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哈摩 原作者：Editor: Sheila Glaser发表时间：2012-06-04浏览量：10716评论数：30挑错数：0
译者：Mattliu、哈摩、Agnes77、实习的那谁、活出孤独、闲花
编辑：Anges77、哈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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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季的一天，安妮和她的丈夫米格尔，带着他们9岁大的长子迈克尔到佛罗里达小学参加一个项目，他们更愿意将这个项目称为“夏令营”。过去的几年里，安妮和米格尔始终无法理解这个孩子，他有着高颧骨、大眼睛、卷曲而又明亮的棕色头发、举止优雅，但他会周期性地暴怒和冷漠地远离人群。迈克尔参加的这个为期8周的项目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心理学研究项目——与其说这是“夏令营”倒不如说是他们所能求助的“最后手段”。
据迈克尔妈妈所说，他的问题始于三岁左右，恰是他的弟弟艾伦出生后不久。她说，当时迈克尔的行为最多就是调皮一些，但是很快就升级为乱发脾气，还一边嘶吼和尖叫，怎么都安抚不下来。这不是普通幼童会有的行为。“这不是‘我累了’或者‘我很沮丧’——这样普通小孩会做的事情，”安妮回忆道。“他的行为真的远不止如此。无论我们怎么做，这些每天都会上演个数小时。”那之后的几年中，每一次父母让穿上鞋或是做其他一些日常小事，比如说从客厅把玩具拿回来，迈克尔都会大喊大叫。“让他去什么地方，或是让他呆在什么地方——任何事都会让他爆发，”米格尔说。这种愤怒行为贯穿了他的整个幼儿时期。在他8岁时，每次父母帮他准备好要去学校时，他仍会发怒，捶墙甚至踢门洞。只要没人照看，他便会用剪刀把裤子剪烂，或者想尽办法撕扯自己的头发。他还会通过不停地把马桶座摔下来一直摔到坏，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怒气。
安妮和米格尔第一次带迈克尔去看治疗师的时候，得到的结论是“长子综合症”：他的行为完全是在表达对新弟弟的不满。但是当他们意识到迈克尔对新宝宝怀有深深地敌意的时候，单纯的“手足之争”已经不足以解释他不断出现的极端行为了。
迈克尔五岁的时候，就从经常的大怒发展为了时不时地抓狂，这让安妮很苦恼：“你永远都没办法知道他什么时候。”安妮想起他们之间关于家庭作业的一次争执，她试图跟迈克尔好好说，但是他一个劲儿地大哭尖叫。“我说：‘迈克尔，你还记得我们昨天做的头脑风暴么？你只需要把我们昨天的想法写下来就可以了。’他还是疯狂地尖叫，所以我说：‘迈克尔，我还以为昨天跟你做了那个头脑风暴就可以避免今天这场闹剧呢？’他突然停住了，转过身，用大人的口气说：‘所以没有你预想的那么顺利，对吧？’”

安妮和米格尔住在迈阿密北部的一个沿海小城，这是一个可以让孩子们在附近自由玩耍的地方。我见到他们的那天早上天灰蒙蒙的，很是闷热。坐在他们家宽敞的客厅里，看着另外两个小儿子在地毯上玩耍——6岁的艾伦和两岁的杰克。安妮说，到目前为止，他们俩都没有出现像迈克尔那样的问题。
“我们有很多很多那样的书——《如何管教叛逆儿童》《如何引导暴躁儿童》，”她说：“每一本书都有不同的方法，我们试过，有的会起效几天，但是很快又恢复原样了。”安以前主修儿童心理学，当过小学老师，但她承认尽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还是很有挫败感。“我们觉得自己就好像在‘转轮子，难道我们不是吗？难道迈克尔不是吗？各种各样的医生，各种各样的新技术，但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问题就在这，这就是你需要做的。’’”
