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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影响中国的文学之——推理文学
在两个月的研究学习中，我们小组获取了许多珍贵又极具意义的资料。以下，笔者将对这些资料在经过理解与消化后，整理成一篇通过分析对比外国推理文学与中国本土推理文学，进而对中国本土推理文学进行探讨的论文。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世界侦探推理小说的发展。
侦探小说是国家机器逐步完善其机能之后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后，在世界文学艺术史上的一个生动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队、警察、监狱等。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个人生活的追求，不可避免会产生，他们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打击犯罪。警察是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工具，他们最早扮演了侦探的角色。
　　但是，人们最初并不喜欢警察。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塑造了一个追捕罪犯的警察沙威。沙威是国家法律的代表人物，但他的形象并不为广大人民所喜爱，于是老百姓把希望寄托在侠客与侦探身上。
　　正如中国老百姓喜爱侠客，在西方社会中，侦探也成为日益受青睐的一个角色。19 世纪中叶，在西方一些大城市，如伦敦、巴黎、纽约等都成立了警察与侦缉机构，除了官方的侦探，后来又出现了四人侦探，这是社会两级分化的产物。一些贵族和上层人物有了隐私，和因隐私受到罪犯的敲诈，或因财产引起暴徒的眼红，他们往往因顾忌身份而不去求助于国家警察署，而去找能够为他们私生活保守秘密的侦探。
　　这种有趣的社会现象，也与中国明末清初诞生的镖局相仿。中国古代的商人宁可出重金请求镖局为他们千里运送财物，而不去寻求官府的保护。西方贵族则在受到敲诈之后委托私人侦探缉拿罪犯，他们看重个人的智慧与武艺。但两者不同的是，中国商人是在财物尚未失窃之前求助于侠客，而西方贵族则在遭到不幸事件之后才拜倒在侦探面前。侠客与侦探，由于东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同以及观念的差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艺术形象，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西方的奥基斯特·杜平、艾勒里·奎恩、歇洛克·福尔摩斯、波洛，和中国的朱家、红拂、白玉堂、甘凤池、十三妹一样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坡（1809-1849）发表了《莫格街血案》。这部小说充满了悬念：案发于一间门窗紧锁的房间内，凶手如何进入密室，令人猜测，结果大出意外，作案者竟是......。这部小说有点故弄玄虚，动物作案也类似于有趣的游戏。但尽管如此，《莫格街血案》还是生动展示了爱伦·坡的艺术风格，第一次把谋杀 现场写得那么恐怖而充满神秘色彩。其后爱伦·坡又先后写了4部侦探短篇：《玛丽·罗杰神秘案件》（1842年）、《金甲虫》（1843年）、《你就是杀人凶手》（1844年）、《被盗窃的信》（1845年）。这5部小说显示了侦探小说已具备雏形，称爱伦·坡为“世界侦探小说家鼻祖”，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爱伦·坡在世界小说史上的伟大创迹，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引证。
　　首先，爱伦·坡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创作侦探小说的作家。他把侦探小说作为小说的主题，把凶杀作为构成小说的主要因素。
