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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等

（二）宋氏其人

这段历史实在纷乱没有头绪……

发现草稿太重要了……删掉，重新来。。手头资料不足，一时还查不到太多。

目录写到日记本上，可惜没带过来，忘了接下来怎么分了……而且，由于最近活动频繁，加上萧红全集，宋的日记还剩下一年未读。。今儿到此为止吧。

（二）宋氏其人
一、书生轻狂
（1）英雄起事赖文章
关于22岁以前的宋教仁，那绝对是没落时代少有的幸福的读书人。
宋教仁，字遁初（也作钝初、遯初）（一说字得尊，遁初是号），号渔父，1882年（光绪八年）4月5日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湘冲的地主家庭，据说么，就是《桃花源记》里那个人间仙境。
宋氏家族是明朝遗老，世代相袭着反满思想，其兄宋教信与当地会党来往密切，幼年宋教仁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内容不外科举所需，但在家庭熏陶下，他自幼便对清政府怀有排斥心理，只不过那时的原始目的是恢复汉族的统治阶级地位。据说他6岁时便与同学以军事为游戏，将孩子们分成两组，一组“满清贵族”，一组当然反满，在他指挥下，“满清贵族”屡战屡败。（当然，这两种同学的划分有体能因素，但是资料称宋带领的是强壮的一组“平民”，其实宋本人是很弱的，而且，这是个群殴游戏不成？这个资料实在不可靠，姑且作个笑话吧~）
12岁以后，他经历的甲午与随后掀起的瓜分狂潮，受到相当大的冲击。此后，他先后在桃源漳江书院和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学习（与武昌武普通中学堂同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1899漳江书院时期，他曾借晒书机会阅读了书院山长黄彝寿从长沙带回的大量书籍，以地理历史最为钟爱，因书院缺少该方面书籍，他曾偕友到外地购办以充实图书馆。据载，他常与三五好友“纵谈中西政治得失，关塞险厄及古今用兵胜败”“或与二三侪辈，文酒纵谈，慨然有旋转乾坤、澄清天下之志”（据书院同学回忆，口述：宋忠雄）。1902年，考取秀才后，宋放弃了科举，进入武昌，九省通衢汇集了四面八方的新思潮，新式学堂思想活跃，维新思潮和当时渐趋风靡的西方民主革命思潮进入他的视野，当然，作为轻易赢得人心的思想，狭隘民族主义的“排满兴汉”思想也渗透得相当严重，宋的反清思想得到发展，早早规划了革命道路：“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宁；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
迟云飞先生说：书生革命，文章利国。不到20岁的宋教仁，不过和当时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换到现在，也还是正比划着一个没落的天朝。