37岁的安坦率健谈。她最近弄了一辆流动餐车，我们见面的那天她正穿着佛罗里达式工作装：一个蓝牙耳机，一部iPhone，牛仔短裤和印有绿色荧光的公司名称的背心。米格尔更稳重一些。他以前是商业飞行员，现在做房地产公司经纪人，他在家庭中是扮演着调节者的角色，用那种在暴风雨中着陆的冷静来应对紧张的时刻。
“开始我以为是我们的原因，”米格尔看着他两个小儿子吵吵闹闹地玩着玩具车说：“但迈克尔不会按逻辑出牌，你按着书上教的一步一步去做，但他还是那样随心所欲。在公共场合还要想着对付他实在是太累了，所以我们就干脆减少了社交生活。”
在过去六年中，他们带迈克尔看过八个不同的治疗师，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诊断结果。“每个治疗师的结论都不一样，”安说：“噢，这是注意力缺失紊乱症——噢，这不是。这是抑郁症——也可能不是。迈克尔有强迫症的病征，也有感觉综合失调的病征，他有好多不同的疾病病征。没人有一个准确的答案，连是什么病都不知道怎么治疗？”
去年春天，为迈克尔治疗的心理治疗师给迈克尔的父母推荐了一名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研究员——丹•沃斯布施。在做了一系列评估之后，安妮和米格尔终于得知了另一个诊断结果：他们的儿子迈克尔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在过去的十年里，沃斯布施一直在研究“冷漠无情”的孩子——这些孩子都表现出了感动、怜悯、同情这样的情感上的缺失——同时也被认为有很大可能在成年后成为精神病患者。对于迈克尔，沃斯布施采用了心理测试和教师-家庭评量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包括使用“冷漠无情”特质具体表现表、儿童精神病量表和反社会过程筛选设备——所有工具都是专门用来测量冷血和掠夺性特质的，这些测试的结果都显示了迈克尔的病情非常接近于成人精神病。一位助理研究员分别与迈克尔的父母和老师进行了面谈，了解了他在家和学校的行为举止。当所有的测试和报告的结果都已经成表后，迈克尔的测试数值与一般的“冷漠无情”行为的测试范围存在两个标准偏差，这说明了他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目前，没有针对精神病患儿童的标准检测，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相信，精神疾病，比如孤独症，是一种独特的神经症——可以在小至5岁的儿童身上鉴别出来。诊断的关键是看有没有冷漠无情的特征，这是现在大部分研究者相信可以用于区分幼年精神病患者与普通行为失常的儿童的特征，后者同样冲动、难以管教，并表现出敌意或暴力行为。一些研究表明，大约三分之一的有严重行为问题——像迈克尔体现的进攻型不服从——的儿童的冷漠无情的特征值是超出正常水平的。（自恋和冲动是成人诊断标准的一部分，但在儿童身上难以应用，因为自恋和冲动是一种天性。）
在有些儿童身上，C.U.（冷漠障碍）特征会以明显的方式体现。保罗·弗里克是新奥尔良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他二十年来一直在研究儿童患精神疾病的风险因素，他描述了一个男孩在几周内用小刀一点一点地切掉了家里的猫的尾巴。这个男孩对这一系列截肢手术感到骄傲，而他的父母起初并没有注意到此事。“当我们谈起这个时，他非常坦白，”弗里克回忆说。“他说：‘我想当科学家，我在做实验。我想看看那只猫会有什么反应。’”
在另一个著名案例中，在弗罗里达州的一家汽车旅馆里，一个名叫杰弗瑞·贝雷的9岁男孩把一个学步年龄的小孩推进了游泳池的深水区。当那个小男孩在水中挣扎逐渐沉入水底的时候，贝雷拉过一把椅子在一边观看。之后接受警察询问时，贝雷解释说，他好奇想看看人是怎么淹死的。被拘捕之后，他似乎没为要进监狱而感到烦恼，而是很高兴自己成了注意的焦点。
