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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的晚上——我在出诊回来的途中(此时我已又开业行医),正好经过贝克街。那所房子的大门,我还记忆犹新。在我的心中,我总是把它同我所追求的东西并同在"血字的研究"一案中的神秘事件联系在一起。当我路过那大门时,我突然产生了与福尔摩斯叙谈叙谈的强烈愿望,想了解他那非凡的智力目前正倾注于什么问题。他的几间屋子,灯光雪亮。我抬头仰视,可以看见反映在窗帘上的他那瘦高条黑色侧影两次掠过。他的头低垂胸前,两手紧握在背后,迅速而又急切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我深悉他的各种精神状态和生活习惯,所以对我来说,他的姿态和举止本身就显示出那是怎么一回事——他又在工作了。他一定是刚从服药后的睡梦中起身,正热衷于探索某些新问题的线索。我揿了揿电铃,然后被引到一间屋子里,而这间屋子以前有一部分是属于我的。
他的态度不很热情,这种情况是少见的,但是我认为他看到我时还是高兴的。他几乎一言不发,可是目光亲切,指着一张扶手椅让我坐下,然后把他的雪茄烟盒扔了过来,并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气炉。他站在壁炉前,用他那独特的内省的神态看着我。
“结婚对你很合适,”他说,“华生,我想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你体重增加了七磅半。”
“七磅。"我回答说。
“真的!我想是七磅多。华生,我想是七磅多一点。据我的观察,你又开业给人看病了吧。可是你过去没告诉过我,你打算行医。”
“这你怎么知道的呢?”
“这是我看出来的,是我推断出来的。否则我怎么知道你最近一直挨淋,而且有一位最笨手笨脚和粗心大意的使女的呢?”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我说,“你简直太厉害了。你要是活在几世纪以前,一定会被用火刑烧死的。的确,星期四我步行到乡下去过一趟,回家时被雨淋得一塌糊涂。可是我已经换了衣服,真想象不出你是怎样推断出来的。至于玛丽·珍,她简直是不可救药,我的妻子已经打发她走了。但是这件事我也看不出你是怎样推断出来的。”
他自己嘻嘻地笑了起来,搓着他那双细长的神经质的手。
“这些事本身很简单,”他说,“我的眼睛告诉我,在你左脚那只鞋的里侧,也就是炉火刚好照到的地方,其面上有六道几乎平行的裂痕。很明显,这些裂痕是由于有人为了去掉沾在鞋跟的泥疙瘩,粗心大意地顺着鞋跟刮泥时造成的。因此,你瞧,我就得出这样的双重推断,认为你曾经在恶劣的天气中出去过,以及你穿的皮靴上出现的特别难看的裂痕是伦敦年轻而没有经验的女佣人干的。至于你开业行医嘛,那是因为如果一位先生走进我的屋子,身上带着碘的气味,他的右手食指上有硝酸银的黑色斑点,他的大礼帽右侧面鼓起一块,表明他曾藏过他的听诊器,我要不说他是医药界的一位积极分子,那我就真够愚蠢的了。”
他解释推理的过程是那么毫不费力,我不禁笑了起来。"听你讲这些推理时,"我说,“事情仿佛总是显得那么简单,几乎简单到了可笑的程度,甚至我自己也能推理,在你解释推理过程之前,我对你推理的下一步的每一情况总是感到迷惑不解。但我还是觉得我的眼力不比你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