闲的我又改了一遍。。

（2）兴华未成先亡命
1903年8月，黄兴自日本留学归国，二人一见如故，大宋8岁的黄庆午显得理智而沉稳，很快赢得了武昌知识界一群少年书生的心，于是，三个月后的1903年11月4日，在黄兴30岁生日宴会上，21岁的宋教仁、25岁的刘揆一，22岁的章士钊，以及周震鳞、翁巩、秦毓鎏、柳聘农、柳继忠、胡瑛、徐佛苏等人秘密议定成立华兴会，该组织于次年2月25日借除夕宴名义正式成立，黄兴被选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秦毓鎏被选为副会长，口号“驱除鞑虏，复兴中华”，方针“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华兴会对外称作“兴办矿业”的“华兴公司”，骨干都是公司的股东，入会者均称“入股”，股票即为会员证。会员通讯也都用商号作为化名。
华兴会的宣传活动主要在新式学堂学生和新军士兵及低级军官中进行，为此，1904年7月3日，刘静庵、宋教仁、吕大森、张难先、胡瑛、曹亚伯等人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先设在武昌多宝寺街，后迁至魏家巷1号。吕大森被推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时功璧任财政，宋教仁任文书。以补习文化、研究科学为名义，实行光复汉族、“革命排满”的宗旨，事实上起到了不错的宣传作用，该组织后因张之洞下令追捕成员而被迫停止活动，此是后话。（据百度百科）
华兴会成立日起，黄兴就开始为起义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黄兴深知知识界独立革命的悲剧性，积极联络当时在长江中下游最有影响力的会党首领之一洪江会党首马福益，此人由黑帮组织哥老会起家，行侠仗义，处事公平，又具有相当不错的调解能力，因而声誉日隆，创立回龙山开堂放标后，势力逐渐壮大，31岁时已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了。
马福益有着质朴的排满兴汉思想，早就发下反清宏愿，因而前来接洽者与他一拍即合，这样，华兴会有了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起事只需待得时机。后来黄、马二人单独会晤，即敲定了华兴会唯一一次大型起义的计划，于农历十一月十六日慈禧七十寿辰万官汇集庆贺之时，引燃预埋在万寿宫五皇殿的炸药，省城内以武备学堂学生以及湖北新军和巡防营为主，省城外由哥老会分兵5路接应，进而占领长沙，控制两湖，继而北上。
计划其实是可行性极强的，然而在声势浩大的招兵买马、印发传单、集资筹款过程中，秘密泄露，提前起义的计划也因此夭折了。10月24日，清廷正式下达对黄兴的通缉令，黄兴的逃难是真正惊险的，陆元鼎的命令下达后军警即刻包围了黄兴的住宅。所幸此时黄兴恰好外出，巡警急忙赶往黄兴经常出没的东文讲习所。但黄兴已得知消息，急忙从后门逃逸，匿居在当地绅士龙维瑞家西园密室之中。两天后，在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的掩护下，黄兴转移至圣公会后楼，藏匿将近一周的时间，至11月初易装潜往上海，后转赴日本。
其实革命这样的戏里一出现书生，其状之滑稽就不消说了，宋教仁的日记（即《我之历史》）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1904年10月30日宋教仁变卖家产，来到省城准备另行筹资，11月5日至长沙寻找黄兴不遇，一时手足无措，路遇华兴会的接应人员曹亚伯，始知事泄，犹豫不决的宋教仁继续在省城乱撞，此时曹亚伯告知他，华兴会其他重要成员名单已被游得胜供出，游得胜与萧贵生已被杀害，宋被曹百般劝说不过，离开曹继续乱撞，直至在牧师黄吉亭处看到抄录的名单，万分紧急，宋才决定出逃。出逃前，一文不名的他得到了曹的十五元和戴琒章的2元，又进城购置铺盖，方才离去。一路上，船遇大风则不行，每至一港，他便登岸游览，看戏会友，甚至对不熟识的旧友暴露身份，这段日记，时而出现精彩的杂技场面描写，间或流露忧愤（如11月8日：申正，泊半接港，芦荻萧索，满目荒凉，不觉悲感交集者久之；11月11日：而余此时则仓皇亡命，情景凄凉，不胜有今昔之感云），实为不错的游记。想来乱世里，清廷已然不堪如此了，倒不是清廷不重视，否则黄兴怎生缉捕得那样紧？清朝官员疏忽至此，各省间几无对通缉犯之联络，连宋的名字也成了“家仁”，想来不觉莞尔。
宋教仁自长沙乘船至武昌，在武昌城中看到了慈禧七十寿辰一如既往的热烈场面，我姑且臆测一下他那忧愤的心情吧。他深知清廷对于通缉犯的缉捕不严，看上去打算暂时逗留，于是给文普通中学堂的至交去信，众人告知他科学补习所被迫停止活动，劝他速去，而他，则继续在武昌城中逛街购置衣物。当然他不忘伪造证据，给石卿去信，“言余与游得胜等同谋之事，皆系诬枉，知府、县要追究时，可将此信示知焉云云。”（摘自《我之历史》1904年11月16日）在街上，他看见了早已不知去向的胡经武，胡告诉他自己从武昌至长沙联络途中惊闻事泄，只身返回武昌，补习所关闭，自己在黄兴、刘林生之后逃亡至上海，在上海新马路余庆里启华译书局另立团体，派人到常德给宋报信，自己回武昌接应等一干事告诉了他，随后为宋购置马褂一件，街上宋遇到文普通中学堂的其他学生，才意识到武昌城中情况也十分微妙，终于决定离开，临行，他又得到了众人的解囊相助。
舟行极速，不日便到上海，宋次日便寻找启华译书局，却发现门口已有印捕把守，经过短暂周旋，宋摆脱嫌疑，遂至他处打探，当日在警钟报社的帮助下在昌明公司见到了刘林生，始知黄兴等人已经被捕，陈树人向他讲述了上海的风潮后，宋终于决定启程前往日本东京。
22岁的流亡者，一路游览至上海，已是1904年12月，随后于上海登轮，13日即抵达日本，开始了6年的亡命生涯。
（补）宋教仁逃亡路上，过螺山口时，感触万端，曾作长歌一首。此为理解宋氏的重要资料，特抄录于下：
噫吁戏！朕沅水流域之一汉人兮，愧手腕之不灵！
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
虏骑遍于道路兮，购吾头以千金！（按：非实写，文学修辞也）
效古人欲杀身以成仁兮，恐徒死之无益，且虑继起之乏人！
负衣徒步而走兮，遂去此生斯长斯歌斯哭斯之国！
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
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土地！
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
则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
按:三育石印本1904年11月10日日记到“亦惟有重展”为止，后几字疑为1935年上海《建国月刊》所增，然此版本漏误颇多，待考。另，11月7日日记居然有“同至一阿夫容馆吸烟”字样，但仅见一次，不知宋果有此癖否？

