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庇护第十一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积极推动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本土化，因此被欧美天主教徒称为“中国人教宗”。
1922年，庇护第十一继位后不久便任命刚恒毅为首任宗座代表。同年8月刚恒毅从梵蒂冈领受了来华的使命，其中有：“圣座对于中国没有帝国主义式的野心。中国应该是属于中国人的”，“传道事业是为教会服务的。主教的人选，通常是选自各地的本国人中间。外国传道士，为给教外人宣传福音是不可少的。但是一旦在传道区内，若有些地方可以选择本籍神长以建立教会，外籍传道士既能收获自己的工作成果，便要退到别的地方，再去预备建立新的本籍教会”。刚恒毅于1922圌年11月抵达香港，此后的十年（至1932年）中不仅忠实执行庇护第十一的指令，积极推行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地化运动，而且热爱中国文化和人民，对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传道事业带来的负面影响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如他谈到：“中国传播福音的工作过于应用人为的方法——如外力的庇护，种族优越感，不公道的财物，已到了历史末期了。或许会给某些传道行动个案带来优势，但是给整体带来莫大的损害”，刚氏认为外国列强向中国索要赔款，尤其是政治性赔款是不符合天主教精神的。由于他向教廷反映了这一情况，教廷作出了回应，指出凡传道士被杀害不得要求赔偿，受害的教区补偿也要分清情况，应有一定的限度和爱德。
在推行中国天主教本地化方面，刚恒毅很快就迈出了第一步。1923年12月，在刚恒毅的举荐下，教宗任命中国籍神父成和德为蒲圻监牧，是为自明代罗文藻以后的第一位中国籍主教。1924年5月至6月，刚恒毅在教廷支持下于上海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参加者共80多人，其中中国神职人员约20人，占四分之一弱，除了两位任监牧外，其余均属参仪司铎。“大会决定中国神职人员只要资格相符即可任教会内的任何职务，并严禁传道士涉足俗务及政治。”
1926年2月，庇护第十一颁布《扩充传道事通牒》，内称“以后不得藉口任何事情去阻碍中国籍司铎做本铎区，或者是本牧区的首领。要依着天主的圣意，从速创立本籍主教的本牧区”，又说：“本籍神品阶级当如初世纪时与客籍司铎待遇平等”。6月15日，教宗又颁布Ipsis pontificatus primordiis通牒，称公教是“大公大共之教”，“不有种族之区别”，“圣教会特别注意使全体教士，尤其遣往传道各方之士，不稍图谋本国之利益，抛弃私利私业，专务基利斯督之事”。这两个通牒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同年10月28日，教宗庇护第十一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为刚恒毅带队来此的六名中国主教举行隆重的祝圣仪式。这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从比利时赶来参加大典的雷鸣远神父为此喜极而泣。1928年8月1日，庇护第十一通电承认中国国民政圌府，又称“八一通电”。该通电中，教宗赞扬中国：“这是一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又具有悠久文化、世世代代都有伟大和光辉业绩的国家，如果他们能沿着公正和有秩序的轨道百折不回地前进，是不会缺乏一个伟大的前程的”。又说：“天主教宣告、教训和劝导信徒们要尊敬和服从中国合法组成的政圌府，要求天主教的传道士和信徒们在法律保护下享受自圌由和安全。”并要求信徒“通过祈祷、良善的语言和工作，对和平、社会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一通电表明了梵蒂冈对中国的友好之情。

