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磐岭
我的老师王永元居士,又名钝根、力农居士,1917出生,从小信佛,爱看佛经,青年皈依三宝后,志愿献身佛教事业。他钻研教理,精通各宗,善写文章,被当时的苏州灵岩山寺妙真老和尚器用,创办灵岩山西有研究社。此社于1948年扩编为灵岩山寺净宗佛学院(1981年改为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老师教授古文,兼讲天台宗,得到当年佛教界缁素一致赞扬。其后亦曾任编辑多年,当时的主编是游有维居士。
我始终认为,老师并无甚毛病,而何以要走?想来却深觉惭愧。听福遐说,老师在那几天前曾说:“佛菩萨度众生,众生其实不要伊拉度,这里众生都觉得蛮适意。”想老师这句话恐是在说我。每回想起,背脊骨里总汗毛卓竖。与老师这些年,总觉得今后日子多得是,故慵懒少动而不勤亲近,竟至于疏阔不接。
老师何等样人?想十多年前,那时好多大德老居士皆在世,我差不多访遍江浙一带佛教老人,多因缘不契。直到到老师这里,一见即心钦。心谓:能依此老必有所获。终安心依止而不他往。虽然老师以其谦逊澹泊,始终未许以师生相见,而我一直是坚执弟子礼。
像老师这样的饱学人,如今世上是绝少的。其所著发表佛教文字,前后相续有七八十年,俱不见真名。晚年则常用钝根凡夫、王东村之类署作。他曾说,写文字只是要告诉道理与人家,而不是要人家晓得自家名字。他是真正抛却名利的人。记得十多年前,《天台宗纲要》在佛教内部流通,那时署名作者是静权法师。老师见之只淡淡说了句,这是我写的嘛,怎去写了静权法师?我们当时实在惊诧而又窃喜。老师却置却不再问。而好多年后,山东有位居士发文说此书是个叫王永元的人写的,冒充天台大德静权之名刊行。老师后来写信告诉他,在四十年代末的《弘化》杂志几期到几期,连载发表的文章,当年他用的笔名。至近年出现这本《天台宗纲要》,文字一字不差,而署名却是静权法师。也许是今整理者以为当年的笔名是静权法师,所以至此。那位山东居士后来果是去核对了,即来致歉。
老师一生惟以读书是好。在我所亲近的十多年里,老师除了吃饭睡觉,几乎全看他在读书。老师读书俱是大声唱读的。声音就像以前的秀才(读书人),带一点昆白腔的。现在对一般人来讲,这样读法颇为伤气,老师则是自小一贯的。老师所读过的书,经史子集且置一边不说,光内典经藏,老师在近廿年间,就通读了龙藏、频伽藏与续藏,近年来还见他读大正藏,未知是否读完。至少是这三部藏经。这是宗教政策恢复以后的事。而在早年,老师是有一部频伽藏,文革中被抄没,那一定也是读过了的。再以前,老师依灵岩妙真和尚时,曾在藏经楼阅藏,就在那时写了《天台宗纲要》。今天这本纲要已为各佛学院作教典用。要不通读台宗大小部,哪能写出如此纲要。须知以前人做文字可不像现在电脑上搜载可也,须是真读到肚子里,方能吐露出。要且现今找一个阅过一部整藏的人尚且难得,何况老师至少已是通读过四部以上的。
老师一生蔽衣菲食,曾无半点今之学者教授气。晚年庶几不出门,犹如古人“闭门即是深山”。因而老师学养之渊深,外人是难以置信。而我直是当他一部活字典。这么些年来,无论教内八宗,经史子集,凡持难来问,从未见有不能解答者。每每更且旁通博类,善用比喻,使人释疑。还是前不久,我因读《寒柳堂集·赠蒋秉南序》,至“辛有之忧”处,不知何谓也,老师一见便为说《春秋》典故。经史饱熟之外,老师还善诗,工五七言。我也不敏,然亦得老师诗文之沾溉。老师教我诗,实则是教我进德为人,一秉中国传统文人诗品之根本素养——思无邪。记得我曾因一篇诗中有“世博扰纷何物事,岂关当下避秦人”句,师于“避秦人”大为不许,为改“放闲人”。随即于纸边写道:“诗贵含蓄,不贵直斥。温柔敦厚,诗教也。诗贵温柔敦厚。不得怒斥,亦无怨尤。一味忠厚待人,此诗教也。即此一端,便可窥见儒家道德思想。所谓恺悌君子;温其如玉者也。” 师有重要话大多是这样写给我,而不是说。我总把这些纸片存起来,今天翻出来看,犹然余温如故。
老师平常多以天台诲人,若有喜华严慈恩净土乃至三论的来,则专为其另说,而绝少混杂。我因于教下雅不甚喜,二三子中,老师则独与我说禅。甚至在每周《楞严文句》课间,常有大段以禅通会。我知那是老师特惠与我。愚钝如我,何得老师青眼如此。每常想来,总觉惭愧,而今天更是倍加悔惜。
《楞严文句》是在老师家里讲的常课,每周日半天。因暑热难耐,每年盛夏皆放课,待入秋稍凉时复课。老师是不欲我们放课的。而每年我们都谓是考虑老师偌大年纪,酷暑里挤一屋子人,实则是我们难耐。今年夏热久不退去,至中秋节尚未有提请复课事。八月十五去师门拜中秋,福遐开门即说,老人一直在牵记你:“如许日子怎也不来?”这天竟是老师最后一次给我说佛法,而全然与往日不同,更多了些猛厉。
在我与老师亲近的这些年里,老师这样的样子是未曾见过的。须知,其实那时老师已减食不太起了。而且,平常老师虽说禅,而总有天台融通在里。就像以前祖师多以华严说禅。可那天所说,则与平日如此迥异,是前所未之见也。
虽然后来在九月十三——《楞严文句》复课那天,诸学员居士复聚,而那天老师已是讲不动了。是日之前,福遐数次欲通知诸居士,老师身体不适,复课延后。而老师皆坚不许。至我们都来了,师则唯强坐微笑而已。回想起来,若是老师那时允许通知,待病体稍起再让来,则情况定会好起来。而不许通知,实则待我们来行诀别也。那天依然是我到得最早,老师总在问某某来么?凡平常来的几位居士皆被问到了。那天我也是最晚走,与老师把脉,弦而数,唯精神怠倦,当时即以为无甚大病,待休息调养一段我们再来不迟。未想竟至不起矣。
老师一生平淡安适,就连一般修行人所特加注重的末端风光,也是别无奇特。虽然有当时赶到的师兄,皆谓室有异香。是则是矣,可以信然。然老师何等样人?回想老师最后那次给我说的,故而窃以为,老师必会诲之曰:“是尔心路,不关我事。”
我也福薄多舛,想十岁头里刚成点身骨时即失父,数十年活大艰辛不言。而今于学佛,又才有些局面时,老师即已故去。今后跌宕飘零,持疑谁问?想来不禁悲沧涕泣。
辛卯十月十一记于不识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