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仍然是物理老师昨夜留下的讲义,尚且来不及擦,夜就轰隆隆地盖过了高三的楼顶。
李雷还是课本上的李雷,韩梅梅还是当年的韩梅梅。只是,时间一下子就被卷进了**的浪潮中。墙壁上挂起了倒计时,班长负责每天撕下一页。
后三排的男生依然抱着篮球在操场上耍酷,低年级的女生永远都比我们清楚,毕业班到底谁是校花,谁是校草。
三轮复习法使空荡荡的书桌一下子变得拥挤不堪。三八线已经完全崩塌。没有人去理会这个夏天窗外的梧桐树是否又爬满了毛毛虫。
想一战便功成名就的人整天争分夺秒,刻苦演练,结果把一群玩物丧志虚度年华的少年也吓得寝食难安,紧张不已。
同学录忽然变得特别畅销,土里土气的五寸照越看越让人倍感亲切。
谁暗恋谁的传闻,像冬末的冰雪,在春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倒计时从三位数变成了两位数,挑灯夜战、焚膏继晷这类听着遥远的词语,慢慢走近了高三班的教室。
顽劣的孩子开始变得安分起来。虽然明知会落榜,可还是学会了挣扎。
高一时候的晚自习,永远有说不完的笑话。没有人去提那段久远的记忆。课桌上堆起来的习题册足以扼杀所有人的幽默细胞。
家里的书桌上天天放着翻开的笔记本。黑压压的单词和公式,翻来覆去记了很多遍,可还是觉得忐忑不安。闹钟上的时间越调越早,台灯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第一次照那么多相。除了毕业证上的免冠照和呆板的集体照留影外,我还莫名其妙地加入了很多圈子。学校门口的照相馆每天都得排队,高三班教室的课后走廊,永远是一道孤独的风景线。
晒太阳的人忽然少了很多,喜欢谈天说地的人也不知去了哪儿。倒计时仍旧剌啦剌啦地被撕去。扑面而至的忧伤像这个夏天的燥热,让人无处可躲。
焦头烂额的日子彻底摆脱了惨白的墙壁。考场外每天都站满了神色茫然的家长,风雨无阻。大红喜报的歇后语,说来说去还是那两句,不是谁得意的笑,就是谁的眼泪在飞。
毕业联欢永远都没有小说上写的那么感人,因为那不过是在告别一段充实而又寂寞的时光。在同学聚餐过后,曲终人散的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只剩下几个字:我们毕业了!
穷人的孩子照样上大学
岳南树
我市穷人家的孩子。父亲常说:咱们人穷志不穷,只要肯努力,日子会越过越好。父亲开始走街串巷捡废品。每天晚上,父亲都要把废品归类,破塑料袋、破鞋、碎铁片、旧书本都一一码齐放好,再用一块大彩条塑料布盖好,等那些收废品的二道贩子来收购。父亲却从不肯让我帮忙,只是让我好好看书。
我上高三那年,不知道父亲通过什么办法,竟在我们学校餐厅找到了一个打菜洗碗杂活儿。当我惊讶地接过他递过来的一份超份额的菜时,他得意地冲我笑了一下。他说,他在学校黑板上看到了一首诗:父亲是杆枪,儿子是子弹,要把儿子射出山,高三这一年只要咱们父子一同努力,你就可以射出咱们的伏牛山了。
6月7日很快就到了。高考那两天,天气很热。上午第一科语文考试结束,我像一条鱼一样在人海中盲目地随波逐流,突然被一只斜穿过来的大手拽住了胳膊,拉到了一边。父亲拿着一个大茶杯说,快喝吧,我用茶叶、枸杞、柠檬、冰糖给你熬的水,解渴提神,保准你眼明手快,考试精神头足。我接过茶杯灌了一通。父亲陪我考了两天试,也顺手捡了很多饮料瓶子。
后来,我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了。发放通知书那天,从县城来的报喜车红绸绕身,喇叭唢呐,乐声满天。父亲颤抖着手接过通知书后,老泪纵横。这是村里百年来的第一桩大喜事。父亲破天荒地和村里的叔伯们坐在了一起喝了几盅,让酒让菜时说话的嗓门比平时都响亮。
送走乡亲们,父亲却发了愁。入学费用将近八千元,再加上火车票、伙食费等要一万多元。父亲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差几千元没有着落。我不想上大学了,要取打工。父亲死活不依。入学的前一天,父亲找到我高中母校餐馆的老板,好在老板为人善良,收了父亲打的借条,预支给了他下学期的工钱,才勉强凑够了我所有的学费。
开学的第二周,我像班上其他同学一样申请了助学贷款,并在学校谋了第一份差事——清扫阶梯教室。每天下午,等同学们都离开后,我就开始清扫。我突然发现,知识和财富一样重要。就像简·爱说的那样:我们在上帝面前时平等的。两周后,我拿到了我的第一桶金——360元。
不久后,我在学校服务部又谋到了一份赚外快的活儿——给一个高三女生补习数理化。这样,我就有了两份工作,周一到周五打扫学校阶梯教室,周六和周日各抽出两小时做家教。
大学四年,我认真地生活,努力地读书,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每年都会拿到学校的奖学金。毕业时,我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被上海一家著名设计院录用。
父亲听到了这个消息,打电话说,孩子,我终于把你这颗子弹射出去了。将来当满世界跑的时候,别忘了拍些照片,让我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听着父亲苍老的声音,我使劲地点了点头,眼睛却湿湿的。
记得二月河说过,人生如锅,在锅底时,只要肯努力,无论朝哪个方向,都是向上的。而我想说的是,人生如一次登山,要想到达人生的巅峰,就要用积极的人生态度,时刻储备自己需要的东西。理想是向上的动力,而储备则是向上的车轮。