但是，在许多孩子身上，这种迹象体现得更为微妙。弗里克指出，冷漠无情的孩子往往有着极强的操纵欲。他们还常常撒谎，不只是像所有孩子都会做的那样为了逃避惩罚，而是可以因为任何理由甚至没有理由。“大部分孩子，如果你抓到他们在晚饭前从罐子里面偷曲奇，他们会显得很愧疚，”弗里克说。“他们想要曲奇，但他们也感觉不好意思。即便是有严重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症状的孩子：他们可能很难控制冲动，但当他们意识到妈妈很生气时,还是会觉得愧疚。”感情冷漠的儿童不觉得后悔。“他们不在乎是不是有人对他们很恼火，”弗里克说。“他们不在乎自己是否伤害了某人的感情。”如同成年精神病患者一样，他们可能看起来缺少人性。“如果他们不采用残忍手段就能得到想要的，情况往往比较容易，”弗里克观察道。“但在那一天结束之前，他们会用上任何最有效的招数。”

我第一次遇见迈克尔时，他看起来有些害羞但是举止非常得体。当他的弟弟艾伦顶着一个塑料袋在屋子里面到处跑的时候，迈克尔却孤零零的走进了房间，然后蜷缩在客厅的沙发上，把脸藏于坐垫里。安妮问他：“能过来打个招呼吗?”他瞥了一下我，然后高高兴兴地窜起来，“当然可以！”他说，并且跑过来拥抱她。因为在厨房拍球被斥责，他像任何9岁的孩子一样翻白眼，随后就听话地到外面去了。几分钟之后，他回到了屋子，滑稽地在杰克面前雀跃，此时杰克正在他的坐骑式的滑板车上上下起伏着。当滑板车侧翻过去，迈克尔戏剧化的喘息并且跑到他弟弟身边，睁大的眼睛充满了担心，问道：“杰克，你还好吗？”他一边热心地拍着他最小的弟弟的头发，一边朝我泛着胜利的笑容。
如果说这显示的是兄弟之间的情谊的话，不免会显得牵强，将它看成是从根本上扰乱兄弟感情也是比较勉强的。渐渐地，迈克尔的行为开始变形。当他在楼上的电脑旁等候一部叫宠物小精灵的视频的时候，迈克尔转向我，并且开始作一些干脆的评论，“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并不喜欢艾伦。”但我问他那是否是真心话时，他说：“不错，那是真的，”然后沉闷地加了一句，“我恨他。”
他朝下瞥了一眼，注意到了我放在桌上的数码磁带录音机，他问：“你录过音么？”我说，录过。他短暂的凝视我，接着便继续看录像。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突如其来的声响使我朝那边看了一眼，迈克立马抓住了这个机会霸占了录音机并按下删除按钮。沃斯布施后来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有计划性的报复行为发生在一个本应该仅仅是马上去得到录音机或是发牢骚、抱怨的九岁孩子身上是不太正常的。我详细观察安妮和米格尔是否可能成为迈克奇怪行为的源泉，后来发现这个家庭如果说有什么不正常的话，就是太正常了。那个下午我观察安妮管教她的两个男孩儿，发现她粗鲁而又严肃。
当艾伦开始绕着客厅跑并撞上沙发垫上，她严厉的说：“艾伦，你给我停下来！”当杰克和艾伦因为共享一个玩具开始抱怨，她用大多数父母惯用的一种有耐心的恼怒的口吻停止了这场争论。“让他玩五分钟，艾伦，接着就轮到你了。”安惯用传统的家教方式严格管教，米格尔则更和蔼——静静的听，但是不得不承认他的方式可能过于乐观了。

好像确实是这样。当夜幕降临，迈克尔的行为也变得更加暴力。有一次，迈克尔在楼下，杰克疯疯癫癫地爬上了电脑椅，并且突然开始播放迈克尔的视频。艾伦咯咯地笑，甚至米格尔也笑了，但是这明显只是一种娱乐消遣。一听到迈克尔上了楼梯，米格尔惊恐的说：“哎呀！”然后立马将杰克从椅子上拽了下来。
但是他没有足够快，看到视频仍然在播放，迈克尔哭丧着尖叫，然后环顾整个房间看是谁动了他的视频。他凝视着艾伦，然后抓起一把木质椅子举过头顶，就像要打架一样，但是他停顿了几秒，这给了米格尔将椅子夺走的机会。迈克尔尖叫着跑进了浴室然后反复猛关马桶底座。当他被爸爸拽出来并且被要求去睡觉，他令人怜悯地啜泣，“爸爸，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他乞求道，此时米格尔正拽着他回房。“不要啊，爸爸！我跟你比跟妈咪更亲啊！”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迈克尔一边呜咽一边尖叫，而米格尔则想尝试着让他平静下来。在他的房间外面的大厅里，米格尔道了歉，并且说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夜晚”。
