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旱灾害首先使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魏道武帝天赐元年“夏五月，北巡。自参合陂东过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辎重数百乘，杀百余人。”这是在行途中遇到暴雨而冲走了辎重，使百余人被淹死。我们前文所引述的《魏书》卷一百一十二《灵徵志》的材料，如太平真君九年九月“南豫、朔二州各大水，杀千余人.

”正始二年三月，“青、徐州大雨霖，海水溢出于青州乐陵之隰沃县，流漂一百五十二人。”这是因为大雨造成海水倒流而将152人冲入海中，反映了水灾对民众生命财产的影响。太和十四年秋高闾在所上的表中言“奉癸未诏书，以春夏少雨，忧饥馑之方臻，愍黎元之伤瘁，同禹汤罪己之诚，齐尧舜引咎之德。

南安王桢在“太和二十五年五月至邺，入治日，暴风大雨，冻死者十数人。”延昌二年“熙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风寒雨，冻死者二十余人，驴马数十匹。”〔３〕上述两个暴风雨发在夏季的五月和七月，反而使民众冻死，所造成的灾害都是突发性的，也反映了民众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之低。

。永平三年“夏四月，平阳郡之禽昌、襄陵二县大疫，自正月至此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史书没有记载在永平三年所发生的疾疫流行的原因，我分析可能是旱灾之后所引起的。正光二年八月“今春夏阳旱，谷籴稍贵，穷窘之家，时有菜色。”很显然也是因旱灾造成民众的穷困。

《魏书》卷十六《京兆王黎传附继子叉传》云“又闻自叉专政，亿兆离德，重以岁时灾厉，年年水旱，牛马殪踣，桑柘焦枯，饥馑相仍，菜色满道，妖灾告谴，人皆叹息。瀍涧西北，羌戎陆梁。泗汴左右，戍漕流离。”这可以说是北魏末年水旱灾害流行对民众生存所带来威胁的真实写照。

孝文帝在太和二年二月所下的诏书中即指明了自然灾害的危害“今东作方兴，庶类萌动，品物资生，膏雨不降，岁一不登，百姓饥乏，朕甚惧焉。”这恐怕是中国封建时代统治者心声的真实表露，因天旱而无法播种，就有可能导致农作物一年没有收成。宣武帝景明三年春二月戊寅，诏曰“自比阳旱积时，农民废 殖。

熙平元年五月，孝明帝下诏“炎旱积辰，苗稼萎悴，比虽微澍，犹未沾洽，晚羡兼尚书、假散骑常侍，持节诣州，随方赈恤，多有 所济。”封回在孝明帝初年任瀛州刺史，“时大乘寇乱之后，加以水潦，百姓困乏。回表求赈恤，免其兵调，州内甚赖之。”

诸多使节或地方官员开仓赈济百姓，是当时情况下救济灾民的重要措施。北魏政府所采取的救灾赈灾措施的另一个方式是对于灾情较轻而民众又有粮食可食的地区采取减免租税的政策。泰常三年八月，因雁门、河内大雨造成水灾，明元帝采取“复其租税”的政策。

到了九月甲寅，明元帝又“诏诸州调民租，户五十石，积于定、相、冀三州。”集民租以防灾害是从长远发展着手的。太武帝延和三年正月诏曰“故频年屡征，有事西北，运输之役，百姓勤劳，废失农业，遭离水旱，致使生民贫富不均，未得家给人足，或有寒穷不能自赡者，朕甚愍焉。

今四方顺轨，兵革渐宁，宜宽徭赋，与民休息。其令州郡县隐括贫富，以为三级，其富者租赋如常，中者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刺史守宰当务尽平当，不得阿容以罔政治。明相宣约，咸使闻知。”对于遭受灾害的地区经济条件不同的民众采取“租赋如常”、“复二年”、“复三年”的方式使百姓渡过难关。

因刘洁的上表全国民众免除了一年的租赋。孝明帝时，辛穆任汝阳太守，“值水涝民饥，上表请轻租赋。帝从之，遂敕汝阳一郡，听以小绢为调。”“小绢为调”即说明减轻了租税负担。《魏书》卷四十四《薛野月者传附子虎子传》记载，薛虎子为徐州刺史，“州内遭水，二麦不收，上表情贷民粟，民有车牛者，

求诣东兖给之。并如所奏，民得安堵。”可以说是用借贷的方式帮助民众度过灾荒。北魏政府采取的救灾赈灾的又一个措施是移民。明元帝永兴年间“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馑。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于是分简尤贫者就食山东。”

关于此次移民，北魏中央政府曾经有过争论，但移民之后北魏政府则因此而转危为安则是历史的真实。

《武卫将军谓传附兴都子东阳王丕传》云高祖、文明太后引见公卿于皇信堂，太后曰“今京师旱俭，欲听饥贫之人出关逐食。如欲给过所，恐稽延时日，不救灾窘，若任其外出，复虑奸良难辨。卿等可议其所宜。”元丕认为“诸曹下大以上，人各将二吏，别掌给过所，州郡亦然，不过三日，给之便讫，有何难也？”

高祖听从了元丕的建议，移民“四日而讫。”宣武帝延昌元年四月下诏“诏河北民就谷燕恒二州。辛未，诏饥民就谷六镇。”可见到北魏的中后期仍然有通过移民来解决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