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宜兰碧霞宫的例子
　　我要谈的第一个例子是宜兰县的县定古迹碧霞宫。
　　据二○○三年一月廿六日该宫管理委员会印制的〈简介〉说该宫：
　　(1)又名岳武穆王庙，清光绪廿一年（1895）日人据台之初，兰民因不满异族统治，矢志还我河山。(2)在进士杨士芳及陈祖畴乡绅倡议下，筹建三年，於公元一八九九年仲秋落成。祈奉民族英雄岳武穆王。为掩蔽日人耳目，取「碧血丹心望晓霞」之意，定名为碧霞宫，盼望早日复见光明。(3)本宫采取志愿的门生制度，敬拜　岳武穆王为恩主，学习他忠孝节义的情操，讲求的是奉献精神以报答社会国家。(4)每位门生入堂之前，都需经过严格的品德审核，俟朔望日扶鸾禀告，依神谕分派予「鸾」：扶鸾问乩；(5)「讲」：宣讲善书；「经」以宗教科仪课予诵经礼忏法会。(6)或由全体门生与社会善士捐款，或举办赈济等不同方面的修为，祈求风调雨顺、庇佑国泰民安。
　　本则简介，我把它分成六段，分别作些解释，以帮助大家了解这所非常特别的寺庙。第一段说该宫兴建是为了拜岳飞，以谋光复。这是传统的见解，庙方尤其如此主张。但因林确堂在《台湾日日新报》，明治卅一年（1898）九月廿一日的〈还辕在即〉一文中曾提到：
……吾人去年五月赴任当地时，曾参拜过全岛独一无二的庙宇，即位於宜兰西门街的岳武穆王庙，庙的左右有连栋叫做两廊，左边是劝善局，而右边是先贤的灵堂，本庙俗称碧霞宫。……
这个神庙是领台不久，於明治廿八年十二月，由当时的西乡厅长（南洲翁之遗子菊次郎）和守备队长江村中佐提案而奖励促成的……
岁次丁酉，明治卅年五、六月间本地连日豪雨。当时上季的稻作正在弄花结实，却面临泡水的危机，万民顿时陷入苦境。西乡厅长眼见此状，亲身斋戒，拜神乞天放晴。是神民显灵呢？还是乞求者的诚心打动天。连日来的豪雨果然停而放晴，五谷终於有了丰饶的收获。为了答谢神恩，十一月正式建庙完成。第二年，明治卅一年，儿玉总督也动用预备金拨下四千圆，而官位从五位的判官木村笃氏新迎捐献的红色大香炉，更被视为宝物而被珍藏。其它如庙内匾额之一也写上明治某年月日等，具有别的庙宇所看不到的日式风格。
　　因此王见川在《宜兰文献》第廿三期中提出翻案，认为此宫并非基於民族大义而建，乃是在日本官方协助支持下兴建的。后来林静怡根据碧霞宫所提供的资料，写出辨正文章〈再探宜兰道教寺庙碧霞宫建庙源起〉，以再确认该庙创建时的民族气节形象。王见川又作〈关於碧霞宫—兼答林静怡之质疑〉回应。二文同刊於《宜兰文献》廿七期，一九九七年五月。
　　考碧霞宫〈简介〉说该宫建於光绪廿一年（1895），另外该宫於明治廿九年（1896）作所鸾书《治世金针》卷一已载：「本年春（1896），堂兄祖畴邀请同志，重兴此举，履蒙神圣示事，括及幽隐，於是咸请设堂。蒙马天将奏准，旨下令恩主武穆王下尘济世，自四月望后开堂，而问症求事者踵若相接。……天运丙申菊月吉旦，鸾下沐恩校正陈惟馨盥水敬拜。」可见该宫至少已於1896年创建，倡建者有陈祖畴、陈惟馨等人。林确堂文中说该宫是在前一年（1985）由日人提案兴建，时间固然较早，但岳飞信仰非常特别，以驱逐异邦为特色，日人初据有台湾，有什麼理由提议并奖励台湾人建立岳王庙呢？何况无论是《台湾日日新报》所载，或林确堂的〈本岛人の信仰心善用る美绩〉（《台法月报》，一○卷四号）都是同一个人的陈述，未必足以据为典要。反倒是说碧霞宫源於割台之际的民族意识，有较多不同来源的资料可印证，因此我认为仍以庙方说法较为可信。

　为什麼这些儒生那麼热衷於扶鸾事业呢？道理仍然很简单，因为鸾堂本来就是儒教。