　　其次，爱伦·坡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侦探形象奥基斯特·杜平。杜平是法国名门之后，因在事业上屡受挫折，靠吃遗产度日。他唯一兴趣是与书做伴。他喜欢幻想，喜欢在黑夜静静地思考问题，尤其对生活中产生的疑案充满了浓厚兴趣。他具备侦探所应具备的分析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尤其注重人的心里活动，把罪犯活动与人的贪欲联系起来。杜平是世界文艺舞台最早亮相的名侦探。爱伦·坡还为杜平设计了一个呆头呆脑、自以为高明的记者作陪衬角色。
　　第三、爱伦·坡创造了五种不同的犯罪模式。他笔下死亡凶杀气氛令人如临其境，侦探从犯罪者留下的痕迹，运用推理，揭示事物的真相。比如《金甲虫》，利用破译密码。《你就是杀人凶手》，则运用所谓死人说话的心理战术。《玛丽·罗杰神秘案件》，则完全依靠材料，进行推理。
　　尽管爱伦·坡不承认自己是侦探小说家，他把这5个侦探短篇视为“游戏之作”，但他的侦探小说无疑是对以后侦探小说的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英国侦探小说大师柯南道尔就是在接受爱伦·坡侦探小说的基础上，给予了继承与发展。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与华生医生这对黄金搭档，也是由杜平与他的记者搭档转化而来的。关于凶杀的氛围描绘以及心理推理的叙述方式，对柯南道尔都有极其宝贵的启示。
　　爱伦·坡是美国作家兼文艺批评家。他的小说还有《怪诞故事集》和《黑猫》等。诗歌有《给海伦》、《安贝拉·李》和《乌鸦》。另有论文《写作的哲学》、《诗歌原理》。他的作品受西方资产阶级颓废派影响很深，提倡“为艺术而艺术”，宣扬唯美主义和神秘主义，情节离奇古怪，色彩阴暗恐怖。

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19世纪风靡欧美各国，于是出现了一股“侦探小说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20多年中，侦探小说进入了“黄金时代”。在英国、法国、美国与比利时等国家，出现了一大批侦探小说作者，其中最负盛名的有法国的莫里斯·勒布朗和美国的艾勒里·奎恩。
更有甚者，英国作家本特里写了一部反推理小说《纯特里的最后一案》。纯特里是一名侦探，他运用逻辑推理断案，逻辑十分严密，但结论却是错误的，导致了一个冤案，从而反证逻辑推理毫无价值。本特里这部小说是和福尔摩斯开玩笑，也反映出一部分作家对“侦探小说热”的不满。
　　由于侦探小说大量产生、鱼目混珠的现象不免出现，有人标新立异。有人则模仿柯南道尔，在世界文坛一下子涌出许多侦探。如盲人侦探马克斯·卡拉多斯、科学侦探约翰·桑代克博士、聋子侦探德鲁里·雷恩以及硬汉侦探、红毛侦探、女侦探等等。这些侦探或推崇纯推理，或进行反推理，或加以拳击，或加以神化，以故弄玄虚为能事，严重背离了现实生活，缺少柯南道尔小说浪漫趣味与严密的逻辑推理。

在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是美国的艾勒里·奎恩。艾勒里·奎恩是费雷德累·达奈与曼弗里德·李合作的笔名。其代表作是《罗马帽子之谜》、《希腊棺材之谜》、《法国香粉之谜》、《荷兰鞋之谜》。1932年问世的《希腊棺材之谜》曾获得爱伦·坡奖（这是美国推理小说家协会所发的年奖，相当于电影界的“奥斯卡奖”），他们两人合作，一共创作了50多部侦探小说。在美国文学史上，艾勒里·奎恩的地位相当于英国文学史上的柯南道尔。
　　艾勒里·奎恩的侦探小说有三个特点：
　　一、通过神秘的谋杀案，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中上层人物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卑鄙本质。他们为了金钱，采用移祸栽赃。陷害无辜的手法，可以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在他们眼里，骨肉之情、手足之情都可以拿来换取金钱。利之所在，趋之若骛，人与人的关系纯粹是金钱利益关系。
