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是合一的圣事，天主愿意全人类在基督内，因圣神而合一。但事实上，教会是分裂的。有天主教的基督徒，有路德教派的基督徒，有长老会的基督徒，有五旬节教会的基督徒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天主教内所执行的，旨在象征并帮助实现整个教会合一的特定职务倒成了合一的大障碍。因此，近来对教宗职进行大公性讨论就显得至为重要。分离的基督徒己经赞同并接受那些有助于使整个教会团结合一的事实:圣洗、圣经、礼仪、信经、信仰的宣认、大公会议。

路德教派与天主教的对话，己把这些使教会合一的方法与“伯多禄的职能”联系起来，即伯多禄的职能是一种特别的神职形式，它是由一个人、一个官员或一个地方教会根据教会是一个整体而实施的特别的职能。这个伯多禄的职能“通过作为合一的象征，并由于彼此增进交流，互相帮助或改正错误，以及在履行教会使命中彼此间的合作，来促成或保护教会的唯一性” 。之所以把它称作伯多禄的职能，就因为这是伯多禄宗徒在耶稣最初的门徒中所完成的一种角色。在阐述教会起源的新约中，伯多禄在跟随耶稣的伙伴中有着极其突出的地位，如在谈到建立教会时，提到了他(玛 16:18) ，并提到基督要他坚固自己的弟兄们(路 22:32) 和喂养他的羊群(若 21:15-17) 。在保禄的一些书信、宗徒大事录、和两封称作公教书信的伯多禄前后书中，他也是一个显要人物。所有这一切向我们指出他承担着范围很广的职务。在连续不断的教会史中，伯多禄都被描绘成普世教会的一位牧者。的确，“这面向普世教会的(伯多禄)职务的单一而显著的代表……便是罗马主教” 。

二世纪至中世纪
伯多禄在圣经中的形象轨迹在早期教会中继续延伸下去，并且那些形象因增加下列一些内容而显得越加丰富多彩:他是传道的宣讲者、伟大的神视者、驱除异端者、新诫命的接受者、天堂的守门员、教会轮船的掌舵者、与保禄并肩的教导者和殉道者。同时，初期教会正在逐步适应希腊—罗马世界的文化，特别是它们的组织管理方式，使之盛行到教会的传道活动领域中去。教会采用了罗马帝国的组织格局:地方、区域、省份。她也把自己的中心建在帝国的中心罗马; 此外，根据圣传，伯多禄把教会建在罗马，他与保禄也都埋葬在那里。
在与诺斯底派的争论中，捍卫纯正信仰者相信主教的职位是由宗徒们建立的，而且特别信任罗马教会，因为罗马教会是与伯多禄和保禄密不可分的。在最初的五个世纪中，罗马教会逐渐在其他教会中崭露头角。她在教义与伦理问题上接受其他主教的咨询，派出代表去参加大公会议。罗马教会逐步被视为最终或最高的上诉法庭，也成为世界范围内各教会共融统一的中心。
中世纪
为了最大限度保护教会，特别，为了教宗职不再受世俗权力的侵犯，教宗额我略第七和依诺森第三根据当时世俗的统治模式依赖了像托名为侬西都的伪法令集(FalseDecretαls of Pseuds-Isidore, C. 847-852) 这样的文件，声称实行君主政体。
始于十一世纪后期的东西方教会的分裂，直至十三世纪才彻底分裂。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后，教宗职在形式上起了重大的变化。在西方教会中，只保留了一个牧首职位，即教宗职位，此牧首职位的领导权完全被教宗职所吸收。

梵二会议
随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召开，人们越来越从共融和集体的意义上来看待教宗职。教宗对教会行使最高权力，但主教们也分享这一权力。当然，没有教宗的同意不能施行赋予主教团的这一最高权力。“这一个团体，因为是多人合成的，表示天主子民的差异性及普遍性;又因为是**在同一首领下，也表示基督羊群的统一性”(《教会宪章》n.22) 。教宗依然“对教会有完全的、最高的、普遍的权柄”(n.22) ，但主教们不再简单地被视为是教宗的代理人或代表了。他们从主那里领受到“训导万民及向一切受造物宣讲福音的使命”(n.24) 。他们管理自己的教区，并非作为“罗马教宗的代理人，因为他们享有其本有的权柄……”(n. 27) 。
最后，不管教宗与主教们享有什么权力，此权力常应通过忠实地宣讲福音、举行圣事和实行爱的服务，在各地方教会的共融中施行。从而，他们在圣神团结合一的德能下进行合作，即承认同一个信仰、共同敬拜天主、以及生活在天主大家庭爱的和谐之中(《大公主义法令》n.2) 。他们的训导权也服从更高的原则，即“教会的训导权，并不在天主的言语之上，而是为天主的言语服务......”(《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n. 10) 。