　　早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由日本「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所编写的《台湾私法》一书中，就将「儒教」列为各宗教之首，并定义云：「儒教是孔子及孟子所祖述的古代圣王教义，内容包括宗教、道德、政治，三者浑然融合成为一大体系。」儒教所遵奉的经典包括诗经、书经、易经、春秋、礼记、周礼、仪礼；儒教最重要的人物是天子，他不仅是政治的中心，也是道德与宗教的中心。天子一方面以治国安民为奉事神明的要道，一方面以祭祀神只及教导道德为统率国民的要义。其后不少人均用过这个定义去观察台湾社会，如昭和初年（1925）增田福太郎在访问过宜兰勉民堂、木栅指南宫后，在其著作《台湾本岛人の宗教》一书中，即反对丸井圭治郎对鸾堂的分类，而认为鸾堂乃盛行於儒流好学之士的结社，并迳称之为「儒教」。确实，清末及日据时期鸾堂的主事者与鸾书所呈现的价值观、宗教性格，均与民间教派不同。他们非但不是小传统，反而是地方的精英分子、士绅文人藉「神道设教」以教化俗民的方式。因此大部分学者都倾向将鸾堂视为「儒教」。亦即儒家思想藉宗教方式表达的一种型态。
　　要如此看，才能了解彼时孔庙、书院、汉文书房、鸾堂往往彼此相关，而绅士文人儒生也往往与鸾生身分互通的现象。像宜兰进士杨士芳就与唤醒堂关系密切，曾替该堂所著鸾书《渡世慈航》写序，自称「鸾下」，又捐钱助印该书；也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三月担任宜兰孔圣庙主祭。当时参与祭孔活动者还有庄赞勋、李吉西、陈祖畴、庄及锋等，他们均频繁出入鸾堂。
　　以上是解释〈简介〉的第四段：鸾。可是，除了鸾之外，还有「讲」与「经」，这就是第五段。
　　讲是指宣讲。清代的宣讲制度始於顺治九年（1652）钦颁的〈六谕卧碑文〉（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勿作非为），分行八旗及直隶各省。十六年议准设立乡约，通令各省地方官员及父老子弟实行讲宣。康熙九年又颁布〈圣谕〉十六条，廿五年议准上谕十六条，令直省督府转行提、镇等官，晓谕各该营武将兵丁，并颁发土司各方，通行讲读。雍正二年再钦定〈圣谕广训〉十六章，刊刻颁行府州县乡村，使生童诵读，每月朔望时刻，由地方官聚集公所，逐条宣讲大意。台湾的宣讲则始於康熙六十年朱一贵事件之后。但这种官式宣讲，到清末已徒具形式，日渐没落。儒生乃转用此一制度形式，将它变成讲自己要讲的东西。
　　他们所讲，大体仍是劝善，但把劝善与行善结合起来，於是讲堂同时也就成了善社，也称为善堂。其宣讲的内容除了圣谕之外，更加上大量具有因果报应故事的善书，期以故事性、趣味性、通俗性的内容来吸引群众听讲。陈志豪曾说道：
今我诸同人鼓舞，「同善社」开堂宣讲，论说前因，劝迷途之返首；陈明果报，使孽恶之回头。说尽前朝圣训，不外五常八则之修。演说历代善书，何异五风十行之戒。欲止人心，以息邪说，端弊俗而挽颓风。弊俗不能自端，赖宣讲以端之；颓风不易於挽，惟宣讲可挽之。潜移默化，百昧无非，一明同向善心，十听岂无一得？设使听者能於百言之中，采择其一言；百人之内，实行者一人，互相劝戒，家喻户晓，则风俗之进步，虽僻厅乡隅，亦可成邹鲁之风（宣讲要旨，台湾日日新报，大正15年11月8日）。
　　讲善的宗旨，大抵如此。碧霞宫本身也设有一个劝善局。该局创立於明治廿八年农历四月廿四日，由宜兰进士杨士芳等人主持，在每月朔望之日，选择适当地点，如城隍庙、天后宫等地定期宣讲，董事有庄赞勋、吕子香、游登三、蔡振芳，讲生有李克联、游栋梁、江大川、张耿光、黄如金、吕桂芬等人。讲生除了每月十六、廿九二日休讲外，无论有无听众，皆须风雨无阻到场宣讲；宣讲完毕，讲生还要在日志上记明自己的姓名及讲题，以供神明鉴赏。该处宣讲台正面置岳武穆王的神位，讲堂两侧则挂上「宣明贤传圣经声声入耳」与「讲劝善男信女个个欢心」的对联，后面则张贴有清圣祖的圣谕十六条。