“你也看到了，那就是我们的老大迈克尔，”米格尔接着说，“他整天就像这样，或踢或打或砰的关上马桶坐垫。”但是他也注意到是艾伦挑衅了迈克尔，让他哭泣。“一有机会他就喜欢惹迈克尔，”米格尔说。
从卧室里传来了迈克尔的叫喊声：“他是知道后果的，所以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会揍他的。”
米格尔说：“你才不会。”

又过了一个小时，小孩们终于睡着了。米格尔和我一起坐在餐桌旁边，他说起来自己成长的过程中也是一个问题少年——虽然不像迈克尔那么棘手。“家长们都不想让我跟他们的小孩玩，他们都觉得我是疯子”，米格尔闭上眼睛回忆道：“我不听大人的话，老是惹麻烦，成绩也很糟糕。走在街上就能听见别人用西班牙语说：‘那个小疯子来了！’”
据米格尔所说，这种不合群的行为一直到快二十岁左右才慢慢消失，他觉得那是一个“长大”的转折点。当我问及是什么促使了这个转变，他自己也不是很确定，说：“自然而然吧，开始学会处理各种情况，懂得要控制自己。”
这样看来，迈克尔也是有希望的，但是安很是怀疑。那天晚上，迈克尔很高兴地抱了她一下，她一个劲儿地摇头。“10分钟拥抱两次？两个星期都拥抱不到两次！”她觉得迈克尔是在用糊弄治疗师的办法在糊弄我：在治疗的时候假装表现很好，让治疗师认为他有进步。“米格尔觉得迈克尔在慢慢长大，慢慢变得成熟，”她说：“我不想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越来越会糊弄人了，他知道怎么弄到自己想要的。”
一天早上，我在他的暑期治疗项目基地见到了沃斯布施，这是一个挤在弗罗里达西北角的一所很小的小学。在对精神病产生兴趣之前，沃斯布施一直在研究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在过去的八个夏天，他都在帮助经营一个夏令营形式的严重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治疗项目.去年他第一次开始一个关于有冷漠特质的儿童（C.U.儿童）的独立项目——十几个8到11岁之间的小孩。迈克尔是他最早的转诊病人之一。

沃斯布施的研究是最早寻找对C.U.儿童治疗的项目之一。大家都知道，成年精神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大家的关怀，而不是惩罚，沃斯布施想看看这对儿童是否也适用。但是过程非常艰难，你难以去控制这些小孩什么时候失控，C.U.儿童都非常具有破坏力——尖叫，掀桌子，在教室里乱跑——沃斯布施称之为“好得没治了”。
“有些小孩在体育课的时候会去爬围栏想翻到别的地方去，还有的一天必须强制性地管制几次，”沃斯布施的头发短短的，银灰色，说话的时候挺高兴，但也不乏警戒：“我们真的是被打败了。”带我去学校的主楼的路上，他留心看了看我们经过的每个教室，好像在确定没有小孩想要跑出来。学校每两名学生就配有一位指导老师，但是沃斯布施说孩子们很快就发现要是一起闹腾老师们也没辙：一个小孩在某个时刻喊出秘密口令，大家就开始一齐跑开。
“最让我不解的就是这些小孩表现出来的统一性，”沃斯布施摇了摇头，继续说：“他们一点都不像冲动的注意力缺失多动症儿童，甚至都不像动不动就会说‘滚开，你让我做什么，我偏不做’的行为障碍儿童。这些C.U.儿童能够遵守规则，但是按照对自己有力的方式。”
我们边讲话边走向学校的露天篮球场，孩子们正在玩个游戏。其实是很普通的游戏，所有的小孩站成一圈，隔着中间的人的头顶把球传给另一个人，指导老师就在旁边——表扬他们的注意力和运动精神，看看有没有失常行为的迹象。有一次球弹开了，那个结实的短发男孩阴沉地看了他的接收者一眼。“那种愤怒不是你在普通小孩眼中可以看到的，”沃斯布施说：“他们很容易动怒，然后行为失常。他们会记仇，如果有谁用球不小心打中了那个男孩，他会非常生气，而且会持续好几天。”