教会与教宗首席权
教会同时既是地方教会又是普世教会。基督身体真实地存在于每一个地区中(《教会宪章》n. 26) ，也在普世教会中。无疑地，基督身体确是众教会的共融。就教会是众地方教会的共融此点而言，教宗的职务作为“对主教们和信友群众是一个永久性的、可见的统一中心和基础”(n. 23) ，它是为教会团结合一服务的。教宗的首席权是为团结合一服务的首席权。并且教宗的职务必须尊重这些教会合理的差异性，以集体的方式作出决定 (n. 23) ，而且也必须尊重由来已久的天主教的社会辅助原则 (Social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这一原则要求凡下层集体、机构或下层权力能做好或做得更好的，上层集体、机构或上层权力便要放手。
教会，无论是地方教会还是普世教会，是天主子民。所有教会都领受了圣神;原则上，全体都享有教会全部的使命:先知的、司祭的和君王的使命。包括教宗在内的圣统制的存在，无非是为了在执行从圣神而来的使命时，能为教会中其余的人服务。首席权确实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实际上，罗马主教的权威性从一开始就有宗教上的特征，而早期的教会也在第 1、2、3 世纪中肯定了罗马主教的首席权威。同时，罗马教宗的特殊地位也是教会制度的一部分，而这个制度在基本上就来自教会的创始人——基督。因此，教会的制度也算为宗教信仰的事。当然，罗马主教对于自己权力的具体使用有所变化，因为它属于发展的规律。有的教宗——比如 Leo Magnus( 大良/大利奥)、Gelasius I (格拉修斯一世)、Gregorius Magnus (大额我略/贵格利)——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权利，但在 6、7 世纪大部分的时候，哥特人和拜占庭的统治者严重地限制和镇压了教宗对外的权力。毫无疑问，罗马的宗座在第8世纪经历了政治上的崛起。对那些单纯的日耳曼民族来说，“宗徒们之王”（Apostelfuerst，即伯多禄）这个观念带给他们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当然，在新皈依者的眼中，宗座的地位相对提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宗座”和教宗“首席权”的概念经过了根本上的变化。如果从一开始认为，教宗和罗马教廷的历史都仅仅是政治追求和自私的权力欲的结果，那么这样“解读”历史的人必然会走入很多误区，他们无法全面地理解欧洲中世纪的历史。

罗马教会的优先权并没有一开始就完全清楚凸显出来，但它根据时代的需要一步一步发展，成长。头 3 个世纪的文献都表明一点:伯多禄和罗马有一种优先权。比如，那些异端者和分裂者都想努力获得罗马教会的认可和支持，因为一一如 Irenaeus 和 Tertullianus 所说一一与罗马的合一被视为与整个教会的合一。罗马从一开始就是“教会内的‘正统性’运动的核心和推动力”。非常重要是罗马教会和罗马主教的权威性训言:比如 Clemens 教宗于 96 年劝勉
Corinthus 的信徒们保持和平; Victor 教宗在复活节争论(约于 190 年)谴责了小亚细亚的信徒 ，Stephanus教宗在“异端者施洗争论”中（256年）禁止Carthago（迦太基）人圣洗的重复，Dionysius 教宗(约于 260 年)谴责了 Alexandria 的主教Dionysius ，因为他关于 Logos 有一些不正规的主张。这一切都很明确表明:罗马的主教们在教会中具有某种优越性。关于 2 世纪以来的罗马主教会议有类似的看法，而罗马的教宗在其中不仅仅是一个“平等人士中有首位者” (primus inter pares) ，但也在聚集的主教们中间有特殊的地位，他可以独立作出一些权威性的决定。

