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中国的一部纪传体通史，被人们称为信史，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花了13年的时间所完成的。全书共一百三十卷，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有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史记》是历史上第一本“纪传体”史书，它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从此以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和列传两部分，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起初是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 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其内容包括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在自然地理方面，所记大小河流有1252条，从河流的发源到入海，举凡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水量和水位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以及沿河所经的伏流、瀑布、急流、滩濑、湖泊等等都广泛搜罗，详细记载。所记湖泊、沼泽500余处，泉水和井等地下水近300处，伏流有30余处，瀑布60多处。所记各种地貌，高地有山、岳、峰、岭、坂、冈、丘、阜、崮、障、峰、矶、原等，低地有川、野、沃野、平川、平原、原隰等，仅山岳、丘阜地名就有近2000处，喀斯特地貌方面所记洞穴达70余处，植物地理方面记载的植物品种多达140余种，动物地理方面记载的动物种类超过100种，各种自然灾害有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地震等，记载的水灾共30多次，地震有近20次。在人文地理方面，所记的一些政区建置往往可以补充正史地理志的不足。所记的县级城市和其他城邑共2800座，古都180座，除此以外，小于城邑的聚落包括镇、乡、亭、里、聚、村、墟、戍、坞、堡等10类，共约1000处。在这些城市中包括国外一些城市，如在今印度的波罗奈城、巴连弗邑、王舍新城、瞻婆国城等，林邑国的军事要地区粟城和国都典冲城等都有详细记载。交通地理包括水运和陆路交通，其中仅桥梁就记有100座左右，津渡也近100处。经济地理方面有大量农田水利资料，记载的农田水利工程名称就有坡湖、堤、塘、堰、堨、覩、墱*、坨、水门、石逗等。还记有大批屯田、耕作制度等资料。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包括采矿、冶金、机器、纺织、造币、食品等。所记矿物有金属矿物如金、银、铜、铁、锡、汞等，非金属矿物有雄黄、硫黄、盐、石墨、云母、石英、玉、石材等，能源矿物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兵要地理方面，全注记载的从古以来的大小战役不下300次，许多战役都生动说明了利用地形的重要性。除了丰富的地理内容外，还有许多学科方面的材料。诸如书中所记各类地名约在2万处上下，其中解释的地名就有2400多处。所记中外古塔30多处，宫殿120余处，各种陵墓260余处，寺院26处以及不少园林等。可见该书对历史学、考古学、地名学、水利史学以至民族学、宗教学、艺术等方面都有一定参考价值。以上这些内容不仅在数量上惊人，更重要的是作者采用了文学艺术手法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所以它还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在文学史上居有一定地位。它“写水着眼于动态”，“写山则致力于静态”，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散文的集锦，神话传说的荟萃，名胜古迹的导游图，风土民情的采访录”。《水经注》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仅就描写的瀑布来说，它所用的词汇就有：泷、洪、悬流、悬水、悬涛、悬泉、悬涧、悬波、颓波、飞清等，真是变化无穷。所以我们说《水经注》不仅是科学名著，也是文学艺术的珍品。如此丰富的内容，其价值自不待言。这里仅就历史地理方面来说，就有取之不尽的功效，侯仁之教授曾利用它复原了北京周围古代水利工程，研究了毛乌素沙漠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运用它来研究古代水道变迁，湖泊湮废、地下水开发、海岸变迁、城市规划、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等等诸多课题。《水经注》有如此深远影响，这与郦道元治学态度的认真是分不开的。为了著作此书，他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引书多达437种，辑录了汉魏金石碑刻多达350种左右，还采录了不少民间歌谣、谚语方言、传说故事等，并对所得各种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亲自实地考察，寻访古迹，追本溯源，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本书实际上是我国北魏以前的古代地理总结，书中许多珍贵资料早已失传，不少人从中可以辑佚或校正一些古籍。《水经注》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水经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写，还被作为文学作品受到后人高度评价。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资治通鉴》[2]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3]），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孙子兵法》是中国最古老、最杰出的一部兵书，历来备受推崇，研习者辈出。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可能包括孙武后学弟子们写作的内容，也可能有很多篇已佚失），但司马迁《史记》亦有记载，（孙武）以兵法见於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一般称《孙子兵法》都是说有十三篇。《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三大兵书之一，而且最享大名的书本。

　　《黄帝内经》是我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也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思想。
【内容】