1931年华北水灾，教宗庇护第十一捐助10万里拉，刚恒毅募集了42000元赈灾。
“九.一

八”事变后，中国许多爱国神职人员和信徒都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表现了极大的愤怒，特别是马相伯老人在《益世报》上发表的12篇慷慨激昂的演讲，充分表达了中国广大天主教徒的爱国之情。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天主教徒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天主教会的多处房产，包括学校均改为临时医院，用来收治伤兵。教会所办的医院如广慈医院大量救治伤员，震旦医学院的学生还奔赴战地，进行救治。教会还设立了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将徐汇中学的宿舍辟为难民救济所，教区共收难民12000人。
在这民圌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天主教徒非常希望教宗能主持公道，但庇护第十一在这方面却使国人失望。1932年1月15日，当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请求教宗对日本侵华一事主持公道时，庇护在回电中模棱两可，说：“至现在东亚发生一种可恶之纠纷固不能不以恳心求天主，祝望中日两大国民圌族，蒙早日恢复和平”。尽管教宗态度暧昧，但在华的中国传道区主教们却在《中国主教就东北事件致国联调查团公函》中表明了他们反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严正立场，逐条驳斥了日本方面占领东三省所编造的所谓理由。
1933年刚恒毅因病回欧洲，不久便辞去宗座驻华代表之职，被教宗委以教廷传信部秘书长，庇护第十一另派蔡宁来华任职。刚恒毅在华的11年对华十分友，从他大量的讲演都可以看出他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对列强在华的种种行径提出批评，对中国天主教教会的本地化和教会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他是驻华的宗座代表，故他的行为代表教宗，因此中国信徒不仅对刚主教有着特殊的感情，而且对庇护第十一也有着不一般的情感。
刚恒毅十分肯定中国天主教徒必须爱国。临别之前他在辅仁大学对青年学生讲演时说：“可爱的青年们，说到爱国两字你们的心就不免跳跃起来。一定的，你们应当爱国。你们如今就应该积极地在你们的严格的生活及学问上准备，在最近的将来为国勤劳。但爱国不在空言妄动，而在所得实用的学识及注重公私两德的修养......真正的爱国完全圌根基在一个‘爱’字上，由家庭而宗族而国家。因为有爱就有爱的牺牲和责任。可爱的青年们，凡同情于中国的人士对于今日现象不能不戚然心忧，然而不应失望，应当在这伟大的工作之中，力求中国的振兴。我坚信那班只见中国的弱点而冒加批评的人们不免有极大的错误。因为天主造的民圌族是有自治性的。他的圣意决不以日常琐事为标准，而是根据缓慢而庄严的历史大道。”这些话很明显是针对日本侵占东三省而言，实际上暗示日本人侵占东三省的所谓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民圌族自治是天主给的权利，任何列强无法剥夺。刚恒毅还引用了庇护第十一的话，对中华民圌族给予充分的肯定：“中国人口之众，超于世界任何民圌族之上。文化最古，且曾有伟大光荣的历史。若按公理及秩序势力前进，则来日发展，诚未可限圌量”。

中国广大信徒及神职人员并没有因教宗这一做法而减少抗日的激情。天主教《磐石杂志》于同年四月出版了《公教与爱国》专号。令人寻味的是该专号第一篇刊登了《圣教宗比约（庇护）第十一于民国十七年对华通电全文》，即“八一通电”来表明梵蒂冈对中国信徒爱国的支持。编辑在该电文的一些句子旁加了重点号，如：“教宗所切望者乃中华圌国民应有之希望及权利皆得完全认可”，“公教之男女信徒及尤属可爱之青年以其祈祷善言及善工于其祖国之和平社会昌盛及发展有所贡献，使圣经中之神圣而有义之主义得传播于世”，“求天主满中华圌国民之志愿”。从这些着重句中看，中国信徒坚信教宗积极支持他们的爱国行为。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想利用梵蒂冈影响，为他们的侵略行径找依据，便大肆造谣说已与梵蒂冈签订了防共协定，10月15日平津各中文报刊便载出所谓“同盟社罗马讯”，说教宗协助日本防共行动等等。梵蒂冈虽然对共圌产主义无好感，但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教宗的态度十分明确：梵蒂冈决不会被日本人所利用，做出不利于中国人民的事情。因此，就在这则谣言发布的第二天，即16日教宗利用路圌透圌社发布了一则梵蒂冈电文，正式否定此消息。

从电文中，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华底冈当局深恐该项谬误消息，为中国公教传道区发生重大利害关系，决定发表明白否认，确指该项消息纯系虚构”，我们可以看出梵蒂冈的明确态度，实际上它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防共的名义行侵略中国之实。这种明确态度无疑从道义上表达了对广大中国人民抗日的支持。

教宗支持中国信徒爱国抗日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印证，如他将于斌神父提升为南京教区主教的做法。
于斌主教在为《磐石杂志》卷首语所写的《公教人爱国的精神》一文中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操。他说：“‘哀莫大于心死’所以爱国工作以振作精神为先决条件。本来公教人爱国精神就是做模范教徒的精神。纯粹的切实的公教信徒不能不爱国，因为能爱护祖国，公教的生活才有圆满的可能。”又说：“公教人爱国的精神无非是积极负责的精神。讲积极，那么一切悲观绝望、坐以待毙的消极思想都应当排除净尽。讲负责，那么当仁不让，进取求前的心志就不能不彻底发挥。”“爱国的理论，决不出公教做人的原则。教圌友的生活越向上，爱国的精神也越圆满；反之，不管国家存亡的人，也必不是典型的信友。总之，爱国的精神包蕴在作公教人的全部精神里”。

