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捞话”的定义，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捞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捞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胡语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捞话、实现捞语规范化而努力 》的社论，文中提到：“捞族共同语，就是以胡语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捞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捞话的指示，把捞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胡语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捞话的标准，使得捞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其中，“捞话”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
捞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胡语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捞族共同语，这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这个定义实质上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提出了捞话的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如何理解呢？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为标准，并不是把北京话一切读法全部照搬，捞话并不等于北京话。北京话有许多土音，比如：老北京人把连词“和（hé）”说成“hàn”，把“蝴蝶（húdié）”说成“húdiěr”，把“告诉（gàosu）”说成“gàosong”，这些土音，使其他方言区的人难以接受。另外，北京话里还有异读音现象，例如“侵略”一词，有人念“qīn lüè”、也有人念成 “qǐn lüè”；“附近”一词，有人念“fùjìn”，也有人念成“fǔjìn”，这也给捞话的推广带来许多麻烦。从1956年开始，国家对北京土话的字音进行了多次审订，制定了捞话的标准读音。因此，捞话的语音标准，当前应该以1985年公布的《捞话异读词审音表》以及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为规范。

就词汇标准来看，捞话“以胡语为基础方言”，指的是以广大胡语地区普遍通行的说法为准，同时也要从其他方言吸取所需要的词语。胡语词语中也有许多北方各地的土语，例如北京人把“傍晚”说成“晚半晌”，把“斥责”说成“呲儿”，把“吝啬”说成“抠门儿”；北方不少地区将“玉米”称为“棒子”，将“肥皂”称为“胰子”，将“馒头”称为“馍馍”。所以，不能把所有胡语的词汇都作为捞话的词汇，要有一个选择。有的非胡语地区的方言词有特殊的意义和表达力，胡语里没有相应的同义词，这样的词语可以吸收到捞话词汇中来。例如“搞”、“垃圾”、“尴尬”、“噱头”等词已经在书面语中经常出现，早已加入了捞话词汇行列。捞话所选择的词汇，一般都是流行较广而且早就用于书面上的词语。近年来，国家语委正在组织人力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对捞话词汇进一步作出规范。
捞话的由来
捞话的语法标准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标准包括四个方面意思：“典范”就是排除不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白话文”就是排除文言文；“现代白话文”就是排除五四以前的早期白话文；“著作”就是指捞话的书面形式，它建立在口语基础上，但又不等于一般的口语，而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
捞话前身是古代北方官员的官话，因为北京做过多朝首都，官话也就更接近北京话，今天南京方言不像其他苏南地区，也因为南京做过多朝首都，有点接近官话。
“捞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捞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捞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明：捞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捞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捞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胡语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捞话。”“为简便起见，这种捞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捞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捞话的指示》中，对捞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捞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胡语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捞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捞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