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城方言属于赣方言的次方言。如果按原有划片标准来确定南城方言在赣语区内的片属，则南城方言属于颜森先生的“抚广片”、陈昌仪先生的“抚广片”、刘纶鑫先生的“临川片“。从行政区域看，三种分片完全重合。南城方言内部又含若干地点方言。地点方言以县城为中心不规则板块状浸润式分布。各地点方言之间可通话。以地点方言特征和乡镇范围为方言地域，则南城方言内部大致可作如下五种区划：1．南城话以县城建昌镇方言为代表。包括天井源乡、岳口乡、徐家乡、洪门镇、析株良镇等乡镇之一部分地域方言。2．株良话。以株良镇方言为代表。包括新丰街镇、建昌镇之一部分地域方言。3．上唐话以上唐镇方言为代表。包括龙湖镇、洪门镇之一部分地域方言。4．里塔话以里塔镇方言为代表。包括株良镇之一部分地域方言。5．沙洲话以沙洲镇方言为代表。包括浔溪乡之一部分地域方言。在以上五种地点方言中，第一种即南城话使用地域范围最广，使用人口最多，是地道的南城方言的代表。其他几个地点方言则由于地处与邻县之结合部，无论是语音方面或是词汇、语法方面，都不十分纯粹，比如珀干带有临川方言的某些特点，而里塔话则与南丰话相似。李如龙先生在对方言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中提出，方言文化类型，实际上就是方言文化特征的归类；而方言文化特征，就是地域文化所决定的方言的外部特征。方言的外部特征，李如龙先生归纳为可考察的三个方面：一是从区内众多方言点的关系看，可划分为向心型和离心型两类；二是从古今演变的状况看，可划分为稳固型和变异型两类；三是从方言与共同语及外部方言接触的状况看，可划分为强势方言和弱势方言两类。李如龙先生又指出，方言类型的划分，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交通、地域等方面的状况是其重要参照系。按照李如龙先生划分方言外部特征的上述原则考察南城方言，可以基本认定，就区内比较而言，南城方言外部面貌特征总体上属于向心型、稳固型和强势型。理由有三：首先，南城方言内部差异小，不仅在南城县域范围内甚至在整个抚州市辖域范围内，以南城话通话不会发生根本性困难；再者，从语音系统和词汇系统看，南城方言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南城人多不习官音，这与南昌市有较大不同；第三，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南城方言在区内的使用十分活跃，明显强势，共同语的推广和普及有阻力，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有相当阻力。长期在外工作的人员回到老家，如果还能说一口纯正的南城话则大受赞扬，自己也颇以此为荣。尽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受经济开放的影响有所变化，那也只是民族方言板块随时代发展整体前移拉动的结果，尚无实质性改变的迹象出现。而整个赣方言却基本不能通话，而只能借助于共同语。如果把南昌话作为赣语代表方言，实际上标志并不明确。千百年来系统的地方行政制度和严密的地方行政区划，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人文地理环境的一个重要特点。语言学家们认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两千多年的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沿革对全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使得一郡、一州、一路、一府之内的语言、风俗不断地趋于一体化。当然，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看，这种一体化并不是绝对的。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因素，自觉或不自觉地制约、阻碍着这种一体化趋向，因而“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的状况得以长期存在。但郡治、州治、路治、府治所地在既是一郡、一州、一路、一府的政治中心，同时又是该郡、该州、该府的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其所属各县与郡、州、路、府治靠拢，而逐渐出现某些共同特征。加上历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百姓安土重迁，除了战乱或天灾以外，中国历史上人口远距离流动的现象并不多见。所以，在历史行政区划界线相对稳定的地域，旧郡、州、路、府所辖境内的地域方言往往具有较为明显的一致性，尽管这种一致性也并不是绝对的。当代文化语言学采用的汉语研究的文化学方法子系统之一的文化节底层法及历史地理法，正是基于上述观点而提出来的。这对于以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谱系理论为基础的谱系，即发生学的分类法划分方言区的传统理论依据来说，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另辟蹊径，符合方言的自身发展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规律。南城属于江西省最早设立的十八县之一，迄今已有两千二百余年的历史。在一千五百多年间，南城先后为临川郡，建武军、肇昌路、建昌府之郡治、军治、路治、府治所在地，并于明代设益端王府。南城县建县历史悠久，治所版图频易，经济相对发达，社会文化繁荣，对外关系错综复杂，语言现象千姿百态，且与临川枕接相望，并同福建藕断丝连，以其鲜明的特色在赣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又正由于南城地域、历史、经济、文化所具有的这种鲜明的特色，使得南城方言在赣方言中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而对南城方言及其所承载的方言文化的研究，便具有了相应重要的价值。邱尚仁先生的《南城方言字音研究》，以南城方言字音与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系声韵调系统作对比研究，进行较为细致和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南城方言语音特点的若干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