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在书房 　　

启功先生所重视的对于本科、硕士及博士“俱有充实之需要”的古代文化常识，在今天能否依赖于网络检索来获取呢？本文将手工检索与网络检索加以对比，就是为了说明：网络搜索虽然更为方便、快捷，也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节省了到图书馆借阅书籍的时间，但恰恰就是在这里——出现了知识结构的断层和知识传承的脱节。　　

作为一名老学生，拜读《启功书信选》，感到格外亲切，仿佛又看到启功先生家中高朋满座、鸿儒往来的情景，又在旁边倾听着先生与他人说书法、论艺术、品诗词，切磋学问，谈笑风生。其中有3通书信与先生当年讲授的古代文化常识课内容有一定关联，更是牵动了我的思绪。　　

1996年8月启功先生写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朱开轩的信，是针对当时学科目录调整，专门陈述“中文系原有之‘古典文献’课名，实有保留之用处”的理由，其中提到“启功曾讲‘文化常识’课一年之久，实际仅此一年，远远不够”；强调“文化常识不但对于整理古籍有用，即在其他社会科学方面，亦有一定之用处；不但博士、硕士乃至本科学生亦俱有充实之需要”；而掌握文化常识，“实于青年对于祖国文化不致脱节失传，且有拓宽、加深之作用。将来在其工作中不但少生差误，而更可有所提高”。由此联想到启功先生在1982年到1983年间曾经为我们82级硕士开设的古代文化常识课，我曾有幸聆听这门课程，至今记忆犹新。先生所讲授的古代文化常识，涉及目录、版本、诗词格律、文体、典故、官制、宗教等方面，内容丰富。时隔三十年，回味启功先生对青年人传承祖国文化的殷殷期待，思考古代文化常识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令人感怀弥深，肃然起敬。　　

其实，启功先生所讲述的课程内容来自陈垣等老先生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传授，还有自身多年来勤勉严谨的治学经验。《启功书信选》中有两通1962年3月“致王靖宪”的信，主要谈论有关典故检索问题；而先生1982年讲授的文化常识课就包括了典故知识，恰好可以和这两通信的内容互为佐证。　　

根据书信所述，南宋人陈郁《藏一话腴》中有一段文字涉及几个典故，大概是王靖宪询问典故出处，启功先生先后写了两通信，予以答复。　　

其中一通写道：
前查诸典故，“熊虎之状”一条，《渊鉴类函》中有之，但只注“《左传》越椒”，仍不知何年，所愧经书不熟，必须乞灵于《春秋三传引得》（哈佛燕京出版者），则“鲁僖司马”亦可从而解决矣。《引得》吾校虽有，但不在本系中，借阅须迟时日，了解在何处，可能为历史系借去，如向北京图书馆查阅，则准有无疑。　　

虽然先生所提到的典故，我们没查过，但所翻检的类书、引得等，先生在给我们上课时曾详细讲述并布置作业。于是，我根据现在比较方便得到的书籍，重新查检上述典故，作为温习功课，也借以窥探文化常识的具体内容。　　

其次，从《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中“人事典”找到“眉部”，在“眉部纪事”中果然有“竹书纪年：帝尧……眉八彩”的记载。　　

最后，关于“鲁僖司马秀眉事”，查检《春秋经传引得》以及《左传》，确实找不到出处。上述检索过程说明：要找到古人所用典故的出处，可以利用类书、经书引得、史书索引等工具书。掌握这些工具书及其检索方法就属于文化常识。　　

在当今的网络时代，大部分古籍已经数字化，《古今图书集成》《二十五史》《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丛书都开发了便于检索的数据库；甚至遇到问题上网查百度百科等搜索引擎，也成了今人的一种思维习惯。为了进行对比，不妨再用百度对上述几个典故进行搜索。网络可以说是一个堆满了信息碎片的无底洞，当输入一个关键词，点击“百度一下”，立刻出现了任意链接的相关网页。使用者无法预知能否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也不知道自己检索的知识会出现在哪些网页，甚至会被完全无关的某个网页所牵制，不知不觉中偏离了最初的检索目的。当然，如果目的明确，心无旁骛，也会在网页中找到一些相关信息，甚至会有意想不到的链接结果。例如，王充《论衡·骨相篇》有“尧眉八彩”的句子；韩愈《原性》一文已经将“杨食我之生也”与“越椒之生也”相提并论了。然而，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这些自动链接的资料只能作为参考，必须进一步核对权威的古籍版本，进行详细的注释；而不能将百度所显示的网页地址作为原始出处，以免发生以讹传讹的问题；而要得出启功先生的考据结论，就不是这种链接结果可以解决的了。　　

让我们回到开头，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启功先生所重视的对于本科、硕士及博士“俱有充实之需要”的古代文化常识，在今天能否依赖于网络检索来获取呢？本文将手工检索与网络检索加以对比，就是为了说明：网络搜索虽然更为方便、快捷，也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节省了到图书馆借阅书籍的时间，但恰恰就是在这里——出现了知识结构的断层和知识传承的脱节：你无需去翻检《春秋经传引得》，更不会借此去查阅《左传》，也就无从获得老一辈学者“所愧经书不熟”，必须借助经传引得的治学经验；你不用翻检《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类书，也就无法了解中国传统类书所特有的编纂方式和分类体系，更无从比较其与西方百科全书不同的知识体系；你没有经历一次次思考从何入手以及一页页翻检的艰辛过程，也就不会对最终找到的答案（如典故出处）有深刻记忆，实际上也失去了博览群书、触类旁通、相互印证、厚积薄发的知识基础。简单说，通过网络检索，我们看不到实实在在的书籍版本、一本本或一页页相互关联的内容体系，因而失去了有关传统文化典籍的整体性知识。实际上，本人上述手工检索过程和对比分析也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的——这就是当年启功先生所讲授的文化常识以及所布置的作业练习。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对迅猛发展的检索技术及其对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冲击，保持一种警醒和反思的学术态度。　　

总之，从手工检索到电子检索，从博览群书到浏览网页，这种变化过程对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阅读印刷书籍培养出一种层级的、线性的、序列的思维模式；而浏览网络培养出来的是非线性、非层级、非序列的思维模式。如今无论博士、硕士还是本科生都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古籍数据库来搜索信息，这为论文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为了延续老一辈学者勤勉严谨、考据求实的治学态度，使“祖国文化不致脱节失传”并拓展到更为深广的学术领域，依然需要首先掌握古代文化的常识，具有博览群书的功底，也就是要努力回到传统阅读。换一个角度说，目前的古籍数据库也是根据古代典籍的特点而开发的，如利用古今图书集成网站，依然需要了解原书的分类体系，正如启功先生在信中所强调的：“先具广阔之文化常识，基础既具，则专门学科之深度，不难有所进益。”只有具备了古代文化常识，才能更好地把握各种（印刷的、网络的）检索工具，进入到见微知著、博览群书的学术境界。还要指出的是，信息检索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促进人们养成严谨治学的风气，反而助长了依赖网络而随手粘贴、不求甚解的习惯。启功先生当年所批评的由于不懂文化常识而出现差误甚至成笑柄者，在今天依然不一而足。来新夏先生在“敬读启功先生书札”后，评价“其认真严肃之态度，更使一般世俗之信口开河、哗众取宠之流为之赧颜”，也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的。

谨以此文缅怀启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