《黄帝内经》成书于大约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 她的博大精深的科学阐述，不仅涉及医学，而且包罗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令人颇感惊讶的是，中华先祖们在《内经》里的一些深奥精辟的阐述，虽然早在2000年前，却揭示了许多现代科学正试图证实的与将要证实的成就。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大医家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均深受《内经》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无不刻苦研读之， 深得其精要，而终成我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医。
【价值贡献】
《黄帝内经》作为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思想基础及精髓，在中华民族近二千年繁衍生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它的医学主导作用及贡献功不可没。 试想，大略700年前，欧洲鼠疫暴发， 有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虽也有瘟疫流行， 但从未有过象欧洲一样惨痛的记录，中医药及《内经》的作用由此可以充分展示。
《黄帝内经》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黄帝内经》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天工开物》全书详细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又绘制了一百二十三幅插图。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又细分做十八卷。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我国古代物理知识大部分分散体现在各种技术过程的书籍中，《天工开物》中也是如此。如在提水工具（筒车、水滩、风车）、船舵、灌钢、泥型铸釜、失蜡铸造、排除煤矿瓦斯方法、盐井中的吸卤器（唧筒）、熔融、提取法等中都有许多力学、热学等物理知识。此外，在《论气》中，宋应星深刻阐述了发声原因及波，他还指出太阳也在不断变化，“以今日之日为昨日之日，刻舟求剑之义”（《谈天》）。他的著作都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如在“五金”卷中，宋应星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地论述锌和铜锌合金（黄铜）的科学家。他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这是我国古代金属冶炼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大规模炼锌的国家。宋应星记载的用金属锌代替锌化合物（炉甘石）炼制黄铜的方法，是人类历史上用铜和锌两种金属直接熔融而得黄铜的最早记录。特别是，宋应星注意从一般现象中发现本质，在自然科学理论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抟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於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大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论语》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德，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君子不器。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倪，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大学》概述
​《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至于《大学》的作者，程颢、程颐认为是“孔氏之遗言也”。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就是说，“经”是孔子的话，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
《大学》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经朱熹编排整理，划分为经、传的《大学章句》本；一是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古本，即《礼记》中的《大学》原文。以朱熹《大学章句》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本篇就是采用的《大学章句》本。
“大学”是对“小学”而言，是说它不是讲“详训诂，明句读”的“小学”，而是讲治国安邦的“大学”。小学即：“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大学”是大人之学，古人十五岁入学，学习伦理、政治和哲学等“穷理正心，修礼治人”的学问，实则是学习如何参与国家政治。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也”。经一章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在八个条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十章分别解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明德是指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亲民是指让人们革旧图新。止于至善是指要达到最好的境界。本末是指做事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格物、致知是指穷究事物的原理来获得知识。诚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修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齐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治国、平天下是谈治理国家的事。怎样治理国家呢?首先要作表率；自己讨厌的，不加给别人；要得众、慎得、生财、举贤。“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见贤能举，举而能先。《大学》寄托了古人内圣外王的理想。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作者为孔子后裔子嗣子思，后经秦代学者修改整理。《中庸》是被宋代学人提到突出地位上来的，宋一代探索中庸之道的文章不下百篇，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章句》，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就是即不善也不恶的人的本性。从人性来讲，就是人性的本原，人的根本智慧本性。实质上用现代文字表述就是“临界点”，这就是难以把握的“中庸之道”。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