我在迈克尔身上也见过这种愤怒。有一天晚上迈克尔在看神奇宝贝，阿兰爬上他旁边的椅子坐下，战斗陀螺的皮带末端不小心碰到了迈克尔的嘴。当时迈克尔就用这样的眼神看了阿兰一眼，然后冷静地接着看电视。过了三十秒钟，突然就怒了，夺过那条皮带就扔出去。
但是迈克尔在夏令营里似乎没有平时那么暴力。穿着红色的短袖短裤，戴了顶蓝色的帽子，他在游戏里表现得不错，但是在之后的评定环节中表现得不太耐烦。指导老师统计分数的时候，他坐在地上，玩着从衣服上拉扯下来的线头。
现在是暑期治疗项目进行的第七周，绝大部分孩子们都有提高的迹象。有的实际上是越来越糟，这其中就包括到后来打辅导员的迈克尔。在治疗项目开始初期，沃斯布施注意到迈克尔的行为相对较好：他有时候会从桌子上跳起来或者在教室里面东奔西跑，但是不用强制性地将他晾到一边，就像对待那些最野的孩子们一样。从那以后，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变形，沃斯布施想，因为迈克尔一直在努力地给项目里面的另外一个女孩子留下深刻印象，她叫L(为了保护她的隐私，在这里她的名字缩写成了她名字的首字母)。
迷人但是反复无常的L很快就找到了使男孩们相互斗争的方法，“都是一些女孩们典型的做法，”沃斯布施说，此时孩子们正里面集结，“她那样做的次数和她那样做的精度都是史无前例的。“沃斯布施告诉我，比如说她已经偷偷将一些玩具带进了露营，然后把它们发放给在她的指挥下行为不太规矩的孩子们，这个策略好像对迈克尔特别有效，他通常不会尖叫着喊她的名字。
沃斯布施说，这种企图引起L注意的表面行为是过渡活跃障碍而非冷漠障碍。我们跟着小孩们走进去的时候他又接着说：“这种障碍儿童行为非常冲动，有一种理论是说他们的威胁刺激系统过度活跃。很容易生气和害怕。”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的失常行为又像是有意的。不像那些坐不住的孩子，他们受到挑衅的时候虽然也会有仇视，但是能够保持非常冷漠。那种态度是：不管最后谁会受伤，我看看怎么能利用这个情形才能对我的利益最大化。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冷漠行为与低水平皮质醇和非正常工作的扁桃体有关，它们是大脑中产生害怕以及其他反社交的情绪——比如说羞愧——的组织。沃斯布施指出，要想避免这种不好的情绪，就要先弄清楚是什么导致他们这么做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两岁的小孩推了小妹妹一下，小妹妹哭了，家长责骂了他，这些回应会让那个小孩觉得不舒服，”沃斯布施顿了一下，接着说：“这种不舒服会让他再一次这么做。而冷漠障碍的小孩面对同样的情况就不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也就不会想要以同样的方式去惩罚或者伤害别人。”
沃斯布施引用了一个研究，那个研究是将一些23岁的人的犯罪记录与他们3岁时对不愉快的刺激的敏感度作比较。在那个研究中，这些3岁的孩子们听了一段简单的调子，然后让他们听一段短促爆炸性的令人烦躁的白色噪音。尽管所有的小孩都增强了他们预知噪音爆发的能力，在那些长大成人的孩子们中，变成犯罪者的大多数都没有表现出与其他小孩相同的厌恶迹象——紧张或是出汗——当他们在听前面所提到的噪音时。
为了检测C.U.的小孩子们对奖惩的反应没有普通小孩那样敏感的观点，沃斯布施建立了一个小孩子们表现的好就被奖励分数而破坏规矩就要被扣分的系统，接着他把这个系统调整为几个星期之内所有的奖惩都会被放大。在每个星期末，孩子们根据他们得到的分数来选择奖励。每天，沃斯布施和他的顾问都会跟踪记录每个小孩的行为——爆发的次数和严重程度以及每一件好的行为——然后将这些结果输入到一个封闭的数据库中。因为在这个检测的项目中只有几十个小孩，沃斯布施承认，这些观察资料比起一个具有坚固统计量的实验，更像是一系列的案例分析。不过，他仍希望这些数据能够为那些致力于治疗C.U.孩子们的研究者们提供出发点。
