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与世不合的慰藉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样的泰然自若,如果我们听了几句对我们的性格或业绩的严厉批评就忍不住掉泪,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正确的能力主要是由他人的赞许构成的。我们对不受世人喜爱很在意,不仅是出于实用的理由,更重要的是世人的嘲弄似乎是一种信号,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已误入歧途。
“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错误决不能简单地以遭到反对来证明。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反对我们的人数,而是他们反对的理由有多充分。”
但是我们似乎被一种相反的倾向所折磨:每个人的话都听,每一句不中听的或是嘲讽的意见都足以使我们心烦意乱。我们往往不能反思一个最主要的也是最令人宽慰的问题:这些阴暗的指责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常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诚实的批评者与出于愤世和妒忌的反对意见相提并论。
真正的尊严不是来自多数人的意志,而是来自正当的说理。
他观察到他们倾向于凭心血来潮决定立场,接受世俗的定论而不加质疑。他在最高权威的反对面前坚持己见并不是出于狂妄。他具有一个理性的人的自信,因为他了解,对手的思维方式常常不正确,尽管他远不是自以为一贯正确。对手的反对就足以置他于死地;不一定需要证明他是错的。
两个人都遭受了人生最悲惨的命运:行善而被判为恶。
社会生活充满了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的实情之间的差距。我们谨慎会被指责为愚蠢,我们腼腆会被认为骄傲,我们愿与人同,却被认为谄媚。我们竭力要澄清误解,但是我们口干舌燥,词不达意…在导致这位无辜哲学家的冤案的仇恨中,我们听出了自己所受到的伤害的回响,是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公平对待我们的人加于我们的伤害。
我们往往忘记:偏见与妒忌消退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苏格拉底之死也有可能使我们有被误导的危险。它可能使我们形成一种自我欣赏的信念,在背多数人憎恨与正确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我们也可能利用这一范例来挑战理性,幼稚地相信,当别人指出我们错了时,我们最正确不过了。
认为与世不合就是真理的同义词与人为与世不合是错误的同义词一样幼稚。一种思想或行动是否有价值不取决于它广受赞同或广受攻击,而取决于它是否合乎逻辑规则。一个论点不能因为多数人谴责就是错的,但也不能以英雄的姿态总是对抗多数,自以为这样就一定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