中庸·中国画[名词]中国古代哲学观点，出自儒家文化的《中庸》。第一层意义：中不偏，庸不易。是指人生不偏离，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这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成功之道。孔子有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第二层意义：指中正、平和。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如果失去中正、平和一定是喜、怒、哀、乐太过，治怒唯有乐，治过喜莫过礼，守礼的方法在于敬。所以月牙山人说：只要保持一颗敬重或者敬畏的心，中正、平和就得以长存，人的健康就得以保障。第三层意义：中指好的意思，庸同用，即中用的意思。指人要拥有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在其位谋其职。

《春秋》是儒家的经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王安石甚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春秋》原本秦代以后已经失传，现在流行的版本是由《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中拼凑的。
《春秋》又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各国史书有专名的，如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杌》（见《孟子·离娄下》）。鲁国史书专名《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叙述晋平公派遣韩宣子（起）出使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不过韩起所看到的《鲁春秋》，一定是从周公姬旦叙起，才能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现存的《春秋》，才从鲁隐公叙起。隐公父亲惠公以上的鲁国历史原始记载已经完全亡佚。《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就是说，对太子，用史书教授他。《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就是指周朝、燕、宋、齐诸国都有史书，墨子曾读过。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吧。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2]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伤寒杂病论--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张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古中国传统中医学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生平古“东原”（今山东东平），公元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有时简称《易》。三易（连山易、归藏易、
理学家朱熹周易）之一。儒家尊为之首。玄学、道教奉为三玄之一对其性质，认识不一，主要有以下观点：卜筮书。《周易·系辞上》具体介绍大衍之数的卜筮法，卦爻辞中有大量的吉凶占语，史书认为《易经》之所以免遭秦火，正因其为卜筮书。宋朱熹《周易本义》主此观点，近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李镜池《周易探源》等亦持此说。哲学书。庄子认为“《易》以通阴阳。”阴阳问题是中国哲学基本问题。近代有学者认为《周易》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哲学着作。历史书。讲述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章太炎《易论》） “乾坤两卦是绪论。阮济、未济是余论，自屯卦至离卦，为草味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时代之史。”（胡朴安《周易古史观》），另有学者或以为《周易》为商周之史。或以为是奴婢起义史，或以为是用谐音隐文体和卜筮外形写成的一都特殊史书。尚有他说，所据不一。一般认为《周易》经文为占筮书，但其内容涉及历史、社会、制度，范围极广，且蕴涵一定哲理。而《周易》传文则是哲学著作。故《周易》含有卜筮、哲学、历史、科学等多种成分。《周易》的主要特点是以八卦、六十四卦、象数为模型、以占筮为形式，模拟演绎、预测宇宙万物的起源、结构、运动变化的规律。其卦爻象符号系统和卦爻辞文字系统互相诊透补充，构成“任何数目都可以套进去”的“宇宙代数学”。（冯友兰《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代祝词》）虽带有神秘的占卜色彩。但蕴含较深刻的理论思想和朴素的辩证观念。书中精义乃是对天道与人理的综合探索，凝聚着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几千年来，《周易》原理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渗透到古代社会科技的各个领城，融化进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之中，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调，启迪和推动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源头活水。编辑本段名称释义周易，中国古代研究、占测宇宙万物变易规律的典籍。包括《易经》和《易传》两大部分。《易经》内容包括六十四卦卦象、卦辞、爻辞。每卦六爻，六十四卦为三百八十四爻。即有六十四卦辞、三百八十六爻辞（乾、坤二卦分别多出用九、用六爻辞）。文字古奥，蕴义精深。《易传》是对《易经》所作的解释。共有十篇：《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又称《十翼》。对其书名。理解不一。“周”有周代、周地、周遍、周环等不同解释，“易”有变易、易简、不易、交易、对易等不同解释。关于作者和成书年代向有争议。《汉书·艺文志》提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认为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六十四卦、作卦爻辞，孔子作传解经。“五四”以后，史学界提出怀疑，有周初说、春秋中期说、战国说等不同观点。现存主要版本有两种：通行本与马王堆帛书本。影响最大的通行本有魏王弼注本、唐孔颖达疏本（即《周易正义》）、宋朱熹《周易本义》本。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与传世各家《易》本均有不同，是现存最早的别本。《周易》注本，古今不断，多达千余种，影响较大的有：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孔颖达《周易正义》、宋程颐《程氏易传》、朱熹《周易本义》，现代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