“关于这些孩子们的行为方式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沃斯布施说着，跟着屋里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一行人。他指出，到现在依旧没有有效手段对“C.U.的孩子可能会对治疗有不同的反应”的观点进行检验。这个地方我把largely处理成了有效手段“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他承认，“人们害怕会因此给孩子们贴上标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这些孩子到底属于哪种类型，至少还有可以帮助他们的机会。”他顿了顿，“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可能不会再有另一个机会了。”

在我拜访之后的那个早晨，沃斯布施邀请我一同观看一个在其中一个项目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拍摄的录像，录像里是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被大号的椅子塞得满满的，里面还有一个装有滚轴的小型电视机。威廉·佩勒姆——弗洛里达国际心里协会的会长——顺道过来拜访时兴奋地告诉我说，“丹正要去阻止下一个泰德邦迪（一名连续杀人犯）。”
沃斯布施专心致志的盯着屏幕。正当摄像机摇向教室时，迈克不悦地推挤他的课桌，然后整个人带着椅子向后仰，坐立不安。“迈克尔，注意力集中！”一个辅导员轻声地训斥他。“好！”迈克尔语带怒气地回答道。在他旁边，一个戴着眼镜的小男孩不断地把铅笔扔在地上，招来了一顿训斥之后又开始装着咀嚼自己的胳膊。
午餐之后，情况更加糟糕。课堂上，L将橡皮向另一个女孩使劲扔去，但却没打中，反而打中一个黑细发的男孩，他猛地将自己的椅子甩到后面，非常迅速地撞上了后面学生们的桌子。看着L追着那个男孩满教室地跑，沃斯布施不再认为她只是单纯的失去控制了。 “这是有计划的，”他严肃地说，“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当老师要求L坐下时，她会回到自己的座位，安静地画两分钟画，然后赢得10分的奖励。“就是这里，这就是不同之处，”沃斯布施一边说着一边在屏幕上指出来。“如果只是冲动，那么她就已经站起来并且又开始到处乱跑了。”

沃斯布施指出，跟这些心理严重失常的孩子们一起工作的其中一个挑战是找出他们行文问题的根源。他说，特别是对于C.U.的孩子，因为他们的行为——混合了冲动性、侵略性、控制欲和反抗性—常常与其他的行为障碍同时发生。“一个像是迈克尔这样的孩子，他的行为每分钟都在改变，”沃斯布施指出，“所以我们难道可以把冲动的部分归结为A.D.H.D.，剩下的部分归结为C.U.？还是我们能说他的情况呈两极性变来变出的，所以是躁郁症？如果一个孩子不集中注意力，是不是就有对抗性行为特征；即是说不注意是因为不愿意？还是归结为抑郁症，不集中注意力是因为没有办法激发能量去做这样的事情？
除了完善检测孩子是否患有C.U.的心理测量，沃斯布施还希望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为什么一些C.U.孩子长大后成为了问题人群，而另一些则没有。对于那些成年精神病患者的大脑磁共振图像显示出了与常人在结构上有着明显不同：大脑皮层膝下区域更小，部分的边缘系统和与同理心和社会价值相关的大脑区域的脑密度要少5-10%，与道德决策相关的大脑区域则很活跃。根据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认知精神科学家詹姆斯•布莱尔的说法，眼窝前额皮质和尾核部分对于加强积极反应和抑制消极反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布莱尔说，对于C.U.孩子来说，他们的这方面的连接可能是有缺陷的，也就是说消极反馈并没有按照在正常的大脑中那样来运作。
