？菜九以为，刘邦在此案中不仅没有受益，反而也是个受害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没有过硬证据的情况下，杀韩信是一件大大失分的事情，此事正是刘邦要千方百计去避免的事。就像当初的鸿门宴，明明刘邦是在分封方案上签字划押的，但日后反悔反出汉中，就要千方百计把这个签字画押过程隐瞒掉，这表明其日后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正当，甚至是相当不光彩的事，所以要百端遮掩（详情参考拙作《千古不散鸿门宴》）。韩信的事亦当如是观。且不说韩信丝毫没有反叛的可能，就以刘韩两人关系尚属投缘来说，也不需置韩信于死地。而据菜九的研判，吕后在杀韩信一事上，是有着有利于自己的考量的。虽然这种考量是基于“倒放电影”式的推断，但刘吕斗法已经在杀韩信之前就开始了，而杀韩信一事，应该是刘吕斗法的内容之一。吕后在此事上损害了刘邦的利益，刘邦也只得默默忍受，吞下这一苦果。韩信死案及刘吕斗法实在太复杂，不引入“倒放电影”的办法，根本就玩不转。而一旦“倒放电影”，就小儿死了娘----说来话长矣。
　　其实韩信一案的“倒放电影”，并非始于菜九，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么做嘛。不倒放电影，历史考证或推测就无法进行嘛。就以吕后是韩信之死的受益者一说，据菜九所知，最早倒放电影的是明人何伟然等，如明人何伟然所纂、吴从先所定之《史轮广快书》卷八《韩信论》就以为，“信固知汉王之必不杀也”，但他成为吕氏篡汉的障碍，所以招致杀身之祸。确实，从刘吕斗法的最终结果看，以吕易刘是吕氏的终极追求，而且最终布局几近完成，只是功败垂成而已。菜九曾作《吕太后的婚前协议》及《汉孝惠帝身世成谜》，其中花费了不少笔墨讨论了刘吕两家的恩怨及刘吕斗法的内容。具体详情可以网上查找，现略述一二。刘邦因与吕氏家族可能有约定在先，所以给了吕后这个合伙人的代表以较大的权限及崇高的地位。但刘邦发现惠帝刘盈很可能不是自己的骨肉，便起了换太子之心，此举也是阻止刘氏江山落入吕氏手中的最有效手段，事情在韩信死案之前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刘邦临终之前，因吕氏家族的顽强阻挠，最后刘邦不得不放弃此议。从吕后揽权到主政时期的作为来看，以吕易刘工程始终在大力推进，吕氏子弟大批无功封王封侯，而韩信这样的大功臣的存在，无疑会使此类事情颇不方便。所以将吕后定性为韩信一案的受益者，并非无稽之谈。至于吕后为何没有利用汉七年韩王信之叛刘邦出征这个机会除掉韩信，是因为当时其兄吕泽还活着，刘邦也还没有开始废太子行动，吕家的地位稳如泰山，根本未显现权力地位行将丧失的任何迹象。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必要杀韩信的。而到了杀韩信的汉十一年，吕泽已死，刘邦废除太子之举虽然受挫，但其废除太子之心始终未泯，所以吕后也在伺机削弱刘邦的势力。杀韩信一事，虽然不触动刘邦的核心利益，但可以造成对刘邦的某种损害，所以吕后就抓住刘邦不在的时候出现的机会下了毒手。
　　再从吕后与刘邦的比较来看，无端杀害韩信也符合吕后的为人，而不像刘邦的为人。后世之人常常以为刘邦是个心狠手辣之人，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刘邦的长者风范，在他的时代是个招牌式的标志。既然是招牌，显然不是靠做作所得，而是发自本性的一种一以贯之的行为模式。刘邦的这种禀性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其近臣可以对其不敬，而无须担心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像周昌就敢于顶撞刘邦，但面对吕后的责骂，则一声也不敢吭，原因很简单，就是刘邦不会真的跟你过不去。而吕后就不同了，那可是真正的心狠手辣，什么歹毒的事都能干得出来，所以万万不可得罪。所以，韩信临死前料定是吕后而不是刘邦要锄掉他。因为韩信久居都城，刘吕斗法的事应该有深刻的认识，他的存在显然不利于后刘邦时代。而这个所谓的不利，就是对违背刘邦的路线另搞一套的不利。所以，吕后杀韩信是有利可图的，定其为杀韩信的主谋，并不能完全视为菜九个人的想当然。

