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安静的地方

从现在开始，我会一字不差的写下这本书。。

序言
十年前，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这一句话，把我推到今天。
话很普通，只是一句常识，做起这份工作才发觉它何等不易，“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
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蒙昧就是我自身，像石头一样成了我心里的坝。

这本书中，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因为工作原因，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他们是流淌的，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

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己。
陈虻去世后，我开始写这本书，但这本书并非为了追悼亡者——那不是他想要的。他说过，死亡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无意识，那才相当于死。他所期望的，是我能继续他曾做过的事——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

十年已至，如他所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二〇〇〇年，我还是湖南卫视“新青年”主持人，进了央视后，这个头发很快被剪短了，穿上了套装，坐在主播台上，想着自己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不知道怎么才能忘掉自己。陈虻说:“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一、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二〇〇〇年，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是陈虻。”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是想我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
“谁？”
“我，陈虻……没给你讲过课？”
“你哪个单位的？”
“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找你合作个节目。”

我们在央视后面梅地亚酒店见了面。
我打量他，中长头发，旧皮夹克耸拉着，倒不太像领导。他跷着二郎腿，我也跷着。
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吗？”
哟，中央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么？
我二十三四岁，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
“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他都气笑了:“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
“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他开了口。
“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你来吧。”
“我不去。”
我有我的节目，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人物采访，很自在，用不着签约，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录完拿现金。“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
他也不生气，把烟头按灭了，站起身:“这样，你来参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

我要做的这个节目叫“时空连线”，每天十六分钟的时事评论，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我之前从没做过新闻，陈虻也没看过我在湖南卫视的节目，不过直觉告诉我最好别问他是怎么发现我的，这种人绝不会按正常方式回答你，还是少说少问为妙，免受羞辱。他只说了句:“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
年会的晚上有人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挺像面试。后来才知道，白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
大家跟我聊，他只插空问了两个问题:“你喜欢谁的音乐？”我好像说的是平克·弗洛伊德。他问:“华人的呢？”“罗大佑。”他没再问什么，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做好长跑的准备。”

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我自己联系好医生、生孩子的人、社会学家，约好演播室，化好妆坐进去，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看了一眼:“有点像小敬一丹。”陈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就代表认可啦。”
现场采访只录了三十分钟，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就顺利结束了。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在纸上遍完稿子，让同事们帮忙剪片子送审，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来，在办公准上挂只大画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还弄个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办公室人脸色，知道审片结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转述最狠的话，只说已经这样了，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
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我越听心底越冰，把结尾一改再改，但已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