研究员称这些不同很有可能是源于基因。一项研究计算出来这些C.U.特征的遗传可能性高达80%。普渡大学的心理学家唐纳德•莱纳姆研究“初期精神病患者（fledgling psychopaths）“已有二十多年了，他说这些不同可能最终会结合产生成年精神病患者通常具有的不寻常的高智商与冷血的混合特质。“问题不在于‘为什么有些人要做坏事？’“莱纳姆跟我通电话时说，“问题是‘为什么更多的人不做坏事？’答案则是因为我们中大多数人被一些事情抑制住了。像是，我们因为有同理心所以会担心伤害到别人。或者担心其他人会不喜欢我们。或者担心做坏事会被抓住。我认为，当你不再被这些限制住的时候也就是你走向精神病态的时候。
尽管由遗传而得精神病的几率很高，里拉姆说，它并没有焦虑和沮丧的遗传可能性高，但是这两个是可治的。沃施布斯同意这个观念。“在我看来，这些孩子需要加强介入治疗才能达到正常水准——到那时其他的策略对他们也会有效。但是认为精神病是遗传性，所以它是不可治愈的观点”——他摇了摇头——“那是不准确的。精神病患者有一个不好的名声：他们是极难对付的惯犯。我很担心如果我们将这些孩子称作‘潜在精神病患者’，人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改变不了的特性。我不那么认为。生理已然不等于命中注定。”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精神病学研究员李.罗宾斯在一些行为有问题的孩子们身上做了一系列研究，并且一直追踪到他们的成人时代。那些研究揭示了两件事：第一个是几乎每一个患精神病的成人都像一个孩子一样极度的反社会；第二个是在反社会特征评估中取得高分的孩子中有接近50%的没有变成患精神病的成人。换句话说，早做评估是必要的，但评估结果并不足以预测谁最终会否成为一名暴力罪犯。
正是这个缺口给了研究者们希望。如果说遗传素质是患精神病的其中一个风险因素，那么按照这个逻辑，通过环境因素的影响可以降低总风险——正如可以用饮食法来降低患遗传性心脏病的风险。和许多心理学家一样，弗里克和里拉姆也怀疑精神病极其“难治的”性质也许被过分渲染了，这其实是局限于当时的治疗水平。研究者们正在仔细地试图区分从孩子身上观察到的感情冷漠的特质和成人身上已发展成熟的精神变态特质，这种精神病同其他大多数的心理障碍一样，拖得越久就越难治疗。
尽管如此，弗里克承认目前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最好地去介入。“在你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之前，你需要历经数十年的基础性研究，这仅仅是为了弄清楚这些孩子是什么样的还有他们对什么会有反应，”他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但是找到正确的方向还需要一段时间。”
还有其他的挑战。里拉姆说，由于精神病是高度遗传性的，一个情感冷漠或者麻木的小孩很可能有这样的父亲或者母亲，而且因为父母亲并不一定对行为残酷的孩子有足够的重视，所以这些孩子们往往是被惩罚的多而被教育的少，这就造成了他称作是“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的情况。
“现在的关键是家长停止了尝试，”里拉姆说，“很多训练是关于设法让这些孩子的父母重新尝试，因为他们觉得好像试过了所有的方法却无一奏效。”
安妮向我坦言这正是她的经历。“说的吓人一点，事实是作为一位母亲，你在你和孩子之间竖起了一面墙。感觉像是身处军队之中，每天都会遭到密集的火力攻击，但你不得不让自己坚强起来抑制住内心中对自己孩子的负面情绪的爆发以及憎恨。”
当我问安妮是否担心迈克尔的行为会从心理上影响到他的弟弟艾伦，尤其是，他似乎很崇拜迈克尔——她似乎被我的说法吓了一跳。然后她告诉我，上个星期，艾伦“逃跑”到一个朋友家，那里离家有一英里以上。“我们当然担心得要死，”她急忙补充道，“但艾伦似乎对此很有自信。”