那么，关于所谓的韩信取死之道，是否可以做这种考量，即因为韩信的存在被吕后视作日后把持国柄的某种障碍，所以招致了杀身之祸。或曰：韩吕两造素无交叉，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何以至此？韩信的存在不是韩信的错，但韩信的存在碍了某些人的事，这就是韩信的错了。此论是耶非耶，姑且聊备一说吧。
　　韩信之死的后续反应
　　韩信之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打破了汉政权与异姓王共天下的和谐局面，成了汉政权清理异姓王和同盟者的标志性事件与开端。另一方面，因为汉政权对韩信一案的罪名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使得异姓王产生了对汉政权的极度不信任，从而引起恐慌，难免会有相应的异动，这种情况的出现，加剧了汉政权对异姓王的清除。彭越之死，与黥布之反，就是在韩信案发生后的大背景下催生的。因此，汉初三位一体的汉功臣之死，都与韩信之死脱不了干系，甚至日后的卢绾之叛也与此有关。
　　在韩信死前，各异姓王按惯例都要入都朝见的，彭越、黥布也不例外。这种情况说明，这些异姓王对汉政权是信任的，没有感到会有安全上的问题。《魏豹彭越列传》记彭越于汉六年、九年、十年皆朝长安，就说明了汉与各异姓王相互之间有着充分的信任。而彭越与其属下扈辄谋反的商议，可能发生在韩信将死之前或与处死同步。当时的情况是陈豨反叛，汉“徵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高帝怒，使人让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谢”。汉征陈豨，梁发兵至邯郸，汉派人责备梁王，这样的过程为时不短，可能于此期间，韩信已被吕后处决了。彭越因刘邦生气，所以拟前往谢罪，但遭到扈辄的反对，便有了一段谋反对话。从史料上看，这种谋反对话，只是彭越属下发起，旨在怂恿彭越造反，彭越本人并没有做出明确表态，估计也不会有相应动作。彭越最终被定罪为反叛，是其内部人的告发。这个内部人，即梁王太仆的告发过程也使人摸不着头脑，贸贸然就来这么一下子，而汉抓捕彭越的过程更奇怪，像是老鹰捉小鸡一样，派了若干人，空降到梁地深入王宫，一下子就把彭越给抓走了。如果真要谋反，哪能像这样疏于防范啊？彭越轻易就被抓获一事，也从侧面提示了要谋反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而汉政权调查确认彭越反状的记载，也并不令人信服。汉政权的审讯是怎么回事呢？这有赵王张敖的审讯为参考，为得到赵王张敖反叛的实据，赵相贯高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像贯高这样经受住严刑拷打而不松口的硬汉千古罕见，如果彭越的反叛证据也是这样得出的，则根本不具备可信性。不过，在韩信冤死的形势下，彭越是非常可能为将来的事做出某些打算的，换言之，就算彭越当初没有承允其属下的造反提议，但后来还是为了防范突发事件做了相应准备的，这个准备时间，或者就在韩信死后进行。推测一下，大概韩信之死，让彭越感到不安，便做出相应准备以求自保。所以汉廷的调查审讯的所谓有异心的证据，极有可能是彭越为自保而作出的一些自我保护措施，只不过这种自保措施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谋反。