　　二、运用逻辑推理，对犯罪现象作科学分析。尤其注重犯罪目的与现场察看，并安排了引人入胜、错综复杂的情节，在寻常人不为注意的细节中演绎出动人的故事。凶杀现场气氛神秘，作品有很强的可读性，结局则有出人意外的安排。
　　三、故事的文学性很强，尤其是艾勒里·奎恩这一形象令人难忘。艾勒里是纽约警长奎恩的儿子，这对父子搭档各有特点。父亲奎思性格朴实，办事坚定，有很丰富的破案经验；儿子艾勒里则是一个想像丰富的推理家。他们在破案时，各执一词，但最后又互相配合，最终擒获凶手。艾勒里·奎恩这一文学形象也给读者以充分的信任感，并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于是，后来日本侦探小说作家甲贺三郎对此做了归纳，于1923年提出了“本格”的概念：他把具有西方侦探小说特点，作品强调逻辑推理，解决谜团，具有现实性的侦探小说，称作“本格派”；把那些单纯追求猎奇性、怪异性，故事离奇荒诞，毫无逻辑性可言，一般超出西方侦探小说形式范畴的，则划为“变格派”，其实从定义也能看出，“变格派”严格来说并非真正意义的侦探小说，而是在日本侦探小说形成的初期，很多作者一拥而上，趁着“侦探小说”的风潮，创作的被错冠以“侦探小说”之名出版的通俗文学，当然，这类文学多是写猎奇、恐怖、神秘故事的，但正如西方最初把哥特式神秘小说与侦探小说混为一谈一样，此时的日本，也多把神秘文学、猎奇文学、恐怖文学、某些科幻或奇幻文学等，都错划入侦探小说的范畴，由此形成了并不怎么纯正的侦探小说，都通通算是“变格派”侦探小说。
由此，日本的传统侦探小说，就分为“本格派”和“变格派”两大分支。所谓“本格”，是指具备原来形式特点的作品，这是日本的说法，但其实用的是中国汉字的古意（很多日文中出现的中国汉字，都是用其古意，即本意），本者，原来、原本之意也；格者，形式也，现在人说“格式”，即说明“格”是形式、样式的意思，“本格”合在一起，即具有原本形式的意思。何为“原本形式”？即侦探小说形成时的最初形式，即以侦探调查，逻辑推理，解答案件谜团为主要内容的侦探小说，这是由埃德加·爱伦·坡最早确立的形式，即“本格派”侦探小说，也就是类似福尔摩斯故事的品种，西方称之为“解谜”侦探小说。这种类型的侦探小说，紧紧围绕破案展开，故事具有现实性，侦探依靠坚实的调查和逻辑推理，一步步找到线索，解开谜团，指出凶手，小说强调缜密的逻辑推理和扎实、可信的侦破手法，大部分小说突出线索均等，侦探与读者具有同一层面、同样线索的破案机会，强调侦探与读者竞赛斗智的特性。“本格派”侦探小说重视科学性、逻辑性和合理性，发展到后来，深切注重写实主义的特点，但在侦探小说创作初期，“本格派”还是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幻想色彩的，但案件的解答和情节过程基本现实。

既然说到“本格派”与“变格派”，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本格派”与另一派别“社会派”的分别：
１.本格的诡计华而不实，比如说某馆，追求的是诡计的华丽，有时会忽略现实性、社会派的诡计实而不华，常见的就是刀杀、扼杀、跳楼、毒杀；
　　２.本格整体有浪漫派倾向、社会派较为现实；
　　３.本格的相关人物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比如说暴风雪山庄、社会派则扩展至整个社会；
　　４.本格以解谜为主，强调的是诡计的破解过程、社会派以揭露现实为主，强调的是案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现实；
　　５.本格派重在用何手法实现某种诡计、社会派以调查相关人物的人际关系为重；
　　６.本格派强调线索公平、而社会派不一定；
　　７.本格派的主角多为IQ较高的侦探一类的、社会派主角多为IQ一般的平民、记者、警察等；
　　８.本格派涉及范围较小，相关人物相对集中，破案靠观察、推理、社会派因涉及范围较广，破案有时要靠偶然。
　　举个例子，岛田庄司的《奇想、天恸》，都说结合了社会派和本格派，来看一下哪些地方是社会派，哪些地方是本格派：
火车上诡计的破解、其严密的推理过程，属本格派；
对于日本战争反思（还有其他揭露社会问题方面）、调查凶手与死者的关系（吉敷到处奔走），属社会派。
再举个例子，森村诚一《高层的死角》：
密室的破解与推理、时刻表，属本格派；
