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森曾说过，施特劳斯与尼采一样捍卫古典贵族的知觉，尼采拒绝理论真理而倾向于艺术，施特劳斯则拒绝理论真理倾向于审慎。这种“审慎”并非趋于复古，而是对古典主义姿态的回归。在这方面，施特劳斯或者更象一个尼采主义者。无论如何，在永恒回归的转轴上，我们能够找到施特劳斯的位置，这已足够。

施特劳斯在《城邦与人》当中对哲学的解释是，哲学乃是“首先为我们而是的东西”通向“那由其本性而是的东西”的上溯。此种上溯要求“首先为我们而是的东西”尽可能充分地按照那种它先于该上溯而进入事业的方式而被理解。正因如此，施特劳斯承认海德格尔是正确的。古典哲学在自然的、前科学的认识中为自己提供依据。同样，本斯看到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的共同点，科学与哲学，必须回到日常经验的世界，或者说，必须重新反思构成人类理解力的基础。

本斯的文章更偏于谈论分歧，即经验世界中施特劳斯、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分歧。很多哲学家往往因为“质疑”走到一起，又因“择求”而分道扬镳。历史的沉积物需要清理，这是现象学家们达成的共见。在此共见之下，胡塞尔首先认为，先验主体性支撑并构建了自然经验世界与“客观的”科学世界二者。客观性，即普遍的主体性，被理解为主体际的，不可否认的一致赞同。就此看来，胡塞尔仍然追随康德的路数。在《科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书中，胡塞尔一开篇就提到，在源初的开端，哲学便提出了作为严格科学的要求。这种科学应该受到一种纯粹理性规范指导生活。这种理性来自于生活经验，并且不断地回到生活经验当中完善自己。这是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哲学的使命。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的批评：历史主义者假设一个世界，一个无所不包的观点，理解和认识在这世界和观点中发生。

随着胡塞尔的“择求”，在“先验”与“主体的普遍一致”中止步，海德格尔对伦理学之拒斥被施特劳斯视为其伟大性之标志。在马克斯·舍勒那里，海德格尔发现了“宗教动机”。关于“宗教动机”，马克斯·舍勒曾经有一段阐释：一切（本身和理的、实即必然的）目的论说明，首先在世界作为一种被肯定的价值的前提下，必然地成为一种对世界和世界程序的虔诚的考查方式，海德格尔将其描述为“被给予的在充满感谢的领受中之运思”。这样一种“运思”取决于人的本真性。海德格尔论证，决心乃操心（care）的本真性。在我看来，Care被理解为“关注”似乎更为合适。前不久，我在陈家琪教授的《历史性的永恒问题》中读到阿·舒茨一段关于care的论述：“它（关注）界定了我们那与我们相关的世界的范围；它连接着我们那不断流动着的思想流；它决定了我们记忆的广度与功能；它--用我们的语言来说－－或者使我们生活在我们现在的、指向其客体的经验之中，或者使我们通过一种反思态度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的经验，并且要求它们的意义。”海德格尔要求care的本真性，并认为那是真正适合于人的东西－－人类之生存源初便是实践的生存。

在这个基础上，海德格尔区分了三种德行：一、世故的行德；二、依据蓄意之选择行德；三、从一固定不变的性情出发去行德。无论对海德格尔还是对于施特劳斯专注的古典哲学，德行之品阶次序，都是资质决定的。这是天然差异的结果。本斯看来，海德格尔在这一道路上设置了一些学理障碍。本真性固然应该拒绝被驯化，然而本真性却不该迷失其意义。厘清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种种联系，施特劳斯看到，海德格尔的“决心”在不澄清起目的的情况下被抬高了－－批判存在着，批判的目的与立场被取消。在这一背反中，正是国家社会主义使得英雄主义堕落与败坏。我本人并不赞同这种说法，但我无比赞同弗林斯在谈到马克斯·舍勒时所云，舍勒哲学乃是以“肯定的价值”为前提的，这个前提如此之重大，因此面临灾难时，舍勒必然会与肯定价值的目的，即“作为存在的生命整体”站在一起，如果不去讨论这个重大前提，存在本身则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