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转帖，转自史学吧，原发帖者“守愚老人”。。。。

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说：“1955年前后在‘自由’派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中都孕育着某种即将露头角的东西，”因而，“1955年这个年份”无论在东西方都是“一个转折点的标志”，这一年以后的东西方历史学，都在“探索不同于传统的另一种研究方式”。
①当代中国史学虽然发端于1949年，但严格地讲，真正的转向也大约发生在1955年前后，因为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胡适批判运动”———这意味着学界向民国学术路线的集体公开告别。至此，当代中国史学开始了它迄今50年的崭新行程。在西方史学和中国史学再一次重新定向之际，②回顾一下这一行程，可能十分必要。
我们看到，在实际的历史中，并不像历史学家所通常说的那样，对历史的回顾决定了对未来的选择。真实的情形往往是，对未来的估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应回忆哪些历史，凸现哪一部分过去，强调什么样的遗产，突出何种传统。所以，任何所谓的“回顾”、“检讨”，几乎都是有立场、有预设的。历史不是自我呈现的，而是被叙述的，学术史尤其如此。坚持史料派和史观派的消长沉浮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变动的观点，是本文的基本叙事线索；通过描述近50年中国史学的变迁之迹，揭露其中所掩盖的不同治史路线之间的分歧，从而显示出一条眼下看来较为完善且有生命力的为学取向，是本篇论文的命意所在；认为历史研究的走向与历史本身的走向基本上是同步的，因而有必要对某些学术史上的关键问题进行社会史分析，是本文的基本预设。笔者申明，本文的写成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高度简化和选择的结果，③尽管这要牺牲许多重要的方面和事实，但这不过体现了所有历史叙述都无法逃避的无奈。
当代史学的两大阶段
从学风丕变、话语系统转换、史观派与史料派地位的沉浮诸角度看，近50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大体上可区分为两个段落，这就是前40年和后10年。
早在1951年，郭沫若在对比新旧中国的历史学时就说，新中国的历史学“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具体表现是：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研究近代史等。①陈垣的概括和感受更为具体：“过去我们这些人只凭兴趣，不顾需要；只愿单干，不愿集体；只爱专门，不爱普及；只重材料，不重理论；只顾自讲，不求人懂；只讲往古，忽略现代；只愿研究，不愿教课；只重著作，轻视讲义。”②这些判断与描述，除有些可能为了强调新旧史学界之间的断裂而稍嫌夸张外，大部分则是可以采信的。新旧中国历史学之间的确有一条鸿沟。
新旧中国历史学之间的差异，现在看来，实质上就是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之间的那种由来已久的差异。
1.在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主张尽可能地撤除学术与时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藩篱，力倡史学向政治靠拢；而史料考订派则坚执“为真理而求真理”的为学理念。
2.在理论与材料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强调理论的先决地位，尤其将史观置于治学的初始环节上，甚至认为“没有理论，材料等于废物”，考订派则强调“拿证据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③
3.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一直致力于研究社会的大变动、历史的大关节和时代的大转折，而这些大变动、大关节和大转折的叠合，则是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在考订派那里，一个字的古义的辨识与天文学上发现一颗恒星有同等价值，他们主张小题大做，选题越小越好、越冷偏越好，走向极端者则沉醉于对历史的细枝末节的追逐之中而不能自拔。
4.在普及与专精、著史与考史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注重通史的写作与著述，特别关心历史读物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走的基本上是一种“史纂”的路子；考订派走的则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史考”的路子。在旧中国，特别是在20世纪20—30年代，考订派处在主流地位上，因此其所倡导的学风、路数、旨趣也就成为主流学风、主流路数，而史观派的学风、路数和述作则备受轻蔑。1949年后的中国，不只社会天翻地覆，学术界也同样乾坤倒转：史观派从边缘走向中心，由异端变为正统，考订派连同其路数则被放逐到史学界边缘，近50年的中国历史学、特别是50年代前期的历史学就是在这一大势下展开的。

未曾中断的考据学统
总的说来，50年代到80年代的史学史，是一部史观派地位上升、史料考订派地位下降的历史。尽管两派的地位置换在1949年后成为现实，但在新的格局之下，史料派的研究工作却仍在继续。史料派的研究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考据话语并未中断，许多学人仍在从事考据作业，其成果照常发表；二是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作陆续开展，并且取得了空前的业绩。