社会现实、通过一点线索，如大海捞针般调查，锁定嫌疑人，属社会派。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在对比中，找出中国推理文学的误区，以望能引以为戒。
一、推理主要依靠归纳法，使的故事读起来有“本该如此”的感觉，情节顺理成章，没有变数。整个故事读起来就像一个案件总结报告。
　　中国推理小说中，破案者的推理都很现实，基本上都是有啥说啥，出现什么就靠什么推理；大部分推理过程，都是靠着已知条件和线索，进行归纳总结推理得出结论，然后案件再出现新线索，而后推理者再将新线索纳入归纳推理的条件中，继续归纳推理。这一点正好和外国推理小说的推理方式相反。福尔摩斯故事从一开始就告诉读者：福尔摩斯主要是靠演绎推理得出凶手结论的。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正好是两个相反的过程，它们的区别是：演绎推理是由原因推导结论，归纳推理则是由条件推导结论。由原因推导结论，其过程必须必须由必然的条件作为其立论依据，且它的条件具有主次之分和分配上的机动性；而由条件推导结论，它一般具有唯一性和确定性。归纳推理通常情况下结论都是唯一的，而演绎推理却有很大的变数，这其中的原因是：归纳推理，其对推理前提的要求是均衡一致的，没有什么主次分别，只要把所有推理前提归纳到一起，它必然得到唯一的一个准确结论；而演绎推理却不同，演绎推理对前提是有主次大小之分的，面对同样的前提，它的大、小前提认定不同，推理的结论却有天壤之别。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一个推理过程有Ａ、Ｂ、Ｃ三个条件，若用归纳推理，由这三个条件推导结论，那只消把它们全部归总到一起就行了，能得到什么结论就是什么结论们；倘若这些条件中有无法归纳、或与其他主要项矛盾的项，对于归纳推理来说，一般是将之忽略掉，不作为条件纳入推理过程，因为对于归纳推理来说，推理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是其必然前提，对于矛盾项，归纳推理只能将之舍弃，不可能允许无法纳入范围的条件破坏整个推理系统。所以，归纳推理具有确定性、唯一性、必然性的特点，完全归纳推理的结论一定是唯一的和正确的。对于刑侦推理来说，得出的结论一定是唯一和必然的；即：结论只有一个，且它必须是成立的。所以真正的刑侦破案，在推理中一般使用的是归纳推理，这种推理过程机械、呆板，没有变数，读来自然是索然无味。真实的刑侦破案是很枯燥无聊的，而中国的侦探小说，大多都是依据真实的破案过程写的，既然破案很无聊，那么将之写成故事，怎么会有趣呢？所以我们们看到，中国很多的推理文学乃至于影视文艺，故事中大量都是紧密观察到处调查，费尽心思找寻线索的情节，故事里的警察跑的累，我们看着也累得乏味，这样的故事如何有趣呢？
　　外国的推理小说则不同：西方的侦探小说，其创作主要依靠演绎推理，即由所调查的线索进行前进性递推，由已知条件不断衍生出合理而有趣的新内容。这种推理方法，是将已知项进行合理的排列组合后，按照一定的次序及格式推导的。演绎推理往往得出新结论，其原因就在于它可以由已知上升到未知。原因是：演绎推理的过程，是一个将条件深化发展的过程；伴随着推理的进行，已知结论的内涵会更家丰富，而由丰富的内涵得出的新结论，对整个推理系统会产生决定性的改变。通过演绎推理，人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新颖条件。这种“创造”性的推理，将逻辑演绎的开创性大加发展，使得推理过程不断出新，精彩绝伦。

外国侦探推理小说，讲究要写“完全犯罪”，何为“完全犯罪”？就是没有任何线索的案件。举例来说：某地发生谋杀案，被杀者无任何仇人，身上也无任何有利可图的地方，总之，他没有任何理由被杀，但他偏就被人杀了，这是为什么？著名推理小说《火车怪客》就写了这么一宗毫无目的的犯罪。除了毫无目的性外，“完全犯罪”特指那些没有任何线索的案件：一个谋杀案发生了，现场没有罪犯任何线索，甚至连指纹、足迹都没有留下；或者，罪犯在无论如何都无法接触死死者的情况下杀了死者，为什么？这种与现实常理绝对相悖的设置，正是侦探小说神秘莫测、趣味盎然的关键。
可是，中国的作家，偏偏就是对此道情有独钟，什么“越轨”、“红蜘蛛”、“蓝色档案”，同类电视剧泛滥，题材几乎都是多角恋爱、人人有嫌疑、大量摸排调查，半天不见一点儿推理，有也是观众早就知道的归纳推理，没有吸引人的内容。
