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的犹太人社团。
这些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到梵蒂冈，梵蒂冈对犹太人的处境了解得越来越清楚了，但仍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据。1943年5月5日梵蒂冈秘书处的备忘录中提到：犹太人面临的可怕局势。战前波兰约有450万犹太人，而今天包括那些被德国占领的国家在内，只剩下10万犹太人了。以前在华沙的一个犹太人聚居区就有6.5万人，今天大约只有2—2.5万人了。无疑，多数犹太人已被灭绝了。那些成年累月成千上万被驱逐的人都不知下落。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们都已死了，如果他们活着的话就会通过各种方法让人知道。在卢布林（特雷布林卡）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有些特别的死亡营，据说成百上千人被枪杀，用密封的运牲口听大卡车运走。
同年6月2日，庇护第十二就波兰人问题对枢机主教团讲话，其中提到犹太人。他说： “ 尊敬的兄弟，亲爱的儿子们，如果我们对那些用充满悲痛恳求的眼光转向我们的人们的祈祷给予特别的最真诚的关心的话，请不要感到惊奇。因为在这一时刻，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而只是由于他们的种族和民族就被命定受到种族灭绝的时刻，他们遭受的灾难就更大了，他们的悲哀就更为痛心。各族领袖们不应该忘记圣经的话，任何一个带剑的人只能按天主的律法处置人的生死，因为一切权力来自天主（没有人有权将生气保留不失，也没有人能支配死期，战场上没有人能退役，邪恶救不了作恶的人。——训：八8）。”他还说：“在这点上，我们对那些有能力的当局所说的每句话，对大众所作的暗示，都应该严肃地考虑和权衡那些遭受苦难者的利益，不要使他们的地位较之前更困难，更受煎熬，即使我们没有注意到和没有意识到这点。”
后面的这段话表明了庇护第十二在讲话中始终没有直接指出纳粹正在灭绝犹太人这一事件，也没有对纳粹进行直接谴责的原因所在。当然直到此时，梵蒂冈仍没有得到确实的证据证明灭绝营的存在，就连同盟国也没有掌握多少真实情况。他们所宣传的德国的暴行主要是针对人质的处决，而没有提及死亡营。1943年8月30日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还写道：“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毒气室处决之事。”10月17日，罗马的犹太拉比代表大卫.潘齐里写信给庇护第十二，请求他能够送些过冬的衣服给老弱病残的被驱逐者，这说明，他们也不了解灭绝营之事。

从上述事实看，梵蒂冈得知灭绝营真相的确切时间很可能是在1944年4月以后。
1944年4月，灭绝营真相被揭露后，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此时正值盟军发起战略大反攻，希姆莱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被迫下令各灭绝营停止使用毒气室。到1944年11月3日奥斯维辛的5个毒气室全部关闭。随后，在盟军攻入德国本土的巨大压力下，希姆莱又下令释放关押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数千名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犹太妇女，把她们移交给国际红十字会。1945年5月初，盟军攻占整个德国，最终铲除纳粹国家机器，解放了所有灭绝营和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彻底粉碎了“最后解决”计划。犹太人获得解放后，其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忘记在最困难之际天主教会对他们的帮助。尽管在纳粹横行之时，教宗没有对纳粹提出过强烈抗议，但他采取的策略是少说多做，或只做不说。表面上看来，他对纳粹的谴责十分软弱，但恰恰通过其貌似中立的立场，换取了更多拯救犹太人的机会。