　　当时宜兰头围庄另有一个宣讲坛。为卢廷翰所倡设，由他聘请名望缙绅，各处开台，宣讲善书。明治卅八年，卢氏过世后，宣讲为之中挫，后经卢氏族人卢陈定整顿，重兴宣讲。并邀请碧霞宫劝善局宣讲生吕桂芳、张镜光、黄如金、陈登第、游联甲、江大川等人助讲，於大正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奉行。卢氏特请鼓乐六十阵、诗意装忠孝节义十二阁，并恭请太上感应牌位置杨旺店内开讲，听众有一千二百余人，成为当时一大盛事。可见劝善社之间，彼此也是声气相通，互相支援的。

二、礁溪协天庙的例子
　　其次，我要谈谈我们学校所在地宜兰礁溪乡的协天庙。
　　这座庙宇号称「勅建」，据说建於民国前一百零八年，即清嘉庆九年（1804）。漳州平和县附凤社后居民林应狮率族人奉关帝神像入垦淇武兰及桂竹林，并集资建庙奉祀关圣帝君。初仅为茅草小屋三间，至咸丰七年（1857）改建为土埆瓦顶，并增建东西两侧护廊。同治六年（1869）台湾总兵刘明灯巡视噶玛兰，奉祷有验，乃表请勅建。
　　既称勅建，性质即为国家宗教。满清素信关公，因此拜关公是国家祀典之一部分；而清末鸾堂运动，又使关公的地位提高了。目前协天庙也奉其他诸恩主，可见它曾在清代国家祀典，即武庙的基础上吸收了恩主信仰。我於本年四月廿一日去庙里做田野调查时，庙方告诉我台北行天宫即是由该庙分香去的，并出示相关渊源资料。此即显见协天庙已吸收了恩主公信仰。

大正四年（1915），台南斋教徒余清芳等扶乩，编出《关圣帝君桃园明圣真经》，鼓吹忠义思想。时因中国革命甫获成功，余清芳等人受到鼓舞，遂想运用宗教结合台人驱逐日人。不幸事机外泄，日警通缉余清芳等人。余等逃至台南县玉井，抢夺当地警察派出所武器，并将日人全部杀死。事发后，日人派兵将当地村庄住民烧杀一空，并追捕余清芳等千余人到案，史称「西来庵事件」。事件后，日人对台湾原有宗教即加意防范，且计划以佛教来取代民间信仰。全面调查各地主要庙宇奉祀之神只、创建由来、信徒、庙产等资料，并发行政命令，规定庙宇的创立、废止，合并须经政府许可。据当时统计，全台湾共有寺庙宗祠等约11,391座，内含庙宇3,312座；斋堂172座；宗祠120座；小祠（无人住持者）11,391座；其中有关帝132座，在庙宇中排名第六。其中被毁者有：新竹州10座，台中州2座，台南州35座，高雄州10座，总共57座，占全省关帝庙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强。
　　可是这波浩劫对协天庙似乎并无影响，据该庙所编《礁溪协天庙沿革》载：
至民国三年，甲寅夏季，重修庙宇，添购各项祭坛设备，并置石狮於庙前。同年有日据时代之宜兰厅警察课金子课长，因感关圣帝君佑助安抚山胞之神恩，乃破例请森林机关奉献樟木，雕塑关平大太子、周仓大将军金身神像陪祀。民国十四年乙丑，又建戏台一座。
　　则协天庙在日人整顿传统寺庙的行动中未受影响，是与日人特别施惠有关的。施惠之故，即是认为该庙对「安抚山胞」颇具作用。协天庙亦因这种特殊的社会功能方能幸存。
　　因协天庙是由林氏家族迎铜陵关圣帝君来宜兰开基，故最初并无僧侣住持香火，至民国六年才聘宜兰性圆法师为首位住持。据该庙《庙志》说：「性圆师本名游阿水，俗称阿水师，幼年丧父，侍母极为孝敬，孝行早为邻里称颂，长大后即於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出家，受正式佛学教育，并前往福建鼓山进修，学成后返回宜兰，在头城九股山吉祥寺担任弘法工作，为人信服。协天庙管理人林祖陈礼聘他出任住持，即希望以性圆师的孝行感召信众，造化民心，兼任鼓励信徒拥护神庙，进而振兴协天庙」。这显示也是著眼於其社会功能的。
性圆法师住持四十八年，民国五十四年圆寂。他本身是受过正式佛教教育的禅师，但主持关帝庙，看来似乎很奇怪，但是这其中有个因缘，使一名禅师可顺理成章地主持关帝庙。因为关羽显圣故事本来就是佛教徒传播出来的。
