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基督宗教伦理的呼

吁书，书中这么说：“这些（犹太）男女老幼就像一群牲口那样被圈了起来，一家人骨肉分离，被运往不为人知的目的地，过着恐惧的生活，这一切是否就是今天保留给我们的？在诺内和雷塞贝顿集

中营里，不光彩的事情一幕接一幕地发生。犹太人也是人！犹太妇女也是人！他们也都属于人类，是我们的兄弟和姐妹。让非基督徒们永远记住这一点！”最后他说从太古时代起法国人就一直尊重人

权，不管他是哪一种族的人。他还说：“富有骑士精神而豪爽的法兰西，对正义如此侮辱错不在您。”
法国主教们的这些抗议行动得到了梵蒂冈的支持。1942年9月14日，英国驻梵公使奥斯本先生报告说，教宗已告诉他，驻维希的教廷大使瓦来里枢机主教已受命就法国的犹太人遭受迫

害一事提出抗议，并让大使告知贝当元帅排犹行动严重地违背了元帅在就职时宣誓的宗教信仰。接着教宗本人对贝当提出了正式抗议，并建议把所有的修道院和女修院都变成犹太人避难所。瓦来里枢机主教向教廷汇报说，教宗对这些野蛮行为的痛斥必定会得到按基督徒职责办事的法国神职人员的支持。至于同德国人合作的问题，他认为既然在梵蒂冈的同意下德国的神职人员现在都公开地反对异教的纳

粹政权，因此如果法国神职人员还去鼓吹同德国合作的话，那是不可思议的。
法国天主教会对维希政府排犹行动的抵制，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法国知识圌界也对此进行指责。雅克.马里坦在他写的《一次悲惨的旅行》一书中指出：“维希政府披着宗教的外衣，宗教被利用来为政治服务。”并痛斥它是“一个用神职人员装装门面的基督教政府，背后掩饰着的是极

害，使法国天主教会许多人认清了其本质，结束了与政府的妥协，双方关系从过去的热烈转变为冷淡，在梵蒂冈的支持下，法国天主教会中有良知的神职人员及信徒通过各种办法保护了不少法国犹太人。而且在教会的努力下，维希政府没有将法国的犹太人移交德国，1943年6月13日法国教廷使节肯定了这点。
在比利时和荷兰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比利时天主教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出现过反击德国侵略的民族英雄，即当时的比利时马林总主教墨西爱，他在比利时被德国占领时，发表了反侵略的牧函，系统阐述了公教的爱国观，公开号召信徒不要服从占领国的政府，提出公正的对侵略者进行报复的精神是一种美德，以及神职人员在战争时期应尽的职责，就是追求真理与宣布公义、制止叛

国行为等。他的爱国行为不仅赢得了本国人民的尊重，而且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包括德国有良知的人民的尊重。当日本侵占中国东四省时，陆征祥将墨西爱的这篇牧函译成中文，并以他的思想写了一篇《以公教立场评判日人侵占东四省事件》的文章，鼓励中国信徒奋起抗日，在中国教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40年，比利时被德国占领，随着种族主义迫

害的实施，越来越多的神职人员加入到反纳粹的行列，他们拒绝参加雷克斯党人（比利时的纳粹分子）的葬礼，拒绝为在俄国前线战死的瓦隆和弗拉芒军团成员举行纪念仪式。按德国人的说法，“天主教神父们在教堂和学校发表了许多反德言论，有一些活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正常的教会节假日活动，实际上是反德示

威，他们都是得到教会默许的。”
范.罗依枢机主教曾多次发布牧函抗议德国强迫比利时工人在星期日及教会节日时加班工作。在梵蒂冈的影响和支持下，这位大主教于1944年4月发布了一封很有分量的牧函，痛斥当时在比利时实施的纳粹种族主义。他说：种族和血统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上起的作用是很小的、不得要的。为此他也对在比利时的德国法尔肯海恩将军提出抗义，说如果比利时工人继续被运往德国劳动营的话，那么战后将不可能恢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但得到的回答是：凡是战后拒绝同德国新秩序合作的国家将会从欧洲的地图上抹掉。尽管如此，比利时神职人员并没有屈服，随着战争的继续，他们发表了甚至更加激烈的言论，反对纳粹党的一系列措施，尤其是反对将他们的同胞运到德国去当苦力。在纳粹驱犹时，不少天主教徒在悄悄地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在保护犹太人方面，荷兰天主教会很值得一提。荷兰是个以新教为主的国家，天主教徒只占三分之一，但他们的主教们在坚持自己的立场上是最有勇气的。1942年4月19日，他们在一项联合宣言中劝告那些正受蛊惑的荷兰青年不要去参加国社党劳动组织，除非因经济困难不得已，但即便是这样也须同神父商量后才能作出决定。1943年5月12日在全国所有天主教布道坛上宣读的乌得勒支牧函最直率、最有勇气，其中说：
“主内的兄弟们！我们国家遭受到的磨难已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差不多整整三年中，（纳粹分子）使用各式各样的迫