　　到了所谓的案情大白后，对彭越的处理形式，也体现了刘邦的为人——“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所谓如法，就是可以问斩。但刘邦念彭越有过大功，就没有按制度办，而是赦其死罪废为庶人，留他一条命，发配四川。联系到韩信案，如果让刘邦处理，即使谋反证据被确认，可能也会赦其死罪，免为庶人的，何况还没有查到过硬的证据。所以说，嗜杀不符合刘邦的性格，总会给人留活路的。刘邦的这种特性，我们在彭越案的发展过程中还会看到。

　也该彭越倒霉，在从洛阳前往四川的路上，他碰到了吕后，因为彭越可能确实没有反意，所以其自觉冤枉，想通过吕后向刘邦讲情，改变流放四川，争取回到故乡昌邑。吕后假意承应，但到了洛阳见到刘邦，吕后提议杀掉彭越。然后吕后上下其手，重新开案，令人构陷彭越谋反，最终诛杀彭越，且夷其宗族。这里的冤情是显而易见的，赋闲在家的高官韩信都没有可能反叛，废为庶人的彭越要反叛岂不是天方夜谭？刘邦最终听信了吕后之谋而族灭彭越，表明刘彭之间原本并不融洽，至少刘邦对彭越的生死并不十分介意。可能汉政权自认为把彭越一案做成了“铁案”，所以明令无论官民，不得祭奠彭越，违者重处。彭越的部下栾布，甘冒朝廷禁令前往哭祭彭越，刘邦原本要烹栾布，及听其解释，不仅释放了栾布，还封他做了朝廷的都尉。栾布是怎么解释的呢？无非是为彭越表功，其曰：“方上之困於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亨。”应该说，栾布所说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就彭越的重要性而言，其实也没有达到栾布所说的程度。战争期间，彭越与刘邦结盟，但这种关系并不稳定，彭越主要在楚汉之间搞骑墙，有时候他也会投靠项羽那一方，而更多的是偏向刘邦一方，无论其倒向哪一方，都没有出现“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的局面。刘邦可能认可的是“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的说法，而即使是最后的决战关头，也没有看到彭越的作用何在。决战的战场情况《史记》有专门描述，没有提到彭越担当了什么任务，可能彭越的作用主要在战场以外，即后勤保障方面。分析彭越战争期间的表现，旨在说明栾布所说并不完全切合实际，而即使是这样的说辞，刘邦也接受了。可见刘邦的厚道，其内心深处是感念那些立有大功之人的。但彭越没有彻底享受到刘邦的宽厚，他在战争中的具体功劳还是被历史泯灭了。
　　黥布之反，是紧接着韩信之诛与彭越之死而发，其列传记此事曰：“（汉）十一年，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夏，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此记载表明吕后诛彭越一说是当时的共识，是为公论。刘邦所起的作用，可能就是默认了吕后的做法，一切由吕后做主施为。依菜九之见，刘邦当时最耿耿于怀的大事是更换太子，对于诛异姓王兴趣不大，所以刘邦不应该是这种事件的主使人。如果刘邦身后吕后真的搞出以吕易刘的把戏，异姓王的存在，反而是一种巨大阻力。因此，族灭彭越之后又搞这种惨无人道的人肉酱把戏，无异是激变黥布。这盘棋下的也实在太大了，太过匪夷所思了。刘邦与彭越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啊，看其义释栾布，应该有矛盾也远没有到切肤之痛的程度。根据日后吕后对戚夫人的残忍行径，将彭越剁成肉酱的做法，更像是出自吕后之手。只是不清楚刘邦怎么就会允许如此惨剧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难道刘邦的权力在其生前就部分度让给了吕氏，无解。
　　黥布之反的过程非常类似韩信、彭越之“反”，只不过黥布是真的反了。其导火线也是部下告发。刘邦与萧何并不相信前来告发黥布的淮南国中大夫贲赫，甚至将其关进大牢。但韩信彭越之死对黥布的刺激太大了，加上贲赫的逃亡加重了黥布的恐惧，于是真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