关于罗马主教的优先权的特殊文献是下面的这些。殉道者主教 Ignatius de Antiochia( 依纳爵/伊格那丢)在他的信中(约于 110 年)为罗马教会给予这样的荣誉称号: prokathemene tes agapes ( “博爱中的首领” )。不过，关于这个称呼的解释仍有争论，本来可以理解它为伦理道德上的(爱心态度或慈善工作方面的)优先权，但从前面的文字还应该想到信仰和爱德的优先权 (hetis kai prokathetai en topo choriu Romaion “她也在罗马地区有领导地位”) 。 Phrygia 地区的 Hieropolis 城的Abercius( 主教?)在他的著名墓碑碑文 (180/216 年)中称罗马教会为“带黄金衣服和金鞋子的女王”，而“神圣的牧者”派遣了他去罗马来见见她。 Lyon 的主教renaeus( 依雷内/爱任纽)大约在 185 年反驳了诺斯底派，他说罗马教会靠着两个光荣的宗徒/使徒 Petrus( 伯多禄/彼得)和 Paulus( 保禄/保罗)而拥有更大的原始性和权威(potentior principalitas) ，因此每一个愿意保存宗徒/使徒传统的地方教会都必须符合罗马的教会。 Carthago 的主教，圣 Cyprianus( 西彼连/居普良)曾在一个写给教宗 Comelius( 科尔内留斯)的信称罗马教会为“伯多禄的训导宝座和首席的教会，从它那里形成了长老们( =主教们)的合一” (Ep. 59 , 14: Petri. cathedra atque ecclesia principalis , unde unitas sacerdotalis exorta est; Ep. 55 , 8; De cαth. eccles. unitate 4) 。

根据 Sardica（撒迪卡）会议文献的第3条，罗马的首席权来自petrus（伯多禄），因为他是罗马教会的创立人（原文：sancti Petri apostoli memoriam momoremus etc.“我们纪念和尊敬圣伯多禄”等等）。然而，东方的教会在4世纪后在那些大公会议上（381年，451年）或在类似的文献中经常说，罗马在政治上的地位（“首都”）是罗马教宗首席权的原因。这个观点不符合历史真相，它显然来自这样的试图:要为 Constantinopolis (君士坦丁堡)地位的提高创造一个理由。但在一般的文献中，东方的教会也承认 Petrus( 伯多禄/彼得)创立了罗马教会是罗马首席权的来源，这曾经是一些皇帝 (Anastasius 1 安纳斯大修 Justinianus 尤斯提尼安 Constantinus Pogonatus 君士坦丁·波格纳图斯)和许多主教的说法。

罗马皇帝 Constantinus (君士坦丁大帝)决定要迁罗马的朝廷到东方的拜占庭。这个决定对罗马的教宗们有很大的影响。皇帝走了以后，他们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他们不再有“成为宫廷主教”( Hofbischof ，即“要为皇帝服务的主教”)的危险。在罗马帝国的东部，从 Constantinus (君士坦丁)皇帝以来，皇帝们统治了教会，但在西方的政教关系恰恰是相反的。 Milano ( Mediolanum ，米兰)的主教，圣 Ambrosius( 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具有非凡的威望，而他的权威性描述对政教关系有关键性的影响。根据他的论述，皇帝并不是“高高在教会之上的”，因为皇帝也是一个信徒，所以他是“在教会内的”，也就是说，在宗教的问题上，他必须服从主教们的决定或罗马主教的审判。当然，东哥特人的王权或拜占庭的统治在某些时期中也成了罗马教宗们的沉重负担，所以他们在某些时刻具有权力和影响，在另一些时候没有什么政治力量。两位被称为“伟大的”教宗，即 Leo I( 良/利奥一世，即“大良” )和 Gregorius 1 (额我略/贵格利一世，即“大额我略” )提高了教宗的威望，为以后教宗地位的确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民族大迁移”的时代，教宗们努力维持秩序，也致力于拯救西方文明，在这方面，罗马的教宗们有不朽的贡献。当罗马的皇帝衰弱并消失时，意大利民众遭受种种考验，而他们的靠山和(似乎唯一的)避难所就是罗马的教宗。通过“统一性”和大公教会在道德上的权威性，罗马的宗座(教宗的圣座)代表古代罗马的伟大精神，并且为中世纪传下了一个不朽的观念:帝国的慨念。教会的罗马和罗马的主教自然而然地继承了古罗马(古代皇帝们的罗马)的部分权威性和在世界政治上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