李雷还是课本上的李雷,韩梅梅还是当年的韩梅梅。只是,时间一下子就被卷进了**的浪潮中。墙壁上挂起了倒计时,班长负责每天撕下一页。
后三排的男生依然抱着篮球在操场上耍酷,低年级的女生永远都比我们清楚,毕业班到底谁是校花,谁是校草。
三轮复习法使空荡荡的书桌一下子变得拥挤不堪。三八线已经完全崩塌。没有人去理会这个夏天窗外的梧桐树是否又爬满了毛毛虫。
想一战便功成名就的人整天争分夺秒,刻苦演练,结果把一群玩物丧志虚度年华的少年也吓得寝食难安,紧张不已。
同学录忽然变得特别畅销,土里土气的五寸照越看越让人倍感亲切。
谁暗恋谁的传闻,像冬末的冰雪,在春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倒计时从三位数变成了两位数,挑灯夜战、焚膏继晷这类听着遥远的词语,慢慢走近了高三班的教室。
顽劣的孩子开始变得安分起来。虽然明知会落榜,可还是学会了挣扎。
高一时候的晚自习,永远有说不完的笑话。没有人去提那段久远的记忆。课桌上堆起来的习题册足以扼杀所有人的幽默细胞。
家里的书桌上天天放着翻开的笔记本。黑压压的单词和公式,翻来覆去记了很多遍,可还是觉得忐忑不安。闹钟上的时间越调越早,台灯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第一次照那么多相。除了毕业证上的免冠照和呆板的集体照留影外,我还莫名其妙地加入了很多圈子。学校门口的照相馆每天都得排队,高三班教室的课后走廊,永远是一道孤独的风景线。
晒太阳的人忽然少了很多,喜欢谈天说地的人也不知去了哪儿。倒计时仍旧剌啦剌啦地被撕去。扑面而至的忧伤像这个夏天的燥热,让人无处可躲。
焦头烂额的日子彻底摆脱了惨白的墙壁。考场外每天都站满了神色茫然的家长,风雨无阻。大红喜报的歇后语,说来说去还是那两句,不是谁得意的笑,就是谁的眼泪在飞。
毕业联欢永远都没有小说上写的那么感人,因为那不过是在告别一段充实而又寂寞的时光。在同学聚餐过后,曲终人散的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只剩下几个字:我们毕业了!
穷人的孩子照样上大学
岳南树
我市穷人家的孩子。父亲常说:咱们人穷志不穷,只要肯努力,日子会越过越好。父亲开始走街串巷捡废品。每天晚上,父亲都要把废品归类,破塑料袋、破鞋、碎铁片、旧书本都一一码齐放好,再用一块大彩条塑料布盖好,等那些收废品的二道贩子来收购。父亲却从不肯让我帮忙,只是让我好好看书。
我上高三那年,不知道父亲通过什么办法,竟在我们学校餐厅找到了一个打菜洗碗杂活儿。当我惊讶地接过他递过来的一份超份额的菜时,他得意地冲我笑了一下。他说,他在学校黑板上看到了一首诗:父亲是杆枪,儿子是子弹,要把儿子射出山,高三这一年只要咱们父子一同努力,你就可以射出咱们的伏牛山了。
6月7日很快就到了。高考那两天,天气很热。上午第一科语文考试结束,我像一条鱼一样在人海中盲目地随波逐流,突然被一只斜穿过来的大手拽住了胳膊,拉到了一边。父亲拿着一个大茶杯说,快喝吧,我用茶叶、枸杞、柠檬、冰糖给你熬的水,解渴提神,保准你眼明手快,考试精神头足。我接过茶杯灌了一通。父亲陪我考了两天试,也顺手捡了很多饮料瓶子。
后来,我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了。发放通知书那天,从县城来的报喜车红绸绕身,喇叭唢呐,乐声满天。父亲颤抖着手接过通知书后,老泪纵横。这是村里百年来的第一桩大喜事。父亲破天荒地和村里的叔伯们坐在了一起喝了几盅,让酒让菜时说话的嗓门比平时都响亮。
送走乡亲们,父亲却发了愁。入学费用将近八千元,再加上火车票、伙食费等要一万多元。父亲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差几千元没有着落。我不想上大学了,要取打工。父亲死活不依。入学的前一天,父亲找到我高中母校餐馆的老板,好在老板为人善良,收了父亲打的借条,预支给了他下学期的工钱,才勉强凑够了我所有的学费。
开学的第二周,我像班上其他同学一样申请了助学贷款,并在学校谋了第一份差事——清扫阶梯教室。每天下午,等同学们都离开后,我就开始清扫。我突然发现,知识和财富一样重要。就像简·爱说的那样:我们在上帝面前时平等的。两周后,我拿到了我的第一桶金——360元。
不久后,我在学校服务部又谋到了一份赚外快的活儿——给一个高三女生补习数理化。这样,我就有了两份工作,周一到周五打扫学校阶梯教室,周六和周日各抽出两小时做家教。
大学四年,我认真地生活,努力地读书,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每年都会拿到学校的奖学金。毕业时,我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被上海一家著名设计院录用。
父亲听到了这个消息,打电话说,孩子,我终于把你这颗子弹射出去了。将来当满世界跑的时候,别忘了拍些照片,让我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听着父亲苍老的声音,我使劲地点了点头,眼睛却湿湿的。
记得二月河说过,人生如锅,在锅底时,只要肯努力,无论朝哪个方向,都是向上的。而我想说的是,人生如一次登山,要想到达人生的巅峰,就要用积极的人生态度,时刻储备自己需要的东西。理想是向上的动力,而储备则是向上的车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