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散文》2012第1期卷首语
上一个龙年是2000年。
十二年前的此时，编辑部还在张自忠路上，办公楼的过道里同事们进进出出，见面即使不寒暄，也能看得出一种内在的热烈：千禧年，恰是龙年，被我们一并遇上了！几经商议，数易其稿，那年1月的《散文》是大红封面，上有金色飞龙。金龙与红底子交接的边缘有着反白，以衬出飞龙发出的光芒。记得美术编辑的身后站着一排人，他们睁大着眼睛，对着掌控反白程度的美编，异口同声地喊着：白点，再白点！
最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光芒四射的金龙。
现在，这本《散文》就在我眼前，它安静得像一本再普通不过的皇历。我和同事们静静地看着它，仿佛看到一些价值在悄悄地离去，而另一些价值在悄悄地来。
我们并不，也没有资格和理由去鄙视上个龙年的那一幕。我们只不过在民间性的祈祷仪式中，学会了回味和体认——有时，我们的确需要一种“热闹”，只要这“热闹”来自对生活和生命的敬重。这“热闹”不是因为某种悬赏而造成的逐利性的拥挤。我们比十二年前更清楚这样的事实：我们不能加入一场旨在“讨好”的竞赛；我们，只能以散文的方式，去拥抱文学的最基本的价值。
总有些善意的读者把《散文》的编辑比做好的厨师——我知道，我们做得还不够好，但有一点要说明，即便我们很清楚市场上的菜是靠什么在提味，我们也不愿意端上一盘味精给您吃——因为那样，实在是陷害您的身体。
从《日本绘画史》谈起：《散文》2012年第二期卷首语
读秋山光合的《日本绘画史》，生出一个感想：这实在是一部中国绘画对日本绘画的影响史。
在很长的时间里，佛教绘画及唐代宫廷绘画影响着日本的艺术精神和趣味：灵鹫山、春天的宴乐、隐士对弈、白象……这些中国人信仰和生活里的事物，不断地出现在日本寺院及贵族的绘画之中。日本对中国艺术的尊重与学习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譬如《芥子园画谱》就曾经掀起日本“文人画”的风潮。
中国人乐于看到这样的影响史，但这并不是日本绘画史的全部，日本绘画史还有另一种描述。这是一种类似胡适式的在文言传统之外勾勒出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式的在高雅传统之外梳理出的俗文学史。日本人的确借用甚至挪用过我们的笔墨，但他们最终还是在舶来的艺术观念前感到了不适，他们没有放弃寻找与日本的自然及生活相匹配的艺术：他们用平缓圆滑精致的线条来描绘自己的大自然和女人，而放弃一味呈现仙风道骨的铁线勾画；他们用写实笔法描绘宫廷斗杀，他们不躲避血色的残酷场景；他们的绘画不甘于仅仅为小说叙事提供插图，日本人用连续的绘画来重塑故事，进而，他们建立了独立的绘画叙事——日本漫画可不是无根的艺术，它有着深厚的传统。
一个写作者也必然有着自己的写作史：一方面，这种写作史有着浓重的“影响史”的因素；至为关键的是另一方面，种种影响，最后应当参与到“我”的意义的“建构史”当中。
＜散文＞2012年第三期卷首语
为了给孙甘露先生回一封信，去年的某个时候，我申请了新浪微博。几个月过去了，在微博上也不想发什么声音了，偶尔看看亦是为了稿约。我不能适应的是资讯的如此繁芜畅达。
我不想成为某段历史的遗老，但我认为生活也许真的出了点问题。我时常想起全镇人共享一台手摇电话机的时节：信息的交换并没有阻绝；只不过，剥落了漆皮的电话、手摇的摩擦声，以及逐级的转接，这一切都显示着信息交换的难度。曾经得到过这种“难度”的滋养，所以我不太相信那些轻易就得到的所谓“真相”。
沈从文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写过一条街上的生活——我想，那条街上也许连手摇电话也是没有的，但游子临死时还忘不了家中的一切，便托人带了信回来。这条微弱的信息让街上的一个妇人痛哭，到了晚上，焚烧纸钱的光芒映照着街上的屋檐，不懂得世事的孩童却趁着这光亮高兴地玩耍。
信息当然是重要的，但这种“重要”并不在于它是简明的意见或者生活哲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生活就将被抽象地消费，任何琐事都将被看作无意义——那么，另一种文化专制将毁掉生活、毁掉人，当然，也毁掉文学。
文学于人，其实不在于知道了什么，而是在于自己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