考据为史料派学人所擅长。让他们放弃考据，也就等于让他们放弃立身之本，这一点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众所周知，1949年后的顾颉刚、童书业等人就从没有放弃过考据工作。顾颉刚一直在从事《尚书》研究。其实，他对《尚书》的整理自1922年就已经开始。1951年，他以《尚书》为自己的专业，萦情于《尚书》今译工作，用半年时间将最艰涩难解的周诰八篇译出。1959年应历史所、中华书局之命，顾颉刚开始按全书整理《尚书》本文，分校勘、注释、章句、今译、评论数项，尤其在史事的考证上花费了极大精力。在做《大诰译证》时，他“以四年之力，易稿三次，成四十万言，不仅在文字、训诂、语法各方面尽力搜讨古今人之著作，一一为之批判接受，并考证周初史事，以周公东征，东方民族大迁徙为中心，自信甚多新见，足揭三千年前之史实”。顾颉刚对《尚书》的整理考证一直持续到其生命的最后阶段。①顾颉刚的弟子童书业，曾是“古史辨”派的中坚，发表的文章多为考据。1949年之后，他开始转向理论研究，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投注了大量精力，但考据工作并没有停止，其春秋左传研究就是明证。他时时关注《左传》，一有发现就写信告知顾颉刚，有时一封信达“万数千字”。从1965年开始，童书业全力投入《左传》研究，先后完成《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初稿，后来二者汇集为《春秋左传研究》一书。此书是对古史传说和西周、春秋重要史事的系统而全面的考证。他晚年从事的另一项关于美术史的研究，除少数评论性文字外，绝大多数是考据性的。甚至有人认为，童书业在研究理论时，仍在应用考据的方法。直到去世前的8个月，他还念念不忘考据，不但一如继往地肯定考据学的价值，还对考据学的规律进行总结。②与顾、童一样，其他来自旧学营垒的学者也在默默地进行考据工作，如陈寅恪研究柳如是，黄云眉考证明史，杨树达研究《汉书》，王仲荦清理北周地理志等等。不过此时的考据工作与以往显著不同，它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其独立性降低了。如顾颉刚就认为，整理《尚书》可以“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课题供给确定可靠的材料”。③这自然与以往“为考据而考据”有所区别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考据传统在《历史研究》杂志中延续了下来。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是中国大陆最具权威的史学专业期刊，它的办刊宗旨是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但属于旧史学范畴的考据文章也占了一定的比例。陈寅恪、顾颉刚、郑天挺等人的考证之作都曾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创刊伊始，陈寅恪就连续发表了《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论韩愈》两篇长文。④郑天挺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也在1958年发表。此文具有鲜明的史料考证性质，全文引用101条史料，以一万多字的篇幅来说明一条史料，以至于被认为是“唯史料论治学方法的典型”。⑤顾颉刚在1962年第4期《历史研究》上将其《〈尚书·大诰〉今译》结论摘要发表。这篇考证，“集合二三千年中留下来的资料，加上七八百年中学者们不一致的讨论，组织成一个历史系统”。
考据传统之所以能够在新史学的权威刊物中延续下来，主要是当时史学发展的形势使然。
1949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正统地位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此，在充实汇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力量的同时，还要对异己的学派进行改造，学习马列理论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既是学习，当然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学术研究。新成立的中国史学会的第一项工作，是编辑一套中国近代史料。高校中从事历史教学的教师们则从不同角度探讨经典作家的理论命题，只是通过编写教学讲义来交流学习经验。就全国范围而言，1950年代初的四五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尚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如郭沫若所说：“目前还得不到一本像样的通史，或其他各文化部门比较的专史”。①正是基于这一现实，《历史研究》才不得不向其他学派开放。在创刊号中，两类文章平分秋色。但不久以后，《历史研究》就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轨道，史料方面的文章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被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系统内的问题争论所淹没。但无论如何，考证路数在《历史研究》中是延续下来了。

考据或史料研究成果，不但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中时有发表，而且在1962年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园地———《文史》。创办这个刊物的初衷，就是为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却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开辟一块发表的园地。第1辑的《编者题记》中说：“所收辑的文章大抵偏重于资料和考据”。这是因为“积累和辨析资料”是学术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第一步”，《文史》要造就的是这样一种鲜明的风格，即“崇尚实学，去绝浮言”。②顾颉刚、陈垣、游国恩、于省吾、杨宽等人的文章不断在《文史》上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不过，它始终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无疑是目前中国史学研究的生力军之一。