德国战领罗马对梵蒂冈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尽管梵蒂冈是个主

权国家，但它完全依靠意大利来满足一切物质需要。只要切断水源供应，在它的围墙之内所有人的生存就变得无法想像。当意大利与德国结盟并参战后，梵蒂冈在很多方面更加谨慎小心。1943年德国占领罗马后，梵蒂冈则更如履薄冰，行事格外慎重谨慎，因为必须随时做好最坏的打算。事实的确如此。希特勒在德军1943年9月占领罗马时曾举行过一次形势讨论会，会上有人问对于在梵蒂冈避难的同盟国外交官怎么办，他回答说：“没关系，只要我高兴，我立刻就到梵蒂冈去。你们以为梵蒂冈有什么使我为难吗？我们马上会把这个地方接管过来。是啊！全部外交团都在那里......那些贱骨头......我们要从那里把那群猪统统抓出来，这有什么了不起？事后我们可以再道歉。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在《希特勒席间谈话录》中，有这样的话：“战后，我们不打算再让教会干预国家事务......战后将不再存在什么宗教协定。我同教宗算总帐的时候就要到了。”

因为天主教会保护犹太人，希特勒一度打算绑架教宗，把他关押在上萨克森的瓦尔特堡。艾伦.布洛克在他所著《希特勒——对一位独裁者的研究》一书中说：“一连好几天，他都在盘算如何对梵蒂冈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德国驻意大利大使艾伯特.冯.凯塞尔也描述了同样的事实，他说：
“在1943年9月和1944年6月间，他（希特勒）考虑要绑架教宗，把他带到德国。我们已得到了确切的情报说，如果教宗要抗拒的话，那就在他试图逃跑时向他开枪。我们驻梵蒂冈大使冯.威兹萨克不得不在两条线上作战：一方面他不得不劝教宗不要说太极端的话，因为这会有致命的后果；另一方面，他不得不发送一些措词巧妙的急报，使希特勒确信教宗对德国并不太敌视，天主教徒帮助犹太人的姿态是不足道的，不必看得太严重。”冯.凯塞尔最后说：“我们知道如果教宗激烈抗议对犹太人的迫害的话，那肯定就会有生命危险，甚至连一个犹太人也救不了。希特勒像困兽那样，将以极端的暴力行动对任何激怒他的事作出反应。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使他陷入了绝境，他就像一只被猎人追捕的猛兽，什么狂暴的过火行为或罪恶勾当都干得出来。”

锁线不得不住在意大利的德占区，但他们随时都面临着被发现后作为卖国贼遭枪杀的危险。最初，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梵蒂冈找到了避难处。由于梵蒂冈面临着纳粹的巨大威胁，1944年2月，梵蒂冈设立一个由莫斯卡泰利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以便把这些意大利官兵隐藏在这座城市各处以及周围的农村中。这项工作由五名耶稣会士进行，他们付钱给那些肯隐藏和供养这些军人的家庭。德国中央保安局了解到这点，并报告说，这些钱来自梵蒂冈。中央保安局还报告说，意大利停战后一段时间，来自意大利北方在梵蒂冈避难的多达180人，其中有作曲家彼得罗.马斯卡尼。梵蒂冈保护的人有正受德国人追捕的陶里亚蒂、南尼、萨拉加特这些共

产党和社会党领袖。按梵蒂冈的指示，这些人被隐藏在拉特朗圣若望大教堂内。从这方面看，梵蒂冈确实不顾自己的安危，保护了一批反对过自己的“敌人”。
随着盟军的节节胜利，当时盛传德国人要绑架教宗至德国，很多驻梵蒂冈的外交使团表示愿随教宗一同前往分担痛苦，教宗很受感动。
尽管这些梵蒂冈居民人心惶惶，但梵蒂冈较之意大利其他地方，食品供应还较充足，城内比意大利的其他地区要安宁。即使在德国人战领罗马之时，在梵蒂冈城以外有些罗马教堂和学校受到法西斯的冲击，躲藏其中的一些犹太人或政治犯被捕，梵蒂冈为此提出抗议，但德国纳粹最终并没有占领梵蒂冈。
1944年6月

4日，盟军攻入罗马，躲在梵蒂冈的外交使节才得解放，他们纷纷搬迁到罗马等地，而原来享有自圌由的德、日等驻梵大使则只能搬进梵蒂冈居住了，这种“换防”持续到战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