同盟会成立不久，发生了一件大事——“取缔留学生规则”风潮。
日本为大清培养了锋芒正盛的一群革命家，清廷当然不满，遂要求日本政府颁布条文限制留学生政治活动，日本出于外交目的和留学生对日本社会造成的种种影响，加之蔑视心理，乃有此《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取缔”是日语音译，为管制意）。这个规则有很多内容，主要有三条，第一是中国留学生一定要在清朝政府驻日公使和日本学堂登记，留学生的活动、到哪里去都得要登记；第二通信要登记，给国内给朋友写信都必须登记；第三不准住到别的地方去，只能住在留学生学校的宿舍。
日本的行动引起了学界的轩然大波。此时，同盟会事务是由宋教仁主持的，日本方面的情报就如此记载道：“自黄兴离日后，宋教仁就是在日本的清国革命党员的首脑，负责一切事物”，“宋是在日本的革命党的中心”。宋教仁作为组织者，随即宣布停课，然而同盟会发生了我们能想到的事情。
亲孙系的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是所谓的“稳健派”，他们不愿因此事得罪日本政府，主张忍辱负重，以便在日本继续求学。这一派居于少数。
以宋教仁、秋瑾等为首的多数，则是“激进派”，主张坚决反抗，甚至不惜退学回国。“鉴湖女侠”秋瑾就是在这次风潮中，与数百留学生一起，登轮回国，到家乡闹革命去也。
两派口水战打得不亦乐乎，从上至下，从内至外，常常不欢而散，第一次出尽了同盟会的风头。宋与孙系的矛盾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
开心的日本人用报纸大骂中国留学生，“乌合之众”（其实有那么几分道理）“放纵卑劣的一群”，于是，报纸发行当日，陈天华写下万言绝命书，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他想唤醒同胞，然而他太纯洁了。是为此次风潮的高潮。
陈星台的死，给众人的刺激是不小的。以宋教仁为例，短时间内，他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如《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烈士陈星台小传》，以纪念自己的好友。
陈天华死后一个月，宋教仁的日记中还记载了他某天醉酒时想起好友，忍不住“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
随着时间推移，到1906年初，继续坚持反取缔斗争，“于情于理于势”，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宋教仁与胡瑛等人便取得多数代表的同意，宣布了复课，结束了这一次风潮。
陈天华的死，昭示着一个时代的悲剧，国民的悲剧。
余世存的《破碎》中有如是数语：“中国人民，像抛洒在东方大陆上的无数种子，生根、发芽，他们在关中大地治河，在北方边陲的群山之巅筑建万里长城，在五岭蛮荒之地开辟草莱。他们跟传统文明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以自我牺牲的劳作和牛马一样的苦役为上流社会效劳……他们像蚂蚁、像芽虫、像蜜蜂，机械地活着，悲惨地死去。他们就像生物学上毫无质量可言的生物群，他们只能以数量保种取胜，以供文明不断地盘剥、杀戮。这是我们东土大陆的奇观，自古及今，它都算人类世界最庞大的基因种群，但这个种群却以最卑微的姿态生活。它的个体成员要么加入上流的吃人宴席，要么被吃，要么离群索居，或者成为化外之民，一经化外，它的个体成员就为夷为狄。就是说，它的个体成员从未成为自己，成为文明的人格。这个种群，中国人民，似乎是为了一种奇特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
观者应该记住，这样的国民，无论如何不会缔造起一个现代的国家，这就是所有失败的根源的根源，连那些志气高昂的青年也逃不过这个怪圈，权力之争蚕食了民主进程，此又是后话。提前为同盟会唱的惋歌也到这里结束。

我又想删掉了肿么办啊啊啊啊……小土小土@放飞的土壤 木有人理我……

你可以把这个转到历史吧去，哪儿什么观点都有

喜欢历史的孩子最有爱了，么么哒

宋留日期间照片，另一张在手机上，偶然在图书馆发现的，发现他二十岁和三十岁差别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