对整个中国史学界来说，这方面的具体成果可能还是次要的，其所体现的左右20世纪中国史坛的两大史学取向之间的那种合流或会通的趋势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在重材料尚考证的同时，并不轻理论卑方法，是这一趋势的最重要的特征。从事在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们恰到好处地将这两个方面均衡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尤其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者表现了高度的理论和方法自觉，正是这份自觉，让我们感到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学已趋于成熟。
像史料学派那样，甚至比史料学派更强调和突出材料的地位和意义，是社会经济史研究者极为引人注目的特色。“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是傅衣凌的名言。②吴承明认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应该“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征，论从史出”；他甚至倾向于肯定傅斯年的“史学本是史料学”的命题，认为“历史研究的惟一根据是史料”。然而由于“史料并非史实”，所以必须考证，对“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不先在史料考证上下一番功夫，没有鉴别考证史料的经验和修养，径行下笔为文，不是真正的史家。”③他因此十分推崇实证主义，将其视为治史之本、“史学的第一原则”④。在他看来，实证主义根本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
突出理论、重视理论是社会经济史学者的另一典型特征。无论是傅衣凌、吴承明，抑或是李伯重等，均十分重视理论，且不同程度地受惠于“理论”，如“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之于傅衣凌、“计量经济学理论”之于吴承明、“早期工业化理论”之于李伯重等。正如后者所说：“方法论在史学研究中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理论是断不可少的，“不应当号召学者退回到纯粹的考证工作上去”。⑤且他们一致主张应援用多种理论，因此强调“史无定法”。
“史无定法”这一治学箴言的提出⑥，是中国现代史学走向成熟的直接证明。“史观派”长期以来一直认定“唯物史观”是惟一科学的历史观，这就排除了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引入历史研究的可能性：“史料派”则坚决认定“史学只是史料学”，实证是惟一科学的方法，这从根本上排除了任何社会科学理论进入历史学的可能性。“史无定法”论一出，上述两极端应该俱消失于无形。吴承明认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发展经济学的方法、区域经济史的方法，乃至系统论的方法，都在选择之列。①在历史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取决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②而且在吴承明看来，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一切理论都可视为方法论：思维的方法或者论证的方法，没有例外。”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③即使这样，也”不能把全部经济史建立在某种单一的经济学理论上“。④用任何单一理论或单一模式解释历史都不行。这就是所谓”史无定法“的基本含义。祛除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所有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把所有这些理论都还原为从事历史分析的具体工具，从而为大规模引进和使用西方社会科学通则洞开方便之门，这可能就是”史无定法“论所将起到的革命和解放作用。历史学将有可能从此走在没有意识形态重负的学术之路上。
克服时起时伏、周而复始的两极对抗，在理论与史实、方法与材料、时代与学术的固有紧张之间，寻找到一条兼收并蓄的中庸之道，会通派的这一特点肯定会使它成为未来中国史学界一个极富活力的流派。笔者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史料派和史观派本身将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实际上，它们各自都有自己长久甚至永远的生命力。如同上文所说，在历史研究中是否采用理论，完全应视工作对象的需要而定。若是考订字义、辨别真伪、校勘版本，总之当从事史料学或古籍整理工作时，大概非依乾嘉旧规和20世纪的新考据学不可；但若要从整体上、宏观上、全局上把握人类历史演进的线索，揭示不同社会结构之间变迁嬗替的深层动因，真正做到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一定材料的基础上，则非援引某种学理和史观作依据、尤其是依据唯物史观不可。而要研究社会经济史，没有材料固然不行，没有理论特别是没有西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理的帮助也同样不行，在这个领域非需要跨学科不可，这就是会通派出现的缘由。所以，从现在直至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史坛正进入或已经进入一个史观派史学、史料派史学、会通派史学三足鼎立的多元格局。在这样一个多元互动的坚实平台上，中国史学定将迈向一个不辜负自己辉煌过去的新高峰！

此乃史学论文，王学典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