为抗战救亡，于斌主教于1939年1月再次赴欧美，开展国民外交，1月18日在梵蒂冈觐见教宗庇护第十一。此后不久庇护第十一便去世了。
于斌这次出国为时十个月，主要逗留在美国，向美国人民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为中国圌难民做募捐活动。1943年3月于斌主教第三次出国，“向美国朝野呼吁，要求增拨作战供应物资，早日修复滇缅公路，增加空运，以军火汽油输华”，并向美国众议院发表演说，强调东北是中国领土，使他们明白，战后，东北理应归还中国。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于斌主教的爱国之情。于斌第三次出国时间更长，直到1944年10月才从美国回到中国。在返程途中，经梵蒂冈，觐见教宗庇护第十二。
陆征祥是中国一流的外交人才，曾针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逐条进行批驳，但当时袁世凯当政，一心只想当皇帝，无意为国争权，加之欧战正酣，各国列强无力他顾，日本以最后通牒威迫中国接受该不平等条约。欧战结束后，陆征祥和顾维均等人参加巴黎和会，他们设法运用外交手段，将山东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但日本人抓圌住中国驻日公使与日外务省换文中的一句话：谓山东问题中国欣然同意，致使中国代表无果而返，由此引发五四圌运圌动，陆征祥成为民众所痛恨的对象。实际上，陆氏本人是位爱国人士。1927年，在陆夫人去世一年后，陆氏便入比利时圣安德肋本笃会修院当修士。尽管人在修院，但爱国情怀不变。“九.一

八”事变后，他为抗战疾呼，写下了《以公教立场评判日人侵占东四省事件》一文。我们从他给发表此文的《磐石杂志》写的信函中可窥见其爱国之心。他说：“......方庆和平有望，不致蹈海牙覆辙，乃沈阳事变暴发，不见哀的美敦书，不闻两国公使下旗回国，而无数敌军，无数战舰，乱入吾境，杀戮吾士民，焚毁吾城郭，神州将见陆沉。所谓空前绝后之远东太平洋大战，几有以此为导线之势，于世界希望和平最切之时，而帝国主义者，竟不畏天命，不悯人言，横施其侵略政策，瞻望前途，感叹无极！祥于经课神学之余，得读比国马林城总主教墨西爱欧战中之通牒全圌集一书，见其拥护政圌府爱国爱民之崇论宏议，无不根据公理正义博爱诸大原则，以昭示强圌权之不可久持，公理必得最后之战胜，适先得吾心之所欲言，而可以发人类之深省。极将原著中精理名言，切合于东北三省国民被压情形而适于实施者，择要宣布......”需要说明的是陆征祥所写的这篇长文用的是法文，先发表在海外，后由金思义译为中文，发表在《磐石杂志》，因此该文首先在海外产生很大影响。正如金思义在“译者附识”中所言：“公声遍欧美，言论极有力；此文一出，所博国际同情，改正国际舆论者当然至多。”
陆征祥与教廷和教宗很早就有交往，他始终主张中国与教廷建交，在他任外交总长后，便打算与教廷通使。1918年欧战将结束，中国准备出席和会时，曾与教廷互换使节，并双方也已指定人选，后因法国蛮横干预而未果。1911年受其夫人影响，陆氏由新教改宗天主教。1925年当他任瑞士大使时因妻子病重去罗马朝圣，觐见教宗庇护第十一。教宗为其施遐福，并亲手赠送圣年纪圌念章。夫人于1926年去世，翌年陆便加入本笃会当修士，教宗对他给予特别关照。一般修士必须至少学习九年：二年拉丁文、三年哲学、四年神学后方能根据情况晋铎，由于陆参加修会时年事已高，记忆力稍差，为此教宗特许他减少学习年限。1935年他于比利时晋升为神父，刚恒毅专程从罗马前往布鲁日参加其晋铎典礼。陆氏虽入了修院，但心系祖国，特别是当他得知日本侵华后，更是每天为国祈祷。抗战之初，中国外长王宠惠致函陆氏，请他上圌书教宗，为华仗义执言。教宗则指令驻比大使米加拉总主教亲赴圣安德肋隐修院面见陆氏，“代达教廷同情于中国正义之战，然教廷尚有不能公开表白之隐衷。”大使临别时，与陆氏互相跪求祝福。由此也看出当时梵蒂冈的微妙处境。教宗虽内心同情中国，但却受制于德日等国，无法公开表态。

这文章…真长…

是有点长，这是取自段琦所著《梵蒂冈的乱世抉择》这本书里的一段。有时间可以从网上下载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