安妮是一个特别严格的人，尤其是对迈克尔，她担心不那样的话他会彻底失去控制。她提及了一段使她恐慌的“犯罪心理”的剧情，其中，一对夫妇的小儿子被他的哥哥杀害。“在那段情节中，哥哥没有表现出一丝悔意，他只是说：‘这是他应得的，因为他弄坏了我的飞机。’当我看到这里，我说，‘噢我的上帝，我才不要让那成为我人生旅途上的一幕。’”她尴尬的笑了笑，然后摇了摇头，“我总是说，迈克尔要么成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要么就成为一个连环杀人魔。”

当听到其他父母听到她说这样的话也许会感到震惊时，她叹了口气，然后沉默了几秒。最后她说，“我会对他们说，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再做判断。因为，你知道的，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抚养迈克尔可不是一件多快乐的事情。”
虽然要改变一个感情冷漠的孩子的行为是可能的，但不清楚的是要修复他们潜在的神经功能缺陷是否可能——例如缺乏同理心。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研究是，一个曾将暴力罪犯的再犯率减半的囚犯治疗小组却将提高了心理变态者的犯案成功率，因为这些人从他们的治疗中学会了如何去假装后悔和反省。一篇相关的文章推测：用利他林来治疗反社会儿童是危险的，因为那些药物抑制了他们冲动的行为，也可能使他们筹划出更残忍更不易察觉的报复。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员马克.达斯发现在这些C.U.儿童成熟之后，他们发展出了假装对人们的情感有兴趣的能力。“”达斯说，“虽然他们没有情感上的同理心，但是他们有认知上的同理心；他们能说出其他人感觉到了什么，他们只是不关心或者自己没有感觉到它。”当安妮担心迈克尔可能已经开始控制他的治疗师——编造某些情感来取得分数——她可能比她自己以为的还要正确。
不过，绝大部分研究情感冷漠的孩子的研究者们都保持乐观，正确的治疗方法不仅能改变行为而且能教导一种理智性道德，这种理智不会只是障眼法。“如果一个人没有处理情绪的物理条件，你将无法‘教’会他处理情绪，”唐纳德.里拉姆说，“就像糖尿病，你永远不可能真正治愈它。但是如果你成功的概念是这些孩子不会变得暴力也不会坐牢，那么我认为治疗是会对此有帮助的。”
弗里克想研究得更透彻一些。他说，如果治疗开始得足够早，通过教给他们从鉴别情绪（C.U儿童通常很难察觉别人的恐惧）到基本的金科玉律这样的治疗，那么就很有可能重塑大脑，从而让C.U.儿童都能有更强的同理心。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在C.U儿童身上验证过这种治疗方法，但是弗里克说以前的一个研究表明在家长温暖而充满爱的教养方式下，似乎能逐渐减轻C.U.儿童情感上的冷漠——即使是那些最开始抗拒这般亲密的孩子。
截至一月，沃施布斯对奖惩策略的分析未显示出相容性——可能是因为研究小组太小的缘故。这个夏天，他打算将项目由原来的一个小组扩大到四个，每个小组都会再分为C.U儿童组和行为失常儿童组。沃施布斯希望能通过两组间的比较，对他们对治疗方法反应的区别做出评估。
至于迈克尔，这个治疗项目是否帮到了他还很难说，在营地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咬了一个顾问的胳膊，这是他以前从未做过的。回到家里，米格尔说迈克尔在不服从时变得狡猾。“他不在那么喜欢尖叫，”他告诉我，“他只是做他想做的，然后对此设置谎言。”
米格尔说他依旧对迈克尔的成长将会沿着一条与自己的经历类似的道路而抱有希望，“有时候当迈克尔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很清楚其中的原因，”他耸了耸肩接着说道，“因为我做过类似的事情。”在此期间，他尽可能主动提供给迈克尔一些建议。“我尝试着告诉他：你是和其他很多人一起生活，他们对想做的事情都有自己的观点，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要跟他们相处。”