　　最早记载这件事的，是唐德宗贞元十八年董侹〈重修玉泉关庙祀〉，曰：「陈光大中，智顗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房。请师出山，以观其用』」（全唐文．卷六六四）。其后南宋天台宗沙门志磐据南宋景迁《宗源录》、宗鉴《释门正统》等也都说，天台宗智顗法师在当阳玉泉山建精舍，见二人威仪如王，长者美髯而丰厚，少者冠帽而秀发，自通姓名，乃关羽、关平父子，请於近山建寺。智顗从之。寺成，并为关羽授五戒」。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显圣的故事是由佛教徒传播出来的，关羽也成了佛教徒。后来佛教以关公为伽蓝护法神，其因缘即起於此。

大正四年（1915），台南斋教徒余清芳等扶乩，编出《关圣帝君桃园明圣真经》，鼓吹忠义思想。时因中国革命甫获成功，余清芳等人受到鼓舞，遂想运用宗教结合台人驱逐日人。不幸事机外泄，日警通缉余清芳等人。余等逃至台南县玉井，抢夺当地警察派出所武器，并将日人全部杀死。事发后，日人派兵将当地村庄住民烧杀一空，并追捕余清芳等千余人到案，史称「西来庵事件」。事件后，日人对台湾原有宗教即加意防范，且计划以佛教来取代民间信仰。全面调查各地主要庙宇奉祀之神只、创建由来、信徒、庙产等资料，并发行政命令，规定庙宇的创立、废止，合并须经政府许可。据当时统计，全台湾共有寺庙宗祠等约11,391座，内含庙宇3,312座；斋堂172座；宗祠120座；小祠（无人住持者）11,391座；其中有关帝132座，在庙宇中排名第六。其中被毁者有：新竹州10座，台中州2座，台南州35座，高雄州10座，总共57座，占全省关帝庙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强。
　　可是这波浩劫对协天庙似乎并无影响，据该庙所编《礁溪协天庙沿革》载：
至民国三年，甲寅夏季，重修庙宇，添购各项祭坛设备，并置石狮於庙前。同年有日据时代之宜兰厅警察课金子课长，因感关圣帝君佑助安抚山胞之神恩，乃破例请森林机关奉献樟木，雕塑关平大太子、周仓大将军金身神像陪祀。民国十四年乙丑，又建戏台一座。
　　则协天庙在日人整顿传统寺庙的行动中未受影响，是与日人特别施惠有关的。施惠之故，即是认为该庙对「安抚山胞」颇具作用。协天庙亦因这种特殊的社会功能方能幸存。
　　因协天庙是由林氏家族迎铜陵关圣帝君来宜兰开基，故最初并无僧侣住持香火，至民国六年才聘宜兰性圆法师为首位住持。据该庙《庙志》说：「性圆师本名游阿水，俗称阿水师，幼年丧父，侍母极为孝敬，孝行早为邻里称颂，长大后即於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出家，受正式佛学教育，并前往福建鼓山进修，学成后返回宜兰，在头城九股山吉祥寺担任弘法工作，为人信服。协天庙管理人林祖陈礼聘他出任住持，即希望以性圆师的孝行感召信众，造化民心，兼任鼓励信徒拥护神庙，进而振兴协天庙」。这显示也是著眼於其社会功能的。
性圆法师住持四十八年，民国五十四年圆寂。他本身是受过正式佛教教育的禅师，但主持关帝庙，看来似乎很奇怪，但是这其中有个因缘，使一名禅师可顺理成章地主持关帝庙。因为关羽显圣故事本来就是佛教徒传播出来的。
　　最早记载这件事的，是唐德宗贞元十八年董侹〈重修玉泉关庙祀〉，曰：「陈光大中，智顗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房。请师出山，以观其用』」（全唐文．卷六六四）。其后南宋天台宗沙门志磐据南宋景迁《宗源录》、宗鉴《释门正统》等也都说，天台宗智顗法师在当阳玉泉山建精舍，见二人威仪如王，长者美髯而丰厚，少者冠帽而秀发，自通姓名，乃关羽、关平父子，请於近山建寺。智顗从之。寺成，并为关羽授五戒」。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显圣的故事是由佛教徒传播出来的，关羽也成了佛教徒。后来佛教以关公为伽蓝护法神，其因缘即起於此。

龚鹏程先生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