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比较一下中国的人民公社模式与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以粮食产量为例，1928年苏联开始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时粮食产量为7330万吨，1953年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时粮食产量为8250万吨，25年间增长了14%；而中国前30年以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1952年为起点至1978年，粮食产量由16392万吨增至30475万吨，26年间增长了85%，以实现人民公社化的1958年为起点至1978年，粮食产量由20000万吨增至30475万吨，20年间增长了52%。这一时期苏联最高粮食产量为9564万吨，比十月革命前最高粮食产量8600万吨增长了11%，而中国前30年的最高粮食产量为30475万吨，比解放前最高粮食产量15000万吨增长了102%。而且，这一时期苏联粮食产量很不稳定，经常发生大的减产，而中国60年代中期开始，粮食产量比较稳定，1965年至1978年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减产。再考虑到中国前30年社队工业蓬勃兴起，合作医疗等农村福利体制的建立等因素（苏联这些方面做的远不如中国），完全可以说，中国的人民公社模式优于苏联集体农庄模式。

再比较一下中国改革后的包产到户模式与苏联在坚持集体农庄模式下进行改革的情况。以粮食产量为例，苏联1953年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时粮食产量为8250万吨，1976年苏联人均粮食产量跃居世界第8位，到1978年苏联粮食产量达到了目前为止的历史最高水平，约为23700万吨，25年间增长了177%，人均粮食产量从1953年的　432公斤　增至1978年的　912公斤　的目前为止的历史最高水平，25年间增长了111%；而中国1978年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时粮食产量为30475万吨，到200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了目前为止的历史最高水平52850万吨，30年间增长了73%，人均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　318公斤　增至1996年的　406公斤　的目前为止的历史最高水平，18年间增长了28%。
从城乡差别看，苏联这一时期城乡差别在缩小，1965年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6.5卢布，农村集体农庄庄员月平均报酬为51.3卢布，二者比例为1.88:1；1981年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72.5卢布，农村集体农庄庄员月平均报酬为122.1卢布，二者比例为1.51:1；而中国这一时期城乡差别却显著扩大了，1985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90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为397元，二者比例为1.74:1；2008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4700元，二者比例为3.33:1。再考虑社会因素，完全可以说，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优于中国改革后的包产到户模式。

这样一来就非常清楚了：中国的人民公社模式优于苏联集体农庄模式，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优于中国改革后的包产到户模式。即使包产到户头几年的增产也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措施带来的，包产到户不仅没有什么效益，而且可以说是负效益。

除了和没有搞包产到户的苏联比较，还可以把今天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和实行包产到户村子做对比。今天江苏华西村、兴东村、浙江上园村、腾头村、湖北洪林村、尧治河村、山东房干村、得利斯村、河南刘庄村、南街村、山西大寨村、皇城村、陕西阳山庄、辽宁西洋村等等的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共同富裕，尽管这些村子也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应该没有什么人否认这些村子比小岗村这样的单干村强的多。这一切清楚的表明了，包产到户对农村的发展是否有利，中国农村改革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中国的“亿元村”、富裕村（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北京的韩村河等），都是不搞“土地分包到户”，而是“发展适度规摸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村子。而最早被各报大力宣传的“包产到户的先行村”——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至今没有富裕起来。小岗村的农民自我概括说：大包干后，三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进入富裕门。

前三十年（也就是所谓毛时代），农民收入低是事实。原因何在，说透了很简单，国家牺牲农民利益来进行工业积累。粗略说，就是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农产品价格压得极低，工业品价格规定较高。这有道理吗，没道理。但是，没办法。中国要补上工业化这课，就需要大量资金和市场。老牌发达国家靠掠夺殖民地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不可能走这条路。就只能剥削本国人民。这是无可选择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