害手段，日复一日把一种全盘否定基督宗教所主张的事物的人生观强加于我国人民。在一切领域内，国家社会主义力图扩大其影响，力图在生活的各方面居于领导地位。尽管它已取得了强有力的地位，但我们人民的大多数是不屈不挠的，他们的反抗是不可摧毁的。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安慰，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源泉。如果我们的人民始终忠于他们的信仰，忠于圣父，那么我们的人民不管是遇到镇

那么有没有可能梵蒂冈早在此前就得知了灭绝营的情况，而故意替纳粹隐瞒呢？从上述梵蒂冈帮助犹太人的史实看，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教廷早就知道灭绝营的情况了？
笔者认为，这里要区别“风闻”和“确切得知”这两种情况。也许梵蒂冈早就“风闻”并猜测到纳粹正在灭绝犹太人，但要得到确实可靠的证据则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梵蒂冈的确早就风闻此事，因为一些国家的宗教代表递交梵蒂冈的文件中早就提到此事，此外盟国也早有宣传。但这些材料在梵蒂冈看来无法证实，而有些出自盟国的材料更令教宗生疑，认为有宣传的成份，所以对此并不深信。
早在1942年驻布拉迪斯拉发的圣座代办吉乌斯塞皮.布尔齐奥便给宗座写信，谈到遭受驱逐的犹太人绝大多数必死无疑。布达佩斯的宗座代表也写信谈到一些匈牙利的犹太人社团都坚信斯洛伐克被驱逐的犹太人肯定被处死。但到底这些犹太人命运如何其实并没有人了解。教廷曾要求驻柏林的宗座代表向纳粹当局打听被驱逐的犹太人的下落，但均无结果。
1942年9月26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泰勒拜访梵蒂冈，带给教廷一则日内瓦巴勒斯坦犹太人机构的官方报告，其中谈到：波兰犹太人及被驱赶到波兰的犹太人最终被处决，那些来自德国、比利时、荷兰、法国、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均被送到屠场，而荷兰和法国的雅利安人则被送到东方强迫劳动。泰勒对马廖尼枢机说，如果梵蒂冈能将获得的任何消息告诉他，将不胜感谢。他还希望圣座能提出建议，如何运用世俗世界公众舆论的力量去制止这一野蛮的行径。10月10日，马廖尼答复泰勒说，没有任何确切的材料证实日内瓦报告，因为梵蒂冈所收到的消息来源与美国相同，即波兰大使及犹太人组织本身。
据说梵蒂冈曾从一位克罗地亚修士马库尼那里得到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这位修士结识了当地的**局长克瓦特尔尼。此人曾对他说，德国人要对200万犹太人的死亡负责，克罗地亚的犹太人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但这位修士将情况上报时连自己都不相信这个数字。

1942年12月19日波兰大使帕佩到梵蒂冈避难，他指出，纳粹不可能让被驱逐的犹太人去作工，因为老弱病残者也遭到驱逐。他认为，纳粹正通过各种手段送犹太人到特殊的地方去处死。但到底用什么手段，以及“特殊地方”在哪里都不清楚。
同年12月英国驻梵蒂冈公使奥斯本带给庇护第十二一份12月17日同盟国的声明，指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

害和残杀，并要求教宗就此发表公开讲演。教宗在圣诞节发表了讲演，他含蓄地谈到，成千上万人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有时只是因为民族和种族而遭受灭绝。同盟国对他的讲话不太满意，因为他没有直接指名道姓地谴责德国纳粹的罪行。而教宗则认为，同盟国的宣传在有些事情上有夸大的成分。为此，梵蒂冈设法通过红十字会来运作，特别是通过它来了解犹太人的真实处境并实施帮助。但当时红十字会也受到纳粹的严密控制，只要这些国际组织过问犹太人的事，纳粹就会加剧对犹太人的迫

害，因此，国际红十字会也只能放弃。1943年3月16日，马廖尼枢机写信给弗里里堡主教，询问他是否获得有关被驱逐的犹太人的确切消息，因为该主教曾多次充当梵蒂冈和红十字会的中间人，但也没有得到任何确切的答复。
1943年3月7日梵蒂冈收到布拉迪斯拉发大主教的信。信中说，他从一位教区神父那里听说，那些遭受驱逐的犹太人正遭受灭绝，他们的身体被制成肥皂。这位主教还指出，这决不是故事，因为一位德国官员冷冷地肯定了此事，犹太人或被毒气窒息而死，或被用机枪或其他方式处死。
1943年3月13日在伊斯坦布尔的Roncalli大主教转给梵蒂冈一份犹太人机构的备忘录，其中提到波兰的局势，有三分之二的犹太人已被残酷地灭绝，但没有详细说明。3月23日普世教会联合会与世界犹太人协会取得联系，呼吁英美政府放松对移民的限制，由于纳粹领导人正在发起一场灭绝犹太人的运动，他们要求同盟国政府必须关注和直接救援这些受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