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转载

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发凡起例与“前四史”的标点出版工作，宋云彬都是参与者与主持者，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却不为外人所知。今天我们来回顾宋云彬这段工作经过，以及他所付出的大量精神与劳力，不妨说，如果没有宋云彬以他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缺一不可)的参加，也就没有现在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成功。
前言
最近，看到一些媒体重点报道(有的放在头版头条)，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启动，中华书局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了当代著名学者参加的大型讨论会。一部图书的修订重印，冠以“工程”名，由国家拨款，成了国家工程项目，自然为学术界和出版界视作大事，会上响起一片赞颂之声。4月12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报道了会议盛况，还列举了当年参加点校工作者名单，自顾颉刚至赵守俨共17人，不足的是却缺少了当年在这项工作中负主要之责并起有重要作用的宋云彬的名字。我们这里讲人名学和排名学，是回避还是疏漏，不得其解。我查看了登载这项“工程”启动消息的几家报刊，除《中国新闻出版报》和《了望东方周刊》各在一份简略的名单中带上了“宋云彬”名字，其他几家大报都不见宋的名字。至少可说明，宋云彬在《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为消息提供者所重视或充分了解，关于他的名字的报道便也可有可无。
所幸宋云彬的三十年日记，近年已经出版(出版社为它起了一个《红尘冷眼》书名)，其中关于他在中华书局从事《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那时还想不到叫“工程”)的一段经历，完好无损，真实反映了他参加这项工作的全过程。现即勾稽日记所载有关资料，略加诠说，看看他做了些什么工作。
金灿然识才举贤
1958年7月，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通过中央统战部，调宋云彬去中华书局参加整理古籍工作。据宋的日记，同年9月16日，“赴中华局上工”，分在历史一组，自此他的后半生即在中华度过。金灿然调宋云彬去中华书局工作，是有识人眼光的，中华增加了一位具有广博文史知识及深厚学业素养的资深高级编辑，《二十四史》(首批是以《史记》为首的“前四史”)的标点校勘工作由此启动。而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出版，一向被视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及当代出版业的巨大成就，至今尚未有超越之者。对宋云彬本人来说，他得以离开“十年悔作杭州住，赢得头衔右派来”的杭州，重又拾起编辑的老行当，发挥所长，大概也是求之不得的。但新单位并不是避风港，其时普天下莫非“右派”躲不开的改造所。所以宋云彬来到中华，仍得接受领导与群众监督的洗心。
不过，这种改造环境没有压抑住宋云彬的编辑热情与编辑责任感，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发凡起例与“前四史”的标点出版工作，他都是参与者与主持者，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却不为外人所知。1958年9月22日日记云：“余在(陈)乃乾之工作室草拟标点《二十四史》凡例。”这是他到中华书局上工的第六日。次日日记云：“拟标点《二十四史》分段提行说明。”可见《二十四史》的整体标点体例，都是由宋云彬策划起草的，当然后来也征求各方面意见，有所修订，但基础是他奠定的；而且按此体例，也由他来负责执行，《二十四史》最早出版的几部书他都任责任编辑，就是说包括审读书稿、编辑加工、批注版式、填写发稿单、撰写内容提要，以至阅读初二三四校样和最后的付型清样，这一系列编辑程序，都是由宋云彬作为《二十四史》标点本的责任编辑来承担完成的。他做的这些编辑工作，在他的日记中，逐日都留有记载。
《史记》点校带动各史出版
在点校本《二十四史》中，宋云彬亲任标点校勘工作的是《史记》与《后汉书》两种，尤以《史记》用力最多，也最能见出他的史学与古文字功力。这是因为《史记》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大书，起示范作用，后面各史都要遵从它的体例规范。宋云彬很早就对《史记》有过较深入研究。1958年初，曾有编纂《史记集注》计划，分送有关方面征求意见。1958年2月至8月在杭州日记中，多次有译注《史记》单篇的记载，且对已有的顾颉刚与王伯祥标点提出质疑与匡正，如1958年3月2日日记云：
上午，译《史记·商君列传》。《商君列传》“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顾颉刚标点《史记》及王伯祥《史记选》均读为“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通鉴》作“明酋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无“以家次”三字，胡三省注文置“各以差次”之下，亦以“各以差次”属上为句。今按，皆非也。名者占也。应读为“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盖明尊卑爵秩等级为一事，各以差次占用田宅为一事，奴婢多寡及服饰各随其家爵秩之班次而定，又为一事也。“差次”犹言次第，亦犹言等级也。“明酋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语意重复，为不辞矣。