以上主要是那些年纪较大，受社会约束较重的中老年作家的弊病，对于以网络为主要创作根基的青年作家，我认为他们在案件设计、谜团创新、情节布局及故事推进速度上都有可喜的进步，但是他们也有致命缺陷，主要是：
一、创作自由发挥，不受约束，怪力乱神皆可入事，导致很多故事成了鬼故事，实无推理性可言。
如果说中老年作家写探案小说过于现实，把故事写成现实实践的文学反映的话，那么青年作家的推理故事则过于浪漫，不受任何约束，很多冠以“悬疑”之名的小说，实为毫无道理的鬼神故事。
二、很多情节幼稚不成熟，现实中，这样的举动和事件根本不成立。
很多年轻人写推理小说，读着简直是鬼故事，或者像个童话世界的故事一般，感觉在现实世界里，这样的故事根本不可能。
三、悬疑多而推理少，满篇疑云满布却荒诞不经。
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当红悬疑小说作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使像蔡骏、成刚、燕垒生、余以键、周德东这些当红作家也是如此，读他们的小说，我总感觉像读一部鬼怪神魔故事，虽然结局是理性的，但总觉得中间的情节实无理性可言，而且满篇悬疑，鬼气森森的，却总见不到逻辑性，把推理一直揠到最后，感觉这类故事读着很混乱，已经远远脱离了推理小说的范围。

同时，中国推理小说在结构和写作上，也仍有很多缺陷。
一、开篇无聊，使人无法一开始就被吸引。
外国侦探小说之所以吸引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一开篇就把最引人入胜的情节就摆在观众面前，让观众一开始读就被紧紧吸引。关于这一点，大家读外国侦探小说，相信感受不少。大致说来，开卷即可吸引人，外国人是这么办到的：
１、在讲故事之前，先自己给自己的书做广告，把小说中最有趣、最新奇的情节放在书的最前面，提前预告给读者，使小说开卷即有最吸引人的谜团，读者一下子就被还不曾发生的不可思议的谜团设置吸引住了。比如作者一开书就告诉我们：他要讲一个实在不可思议，但又绝对现实的故事：一个正常人如何凭空消失、又离奇的悬浮在空气中、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下隐身的故事，并且完美的揭示出这所有非现实现象的现实原因。这等于说从故事一开始，作者就把最离奇的解谜摆在读者眼前了，试问：谁看了这一段能不心动呢？类似的还有如横沟正史的《本阵杀人事件》、范．达因的小说几乎全都如此。这些情节，加强了故事的神秘和不可思议，让读者不得不吸引着读下去。
２、开书就是惊险情节，第一段就引入枪战或悬疑等刺激的元素，使读者不得不跟着往下看。一开篇出场故事就惊心动迫，相信读者不喜欢都不行。
３、开篇就是突来奇情，绝不给人拖沓无聊之感。外国小说，往往故事一开始，就设计出一个很令人诧异，或很离奇的情节，让人一开书就大吃一惊，于是，阅读兴趣不得不高涨。例如东野圭吾处女作《放学后》，开篇就是个突兀的异常情节，几乎从小说开篇第一个字，作者就为读者描述了一个惊险的谋杀场面，情节突兀而出，自然很吸引人。
４、开卷就有最活泼、最招人喜爱的人物出场，使读者一开书就被人物无限魅力吸引。这一点，我相信大家只要读过福尔摩斯、波洛、奎因、金田一耕助、御手洗洁等系列侦探小说的，对此不必说就能明了。这些作品，几乎出场第一人就能给人不同寻常的独特感受，留下鲜明感受。人物既有可爱的特点，却又不失真实。当下的一些青年作家，虽然人物塑造上也很有特点，但塑造的那些“人物”读来总觉不真实，或是让人觉得千篇一律。所以人物塑造，既要有特点，又要真实。
５、注重讲故事的特点，从开篇作者就以讲故事的口吻给读者叙述，使读者有一种享受情节的安心感，却不似中国小说家，小说一开始先写人，感觉像是人物速写一般，使人读了半天还摸不着头脑，不知将要说什么。比如大家最熟悉的蔡骏的《病毒》的开篇，就属于不可取的后者。这篇小说开局很平淡，没有足够能吸引人的地方，我过去曾几次因为这个开篇，无法把小说读下去。后来虽然耐着性子往下读，最终读完了，感觉也不错，但如此平淡无奇的开篇，实在让我感到乏味。

我知道一定没有人会看完的······连我爹都没有→_→@黑之宅姬
果然好长啊你妹！

好，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