此处提出的标点问题，顾颉刚的见于1936年出版的顾与徐文珊合作的白文《史记》标点本(北京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出版)。
王伯祥的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王伯祥选注的《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顾、王二家是公认的研究《史记》的专家，他们的标点被认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又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此处断句，亦与顾、王二书同。今查中华点校本《史记·商君列传》(该书2230页)，这一段的标点已完全按照宋云彬的意见改正过来。中华本《史记》的标点，宋云彬日记曾多次有与顾、王讨论研究的记载，可证他们是完全同意宋云彬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一个例子(应不止此一例子)说明，在《史记》文字标点断句上，宋云彬不仅纠正了当代学者的某些错误，同时也纠正了前代和日本学者的某些错误。若以文言一句赞之，曰“厥功伟矣”。
宋云彬原有一个编纂《史记集注》的大计划，在杭州已搜集购置了一些有关《史记》书籍，但到北京后就放下了，专心致志于《史记》的标点校勘。据日记，1958年9月26日，他同金灿然谈《史记》标点问题，指出顾颉刚的标点问题甚多，改正需要甚长之时间。次日，写好标点样张交金灿然。9月30日，开会讨论，出席者金灿然、张北辰、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傅彬然、陈乃乾、章雪村、姚兆华。宋云彬发言最多。
出席者中，聂、齐二人，包括下次会议出席的贺次君，以及宋云彬，应是这次新版《史记》的具体标点者。其正文标点依据，估计即1936年顾颉刚、徐文珊的白文《史记》标点本，三家注则新标。我原推论顾颉刚在这次讨论会后曾起过总其成的作用，现在看来不确，起这作用的实为宋云彬。10月16日，宋云彬写成《关于标点<史记>及其三家注的若干问题》一文，凡七千言，并作致金灿然信。至11月6日，中华再次邀请顾颉刚、聂崇岐、贺次君、叶圣陶、王伯祥等座谈标点《史记》及其三家注问题。宋云彬提问题甚多，大部分得到解决。至11月11日，宋写《标点<史记>凡例》，交中华领导。事实上，从九月起，宋云彬已成中华《史记》点校工作的总负责人，事无巨细，归他一手操办。从日记中可见，他几乎每日都在标点《史记》，虽星期日亦不休息。至1959年4月16日，《史记》一百三十卷点校完毕，17日日记云：“日记中断了两个多月，其原因为标点《史记》工作紧张，每夜工作到十点钟左右，精疲力竭，无兴趣写日记了。”
24日日记云：“下午赵守俨来，将《史记》目录及附录交他，如此，全部《史记》校点工作已毕，只点校说明未写。”这篇点校说明，从5月12日起写，至17日脱稿，是日日记说：“凡六千言，甚惬意。”金灿然审阅后，建议改为两篇，一为出版说明，一为点校说明。宋赞同这个建议，用五天时间改写成功，自谓“较前所写者有条理得多，自视甚满意”。金灿然也表示满意。叶圣陶看了，也说“改得很好”。
按现中华标点本《史记》出版于1959年9月，打响了标点本《二十四史》第一炮。至1961年4月27日，宋云彬为《史记》预备再版，改正初版错字。1963年3月7日，《史记》将二次再版，又复看一遍。1965年6月17日，标点本《史记》准备印线装本，因尚有多处标点错误，是日日记云：“赵守俨把应改正一一用铅笔画出，送来复核。”可见标点本《史记》，从点校到出版，连同历次再版，以至印线装本，宋云彬是始终主其事者。但本书书前的出版说明，仅说“这个本子由顾颉刚先生等分段标点，并经我们整理加工”，一字不提宋的名字。又全书末的点校说明，亦以“中华书局编辑部”具名，所有的点校编辑工作，统由“我们”这个人称复数来含糊代替了。应该指出，1959年标点本《史记》出版时，宋云彬尚未“摘帽”，“右派”名字不可出现书上，这是当时形势规定的。这两篇出版与点校说明，都是宋云彬一手执笔，他不提自己做过的工作，自是做编辑的谦虚，也反映中华书局格于当时形势的态度，即“右派”不得出头露面。他点校的《后汉书》出版于1965年，已经“摘帽”，方可正式署上自己的名字。

余话
点校本《二十四史》除《史记》与《后汉书》系宋云彬自任点校外，其他经由宋云彬做责任编辑或参与点校体例讨论的，按日记所记，有《汉书》、《三国志》，以及《晋书》、《宋书》、《南史》、《南齐书》、《梁书》、《陈书》等。宋云彬日记关于《二十四史》最后一条记载是1966年5月5日，是日日记云：“上下午照常工作，整理《梁书》一二两卷校勘记毕。”此后就是忙于批判坏影片、坏戏和批判邓拓、吴晗了。《二十四史》的工作于此停顿下来。今天我们来回顾宋云彬这段工作经过，以及他所付出的大量精神与劳力，不妨说，如果没有宋云彬以他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缺一不可)的参加，也就没有现在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成功。
2002年9月，我曾据宋云彬日记，写过一篇《从宋云彬日记看一个高层“右派”的经历》文章，登在《东方文化》杂志同年第五期上，全文共三节，最后一节论述的即是宋在中华书局的经历。此文可能见者不多，有些事实随着岁月的流逝，亦将逐渐湮没无闻。现在幸逢点校本修订工作启动之际，本着实事求是精神，重述一下宋云彬参与这项工作的因缘关系，目的就是为点校本产生的背景与档案增加一点具体真实的材料，也为有兴趣了解这段历史真相的读者提供一点参考。
2006年5月28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